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汤姆和朱迪就像他们做实验的动物——天真、愚蠢，从他们踏上普拉姆岛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结果。
信的末尾是：
“约翰，我们俩非常喜欢你相信你，而且知道你会尽可能伸张正义。
爱你的汤姆和朱迪”
我放下信，呆呆地楞了许久。
如果这封信能早一点到我手中，那我这一周的经历定会大不一样。当然爱玛会还活着，虽然我可能永远没有遇见过她。
一百年前，人们只是偶尔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然后被迫选择一个方向。今天，我们生活在集成锌片的世界中，每毫微秒就有一百万条线路在打开和闭合。更糟的是，按钮掌握在其他人手中。
我花了近半小时仔细思考人生的意义，这时门铃响了，打开后进来的是警察，尤其是来自国内事务局的一帮小丑，好像为了什么原因对我有些恼怒。跟着他们我到了第一警视厅，详细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回电话，为什么不参加会面，更不用说在南侯德镇兼职做警察。我的土司沃尔夫中尉也很不高兴。法纳利也在，我俩对重逢感到喜悦，还大笑几声。
不管怎样，头头们讲了一大雄废话，一一列举我惹下的麻烦。我只好叫来律师和侦探人才协会的代表。傍晚时分，我们达成一项协议。
这就是生活。生活的意义和善恶、对错、职责、荣誉、祖国和其它任何东西都没多大关系，而是在于如何达成恰当的协议。
38
第10大道上下了一场小雪，我站在六楼上看着雪花在下面街灯和桅灯的四周飞舞。
我班上的学生鱼贯而人，但我没有回头去看。这是新学期的第一课，虽然还没有看到花名册我估计能有三十个左右的学生。这门课名称是刑事侦察（T09号）——副标题是他杀调查，每周三上课两小时，一共十五次课，外加讨论课，总共三个学分。我们将在课上仔细研讨各种刑侦技能，包括保护犯罪现场、调查取证、保护证人证物和审讯技巧，还有和诸如指纹技术人员和病理学法医等其他专家之间的工作关系。最后四次课我们将研究一些著名的他杀案例，但不会讨论长岛北福克县的多起谋杀案。我总是在上课一开始就把情况讲清楚。
上我这门课的学生通常情况下各种人都有：有借钱专程来纽约拜访名侦探的警察崇拜者；有来自城市或郊区的穿制服的警察，他们要么把眼光盯在金盾徽章上，要么想着怎么快点晋升。时不时地还会有些辩方律师想从我这学习怎样在技术细节上证明那些社会渣滓一样的当事人无罪。
有一次，我遇到个家伙每次都来上课，仔细听讲，课程得个优等，但出去之后就谋杀了妻子的男朋友。他自己认为干得天衣无缝，却被一个证人无意中瞧见，结果还是被送进者斯巴克监狱。这只是说给你听听，我觉得他还是该得那个优等成绩。
我已经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下面还有课程名称。这样做是为了那些未来的福尔摩斯们，他们需要比指导老师名字和教室号码更多的东西以确信自己没有走错地方。
因此，我和纽约警察局协议的一部分便是他们答应认可我的四分之三伤残补助，放弃准备所有起诉，并帮助我得到一份副教授教职和在约翰刑侦学院教两年刑事侦察的课程。纽约警局和这个学院联系很紧密，所以这对他们并非难事。而我这边必须退休，对警局和上司作出积极的公开评价。我终于结束了，每天坐在地铁里，我都大声宣布，“伟大的纽约警察局，我爱沃尔夫中尉。”
这时上课铃响了，我从窗口走到讲台上，然后说，“晚上好，我叫约翰·柯里，以前是纽约警察局谋杀科的一名侦探。在你们的课桌上可以看到一份课程大纲、参考必读书目以及适合作论文和设计方案的若干论题。”我又说，“你们将要在课内作完设计方案。”这样可以把我须要讲授的三十个小时削减掉相当一部分。
我又唠叨了一些成绩和出勤等方面的情况。看着前几排学生的眼睛，发觉他们的年龄从十八岁到八十岁不等，大约男女对半。有白人、黑人、亚洲人和拉美人，有个家伙戴着穆斯林的头巾，另两名妇女穿着印度莎丽服，还有一名穿着罗马式护肩的牧师。只有在纽约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猜他们惟一共同之处就是对谋杀侦察感兴趣。谋杀既令人害怕又引人人胜，它是最大的禁忌，或许是任何时代各种文化都要谴责的一种罪行，而且被视为反社会、反部落、反群体和反个人的头等大罪。
此刻我一边说着话一边注意到有许多双明亮的眼睛在看着我，还有很多人在点头，看来大家都愿意呆在这听课，虽然教室里并不总是这样。
