车厢里依旧乱着，有人手里举着钱，嘴里嚷嚷着什么。有人从狭窄的过道里挤过来，又挤过去，没人知道他想要干什么。
铺着白桌布的小桌上，那把枪已经不见了。军用挎包和红绸子也不见了。
是我自己搞错了吗？
根本没有什么人带枪？
那不过只是个玩笑，只是个幻觉吗？
小桌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同学也到餐车吃午餐去了。
后来再想起那件事来，我还是觉得那把枪是真的。枪就像一种暗示，重重地压到我头上来。未来是重的、硬的、没有人情味儿的，用钢铁制成的。
以一个洋娃娃的心态来面对现实，又怎能不是一场大败？
第三章 在异地遇到的北京人
培小阳是我在异地遇到的北京人，他个儿不高，面色微黄，人很瘦，在他的自我感觉里，他觉得自己长得不错，用北京话说，叫做“长得挺精神的”。这是他自己的原话，他是个自恋之人。培小阳非常健谈，一天到晚话特别多。在单调压抑的环境里，遇到一个爱说爱笑的北京老乡，我自然喜欢同他聊天。但在军校，男生和女生不能常常见面，因此，跟他聊天就变成一件很难得的事。
我们都盼着假期的来临。
在Z城，生活十分严酷。
一切都改变了，生活中原有的色彩不见了。耳边传来一遍又一遍的号声。这些号的分类很细，直到许多年之后，我仍没有弄懂这些号的区别，它们是：起床号、收操号、上早自习号、下早自习号、早饭号、上课号、下课号、午休号、午休结束号、晚自习号、熄灯准备号、熄灯号……
我生活在一张表格里，一百二十分地不适应。
幸好有了培小阳。
他的出现，使我有种仿佛回到北京的错觉。我想念北京的一切，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街道，北京话，北京人。我没有办法适应异乡的生活，陌生的语言环境，奇怪的、让我没办法理解的处事态度，彼此之间勾心斗角，明争暗斗。
在算计人方面，我是一个十足的傻瓜。
单纯得要命，天真得要命。
我所熟悉的世界，一下子在眼前完全消失了。北京已退到我的视线之外，我看不见它，摸不着它，呼吸不到北京的空气，听不到悦耳的普通话。这里没有音乐，没有文学，没有美术馆，什么都没有。总结起来，当我在外面上学的时候，错把一个北京孩子当成北京整个城市的化身了，但他无法与我的城市北京画等号，他不过是北京的一粒沙子，他的分量太轻了。
《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
在写了《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成名之后，我接到各种各样的人打来的电话，有许多早已消失在时间后面的人，重新在电话里冒出来。
“猜一猜我是谁？”
他们往往以这样的方式开始。
培小阳在我的小说《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出版之后，也曾以类似的语气打过电话，“猜一猜我是谁？”他的语调十分油滑，透着一股熟稔而又庸俗的气味。
说实话，要我把那一段生活写出来，对我来说是种酷刑。我很后悔，不该在军校秘密恋爱，使生活变得异常扭曲。在非常时期，人的眼光会变得很狭窄。
开学没多久，学校举办文艺汇演。我们女生班自编自导了一个舞蹈《太阳鸟》。彩排那天，学校大礼堂的后台挤满了人。我们队还有一个男声小合唱的节目也在参加彩排。队干部正在请人给我们化妆，当时后台乱乱的，服装扔得到处都是。
队干部正冲乱扔东西的人发火。
有人在舞台正中跑来跑去，发出咚咚的响声。灰尘从高处的梁柱上飘落下来，带着股陈年的味道。我穿着条火红裙子，被打扮成一只“鸟”。头顶的“冠”是用鲜绿的毛线做成的，看起来有几分可笑。
果然，有个人走过来对我说：“赵雪凝，你们的服装太可笑了。”
我有点奇怪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那人说：“咱们是一个队的，只不过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我叫培小阳，培是培养的培。”
我说：“你的姓怎么那么怪呀。”
他说：“怪又怎么啦，人好不就得啦。”
说完，他做了一个好像跟我很熟的表情。
我好久没有听见北京人说话了，心里“哒”动了一下。这时听到远处有人在喊我的名字，我看了眼培小阳，就转身走了。
他们在舞台上演唱。
我注意到那个叫培小阳的男生眼睛特别亮。
多声部合唱。声音重重叠叠，似波涛，似海浪。男生培小阳的眼睛，在灯光里一闪一闪，隔着重重人影，他仿佛在冲我微笑。
中秋节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从中秋节那天开始约会的。所谓约会，不过是在树影下站一会儿。我们都怕被别人看见，说话的声音极小，类似于一种隐秘的耳语。记得那时候，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北京。故宫、北海、颐和园、香山、八达岭长城，我们把好玩的地方都谈了一遍，眼睛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北京，是多么遥远啊。我们以前从不觉得北京有多可爱，可一旦离开了，就会想起它的种种好处来。
