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所在的村子，叫兴塘村，与北面的学校相隔仅三里地，且都是沿着弯弯曲曲的大堰走，爬坡上坎的时候不多。农活做完了，王安就去学校玩儿。
学校有啥好玩儿的？操场是块小小的土坝；只需过个周末，上面就长满乱草。没有篮球架，也没有乒乓球台。而王安就喜欢去，去了还只能在操场上转转。那时候，加校长在内，学校共有三个教师，都不喜欢王安，尤其是校长杨传民。杨传民五十多岁，一生勤勤恳恳，最看不上的就是游手好闲之徒。杨校长觉得王安就属那类人。另两个教师，一个姓靳，一个姓胡，靳老师总认为王安到学校来是显摆的，他们三个虽然年龄悬殊，却都只是初中毕业，而王安读过高中。既然靳老师这么说，胡老师就认为靳老师的话对。
因为不喜欢，三人从不请王安去办公室或者寝室坐。
可是有一天，王安自己进了他们的办公室。
学校跟普通农家一样，修的是高门槛，王安那天带着谦卑的笑，两手扶着门框，先把那条短腿迈进去了，再身子一斜，把长腿迈进去。山村小学无等级之分，校长和普通教师都在一间办公室，当时三个人都在，都很不愉快地盯着他。他走到那张松木拼成的办公桌前，从裤兜里掏出一包香烟——王安自己不抽烟，那包烟是头场专门请人带回来，等着这一天用——很不灵便地启了封，抽出一根来，双手递过去，再抽出一根来，双手递过去。三个人接了他的烟，脸色好转了。没有多余的凳子，胡老师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王安坐，王安摆着双手推辞，脚底下没站稳，差点倒地。
三人的烟还没点上，王安就急匆匆地说：“杨校长，我想跟你商量件事。”
杨校长觉得新鲜，眯着眼睛望着他。
“我想在操场上修两个乒乓球台。”
杨校长笑了一声：“你娃！想钱想疯了？我告诉你，别说修乒乓球台，就是做条板凳我也拿不出钱给你。”
王安说：“有钱就给我两个，没钱就不给，我无所谓。”
这话听上去像王安家发财了似的，可山里人谁不知道他家穷得叮当响呢！他小时候得病，父母借了不少钱，后来读书，又借钱，背了一屁股的烂账，嫁他姐姐的时候，只杀了只兔子招待客人，山里人至今说起来都红眼睛，而他王安说话还这么大口气！
杨校长把一截儿弯曲的烟灰抖掉，生硬地说：“既然这样，你愿意搞就搞。”
王安果然动手了。前些天，他家的猪圈垮了，反正暂时也没钱买仔猪，父子俩都没心思立即去把它修好。猪圈建在一个斜坡上，砖头垮进了下面的竹林里，王安将砖头捡进背篼，抽空往学校里背。他给父母亲撒了谎，说修一个乒乓球台，杨校长答应给他十块钱。父母想这已经不少了，十块钱要买差不多十包盐呢。至于猪圈，反正把猪拦住就算数，竖几根青冈棒也行。
因为是孩子用，王安把乒乓球台砌得很低，这也刚好让他的砖够用。他没干过这样的活，不过也没什么难的，调上灰浆，把砖砌上去就可以了。上面的台子，他先横几根木棒，再厚厚实实地铺上稻草，用尽量平展的几块石片子压上去。
那段时间，简直是孩子们的节日，台子还没成形，他们就把乒乓球拍做好了，都是找一截儿废弃的木板，用弯刀削出一个把子。三位教师冷眼旁观，觉得王安到底是个不务正业的人，孩子们却不这样看，口口声声叫他叔叔，不断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做好，课间休息也要问上数十次。
只要不耽误农活，王安就要忙碌到天黑透了才一瘸一拐地回家。其间，他的手被瓦刀拉了条口子，回家途中掉进了冰冷的堰渠，不过这些事都是农人经常遇到的，没什么大不了。
竣工的那天，杨校长把他留了下来。杨校长避开两个教师，单独把他请进了自己的寝室，从口袋里摸索出五块钱来，对他说：“我没想到你娃心那么硬，为挣钱啥事都忍得，但我没多的钱给你，只能给你五块。村小都是被中心校管起来的，学生的书学费按人头全部上缴，我们的工资也由他们发，根本就没一分钱的办公费。你总不能因为修了两个乒乓球台又去找村民捐钱。当初翻修学校的时候，大家没计划这些东西，证明他们认为不需要！孩子到学校来是读书的，不是玩儿的，玩儿累了，就没精神读书了；再说，哪家的孩子放学后不割牛草捡柴火？干这些事都要体力，要是在学校就搞得筋疲力尽，回家就干不了这些活。这五块钱是从班费里出的，你拿去吧。”
王安把钱接过来，咧了咧嘴，说了声谢谢，就朝门外走。
他是在嫌少，杨校长想，这五块钱还是我掏的私人腰包呢，一分一厘都交上去了，哪还有狗屁班费。杨校长心里有些不舒服，但他看见王安踩高跷走路的姿态，还有他被瓦刀割伤的手，心里热了一下，把王安叫住了。他走到王安身边，说王安哪，你想没想过你的将来？像你这个样子，开不了山，犁不得田，你以后的日子咋过？你爹妈的年龄跟我也不相上下了吧，他们管不了你一辈子的。何况你家还欠那么多债！——你为啥不去学门正经手艺？