我又说：“我们也将学习一些非科学的调查方式，诸如预感、本能和直觉。我们将试图定义这些——”“对不起，侦探先生。”
我抬头看见一只手在最后一排举起来挥舞着。了不起，可至少也应该等我的夸夸其谈结束吧。那双手应该连着一个身躯，可那位女性偏偏坐在一个大个子家伙后面，我只能看到她那只挥动着的手。我说：“有事吗？”
看见站起来的竟是贝思·彭罗斯，我几乎要跌倒在地板上。她说：“柯里侦探，您能谈谈合法的搜查和逮捕以及遇到非法搜查时嫌疑犯应有的权利这方面的情况吗？还有怎样和你的合作伙伴处好关系而又不把他或她惹恼呢？”
全班同学都哄笑起来，我却不觉得好笑。
我清了清嗓子说：“我……现在室内休息五分钟，我马上就回来。”说着离开屋子走到了楼下。其它班级都在上课，过道里一片寂静。我在喷泉边停下来，喝了口水。
贝思·彭罗斯站在几英尺外注视着我，我直起身子看了她片刻，下面是紧身蓝牛仔裤，脚穿旅游靴，上身是方格呢法兰绒衬衫，袖口高卷，顶上几粒扣子敞开着，比我预料中还多些男孩气。我说：“弹伤好了吗？”
“没问题，只是擦了一下，留下疤痕。”
“将来把这件事告诉你的孙子们。”
“对。”
我们站在那互相看着对方。
终于她说：“你从未给我打过电话。”
“对，从未打过。”
“法纳利非常好，让我及时知道你的情况。”
“是他？我见到他时准会一拳打他的鼻子。”
“不，你不能。我喜欢他这样，可惜他结过婚。”
“他也那么说。你报名上这门课了？”
“当然。十五次课，每次两小时，周三上课。”
“那你一路赶来，得从……你住的地方在哪儿？”
“亨廷顿。坐汽车或火车不到两小时。九点钟下课，我到家可以看到十一点钟的新闻。”贝思问我：“你呢？”
“十点钟到家。”
“我是说教书以外你做什么？”
“足够了，三天课在白天，一天在晚上。”
“你怀念那份工作吗？”她问道。
“我猜……有点。我怀念过去的工作以及与我一起工作过的那帮伙计，还有那……于事时的感觉……可并不怀念那帮官僚和他们的胡说八道。也该是换换地方的时候了。你怎么样？还是那么雄心勃勃？
“当然，我是个英雄，他们爱着我，我是整个部队和女性的荣誉。”
“我也是男性的光荣。”
“只有你们男性这样想。”她笑起来。
显然贝思比我谈得更带劲。
她转换话题说：“我听说你曾去南侯德警署谈过几次。”
“对。他们一直想搞清事情经过。”我接着说：“考虑到自己头部受伤造成的选择性健忘症，现在我尽可能对别人多一些帮助。”
“我听说了，这就是你忘记打电话给我的原因吗？”
“不，我没有忘记。”
“嗯，那么……”她没有说完又问我，“你去过北福克地区吗？自从——”
“没有。而且我可能再也不会去那里，你呢？”
“我有点恋上那地方，于是在卡桥格买了一部分周末度假村，周围是一片农庄，使我想起小时候父亲的农庄。”
我刚想回答，又决定不说。我不知道谈话会怎样发展，但我清楚贝思·彭罗斯每周三来回三四个小时并不是想听听老师的金玉良言，我的话她早巳听过，并且在九月份曾经拒绝接受其中的一部分观点。显然彭罗斯女士感兴趣的远不只三个学分。而另一方面，我偏偏习惯于和别人没有关联。
贝思说：“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告诉我你叔叔的地方已给卖“是的，那房子让我有点莫名地悲伤。”
她点点头：“那好，每个周末你都可以来卡桥格拜访我。”
我看看她，又说：“可我应该先给你打个电话。”
她答道：“我是单身一人，你呢？”
“我的前任搭档怎么告诉你的？”
“他说你也是一个人。”
“但并不孤独。”
“他只是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亲人。”
我没有答话，瞥了一眼手表。
她又换个话题对我说：“警署打听到的消息说案子即将审讯，没有抗辩可能。他们要求判决一级谋杀，处以死刑。”
我点点头。本可以不提及此事的，但是被除掉内脏和假发的托宾还是活了过来。我并不感到太惊奇因为我知道自己当时并没有绘他绝对致命的伤害。我本该这样做，但还是避开动脉管，没有把刀刺进他的心脏或者割破喉咙。我下意识地告诉自己不能犯罪，尽管我稍加努力就可以彻底征服托宾。让他死于休克或者失血，可能那样也不错。现在情况则是，他正坐在县监狱的单间牢房里，考虑是去布巴监狱过一辈子铁窗生活，还是让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一次电击，也许是注射一针毒剂。我希望州法院能尽快决定下来，也希望将弗雷德里克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