“放假回北京，咱们一起去玩吧。”培小阳说，“我现在就盼着放假了。”
“去哪儿玩？”
“哪儿都成，只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北京咱们就自由了。”
回到宿舍，我躺在下铺硬邦邦的床上，睡意全无。我一遍遍地想着刚才在楼下，我和培小阳的那番谈话。“回北京咱们就自由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呢？
在漫长的白天，我们总是假装不认识，即使面对面走过，也不能说话。有一次，在饭堂看见他在那里打粥，用大勺子一下下地捞着大桶底下的米粒，我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他没有察觉是我。等他发现了，就立刻把手中的大勺子让给我。
“噢，不，你先盛。”
“来吧，还客气什么。”
他把勺子交给我的时候，他的手无意间和我的手碰了一下，触电一般，霎时间我感到一阵麻。
我闭上眼睛跟他拉手，我觉得我在跟我的城市北京拉手。只要有他在，亲爱的北京就不会离我太远。
后来，我们又有了进一步的接触。
用怎样的语言来描述那场含义复杂的初恋呢？这里，我不得不发明了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词语：“准肉体接触”。
接 触
培小阳想出一种办法，使他和我的交往更加隐秘，按他的话说，叫做神不知鬼不觉。具体办法是，他通过地方邮政局传递信息，也就是说他写好信后，不直接交给我，而是贴上邮票，投进邮筒中。那封信在外面转一圈之后，再由文书交到我手里。
从表面上看，我和培小阳很少交谈，见面就像陌生人一样。但我俩经常通信，从一个信箱，再寄回到这个信箱，骗过所有人的眼睛，情感在纸上灼热燃烧着，表面却像水一样平静。
如果这场恋爱始终停留在纸上，没有后面的事情发生，那生活可能就是另一番模样。雪凝还会不会是今天的雪凝？
我不知道。
星期六下午，我收到一封信。信封上照例只写“北京”两个字，这是我们的暗号，信封上不写地址，只写“北京”这个虚拟的地点，其实，信不是从北京寄来的，信就是从这间教室出发，再飞回来的。
那种信，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羽毛信”，意思就是那封信插着白色的羽毛，飞出去，又飞回来。
“白色的羽毛”拿在手里，虽然它已经在外面周游了一两天，但似乎仍带着写信人的体温。有时候，晚自习，我甚至能看见那个人坐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趴在桌上长时间地书写一封信，我甚至能听到他沙沙书写的声音。
我知道那封信是写给谁的。
但我不能马上得到它。
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总是要折磨我两三天。两三天之后，等信从邮局飞到我手里的时候，拆开信那一刹那，那种猜测与折磨已到了极限。
这一次，培小阳给我写了一封奇怪的信。信中说让我星期六晚上6点钟准时到大教室来。按规定我们每个星期六晚上6点半都要统一集合到大礼堂去看电影，电影是总政宣传片，每个学员都必须看。
6点钟，距6点半集合看电影，这中间有半小时的时间差，我想象不出培小阳要利用这半小时做什么。
教学楼里一片漆黑，我像掉进一口深井，越走越感到害怕。这已经不是白天那个我走惯了的热热闹闹的大楼了，过分的安静使我疑心自己走错了地方，误闯进一个学生不该去的区域。
我走到大教室门口，站住，回想起开关的位置。我抬起手，正要按下开关，突然，我的手被一只滚烫的手握住了，耳边出现了一个神神鬼鬼的声音。他说：
“别开灯！”
我被人一把拉进门去，教室门迅速合拢，四周鸦雀无声，寂静得像一场阴谋。
黑暗中发生的事
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北京正遭遇前所未有的“非典”疫情，我日日夜夜陷入回忆之中，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相对隔离。
在黑暗之中，培小阳的手伸过来，他抱住我，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
他在发烧。
他的脸是那样烫。
他说你别动，我等你好久了。
说着，就把一只手伸到我衣服里面去了。我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只觉得胸口一松，胸罩已被松开了。
培小阳显然是有备而来的，他那么老练，令人吃惊。
我全身开始变得滚烫。长大后从来没被人像这样摸过，感觉有点怕。我站在那里，木木地被他抚摸，心里空空的，不知怎么，心里好难过。大概是还没准备好吧。
7岁那年，也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