王安站了片刻，没回话，走了。杨校长看着他瘦得麻秆儿似的背影，立即有些后悔。他那些话帮不了别人，只是往别人的伤处撒盐。乡下现在哪去找什么手艺人？扯布来请裁缝做衣服，还不如买成品便宜，样式也没人家的好看，裁缝早就没活干了，缝纫机生了锈，变成了废铁。学篾匠吧，编背篼、花篮、筲箕等日用品，差不多家家男人都会。编晒席要复杂一些，可一铺晒席要用十几二十年，你总不能十几二十年才做一趟几十块钱的生意。至于犁田耙地的物件，人家也都习惯了去镇上的铁匠铺买。乡下已经没有手艺人了，乡下的手艺人都绝种了。
杨校长、胡老师和靳老师都不喜欢打乒乓球，但他们还是很快感觉到了球台的好处。南山小学没有高台，以往老师集合学生讲话，都只能跟学生一起站在平地上，现在则可以站到球台上去了。站在高处讲话就是不一样，那会平添一种威严。乒乓球台离旗杆很近，每周星期一升国旗的时候，老师或学生代表做“国旗下的讲话”，也可以站到上面去……
南山的冬天特别冷。冰柱子从山涧垂下来，不是白的，是青黑色的。有些小孩子不懂事，伸出舌头去舔，当他们尝到类似金属滋味的同时，舌头就被冰“吃”住了。这时候必须迅速用斧子把冰柱剁下来，用火烘烤，要是动作稍慢，舌头就会变黑，变硬，轻轻一震动，就脆生生地断掉。南山人为了蓄水，一到冬天就把绝大部分田地变成冬水田。学校周围，除了背靠的那面山，其余三面全是冬水田。冬水田结了冰，白亮亮的，要是出点太阳，能把人的眼睛晃得老半天看不见东西。操场边是红沙土，这种土连长一点野草的营养也不愿给，全是光板板的斜坡，学生下课打闹的时候，稍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冰田里，嗖地一声，从这头滑到那头。如果遇到薄冰，它就咧开嘴——先是咧开密密实实的皱纹，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嘴张大，将人吞进去。冬天的水浑身都长着牙齿，抓住你，就狗一样朝你身上扑，被救起来时，往往面目全非。
现在有乒乓球打了，掉进冰田里的可能性更大，不是人掉进去，而是乒乓球掉进去。一个乒乓球要几角钱，孩子们要吊着父母的衣襟哭闹好几天，父母才会翻出瘪瘪的荷包，将几角钱拿出来，去镇里买回那蹦蹦跳跳的家伙。将球交到孩子手里的时候，常常要附带赏孩子几个耳光，骂几句“败家子”之类的话。因此，孩子们都舍不得丢掉乒乓球，别说掉进冰田，就是掉进深井里，他们也要想法将它捞出来。
王安又在操场边转悠了。这时春天已经到来。王安这回背来了几丛野斑竹和一把大锄。斑竹命贱，石骨子地里也能生长，王安想把它们栽种到操场边的坡面上。在南山，斑竹有一个别称，叫雷响竹。意思是几声春雷滚过，它就醒过来了，一枝发十枝，十枝发百枝，王安只需在每个坡面栽上一丛，今年过去，就会形成葱绿的围栏，学生就再不会掉进水田里，乒乓球蹦下去的可能性也会大大减少。
他栽斑竹的时候，学校已经开课，靳老师站在远处，悄悄对杨校长说：“好像南山小学是他的一样。”杨校长也正这么想，心里酸溜溜的，但他笑着说：“那小子是个有心人。”
时间仅仅过了几个月，杨校长就没有这么轻巧了。斑竹的根脉在土地里迅速延展，脆嫩的竹簧在风中发出悦耳的哨音。有了这道屏障，学生们在感觉上也安全了许多。家长们很快知道了这件事，都说杨校长在管理学校，可还没人家王安想得周到呢。有些性格爽直的人，把这样的话当着杨校长的面也说。杨校长总是带着夸张的热情把王安表扬几句，可人一离开，他就听见自己脸上响起咔嚓咔嚓碎裂的声音，那是他在人前绷着的面子。
这天王安又到学校来了，杨校长远远地见他从堰上跛过来，就站到操场边上，等着他。
王安走完了渠堰，需过几条田埂。最末一条田埂与一段窄窄的土坡相连，爬上那段坡地就是操场。杨校长堵在路口，居高临下地看着王安那颗扁扁的头。王安抬头给他打招呼的时候，他气呼呼地问：“王安，你究竟啥意思？”王安有些摸不着庙门。杨校长指着斑竹林：“你是不是成心败坏我？”王安明白过来了，脸红筋胀地仰着头说：“杨校长，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怕学生的乒乓球掉进田里，他们去捡球出了事，我就要负责。乒乓球台是我修的呀。”杨校长心想，你不仅要标榜自己栽了斑竹林，还要标榜修了乒乓球台，修乒乓球台我不是给了你钱的吗！杨校长气不打一处来，粗话也带出来了，他说你一个闲杂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