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许克己和郑红英的关系早就应该结束了，他们维持着一种最简单而普通的同学和同事的关系，平时井水不犯河水，偶尔冤家路窄，两人迎面相遇，郑红英就主动地问一句很礼貌的废话：“吃过饭了？”许克己也就答一句：“吃过了。”真正让许克己爱情死灰复燃的是，许克己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请了假独自一人回二百多里外的老家为母亲办丧事，第三天出殡，披麻戴孝的许克己悲痛欲绝地跪在母亲棺材前几次晕了过去。他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这种恩情使许克己还没来得及报答就提前结束了，许克己甚至想到了死。这时，郑红英突然出现在了许克己的面前，她拉起了泪流满面如行尸走肉般的许克己说：“克己，你要节哀！生活还在继续。”许克己见到郑红英像是见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说：“我妈妈，没了。”说着就又瘫倒在漆黑的棺材前痛哭失声。郑红英再一次拉起许克己陪着他一起抹眼泪，她的手和许克己的手紧紧地攥在一起，这几乎成了他们这一生中第一次握手也是最后一次握手。郑红英规规矩矩地按照当地的风俗穿上了孝衣并在棺材前磕了三个响头。许氏家族的人都把郑红英当成了许克己未来的媳妇，所以都对这个城里的漂亮姑娘感激有加。
许克己母亲的丧事重新拉近了两人的关系，他们又开始相互串门聊天了。许克己是一个“惜言如金”的人，但他还是在一个月光很好的晚上，坐在窗前的椅子上对郑红英说：“真的很感谢你参加了我母亲的葬礼。”郑红英说：“都是老同学，说这话就有些见外了。”许克己壮着胆子问了一句：“你能再送我一个笔记本吗？”郑红英长时间地沉默，许克己听到了自己腕上手表指针走动的声音，这声音像锯子一样将这个寂静的夜晚锯得四分五裂。过了很久，郑红英平静地说了一句：“我只有校团委的工作笔记本，你要吗？”这下该轮到许克己沉默了，他没说话，可郑红英显然对那种酝酿后的答案缺少应有的信心，所以她站起身来说：“我先回宿舍了，明天早上还要去市里开会。”郑红英走了，许克己坐在椅子上看月光已经从窗台上移走了，他耳朵里灌满了蛙声，这使他回忆起护城河边的岁月里在月光下蛙声里纺线的母亲，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时间和岁月磨洗着人的容颜和事物的真相，七十年代到来的时候，许克己和郑红英都已经成为大龄青年了，他们的同学早就抱起了儿子并在天伦之乐中享受着生活应有的温馨和平静。而此时，二十八岁的许克己却像一页古书一样严谨而刻板地走在阳光和风中，头发干燥，面色凝重，字正腔圆的声音开始拖起了长长的尾音，那种磁性的光辉已经在春华秋实的更替中暗淡。许克己已经很多年没有上台朗诵过了，他觉得他正在走近他的父亲许慎之公，除了没有长长的胡须，他在捧读那本发黄的《四书校注》的时候，他觉得父亲慎之公已经复活了，因为他的思想和情感已经乘上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那辆周游列国的马车。而此时的郑红英却时来运转，飞黄腾达，旧的校领导班子在“反潮流”的声浪中全军覆没后，二十七岁的郑红英当上了校党委书记和校长。这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许克己和郑红英这两个人再也不是以前郎才女貌所能概括的了，他们就像《红灯记》里所说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了，随着革命的深入，许克己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政治学习心不在焉，大批判时消极怠工，在“兼学别样，也要学工学农学军”的时候，教师范生普通话正音的许克己就像一个空酒瓶摆在酒桌上一样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了，更何况大批判的时候，一律要用方言批判，因为那是一种朴素而真实的阶级情感的自然流露。
就在全校所有的人认为许克己和郑红英关系已经成为历史的时候，郑红英找到了许克己，她直截了当地说：“克己，毕竟这么多年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明天就买一个笔记本送给你，当然不是公家的。”郑红英和许克己都知道，这么多年来，他们两人虽然从没明确过关系，但两人都拒绝了所有好心人的提亲，这使他们两人都感到奇怪，但谁也没有交流过这是为什么。许克己在亲戚朋友巨大压力下，他也想将自己交给一个女人和一个家庭，就当做是完成一个人生的作业一样了结它。所以他在听了郑红英的话后，说：“如果你送我一个笔记本的话，我就送你一支钢笔。来而不往，非礼也。”郑红英说：“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许克己说：“什么条件？”郑红英说：“你能不能把许克己这个名字改了？‘克己复礼’被林彪写成了条幅挂在家里，而且这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孔老二说的，林彪又用这句话借尸还魂。”许克己突然从椅子上反弹起来：“你怎么能这样无礼，你居然说孔夫子他老人家是孔老二？”许克己的脸涨红了，他嘴唇哆嗦着，眼睛里流露出愤怒而痛苦的光芒：“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郑红英刚刚在市里听了内部传达，所以她提前透露信息并且很为难地说：“你怎么一点政治意识也没有，全国批林批孔的运动马上就要全面发动了，你还起着这么一个剥削阶级的名字，你叫我怎么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许克己打开门，伸出手做出逐客的姿势：“请你不要想让我改名，更不要亵渎孔夫子。”
批林批孔运动在全校铺开的时候，每个教师都要写批判文章，分教研组进行座谈讨论，许克己当着进驻学校的市工宣队的面拍案而起：“孔子说‘自行束修，有教无类’，连穷人的孩子都可以上学，完全是无产阶级的感情，怎么能骂人家是孔老二，林彪是什么东西，他怎么配跟孔夫子合穿一条裤子，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郑红英脸色当时就变灰了。许克己还说“学而优则仕”有什么错，难道要让那些考试不及格的人去当领导吗？
事后，市里准备将许克己定为现行反革命，也有说干脆逮捕法办算了，但不知何故，许克己只落了个清除出教师队伍的处分，郑红英说：“你还是留在校文印室刻钢板吧。”许克己对郑红英说：“我不刻钢板，我要打扫卫生。”
那一刻，郑红英看到许克己脸上的胡子像蒿草一样茂盛，青黄不接的脸如同一本古书的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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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红英并没有让许克己在校园里打扫厕所和办公室的卫生，她让许克己负责上下课打铃和课间放广播体操。许克己整天闷在值班室里啃“毒草”，驻校批林批孔的工宣队队长向郑红英举报许克己思想顽固在值班室看“四旧”的书，建议组织全校教师公开批判一次。郑红英说许克己已经不属于教师队伍，这件事等研究后再说吧。工宣队长捋了一下头顶上寥寥无几的几根头发说：“师范学校是形左实右的重灾区，不让逮捕，不让打反革命，也不让批判，这不是路线问题是什么？”郑红英对这位文盲出身的工宣队长说：“先把你们工宣队这个月的伙食费交齐了再说，路线问题的事我比你更清楚，师范学校的事你少管。”郑红英拿出造反派的脾气将手中的那本绿皮封面的笔记本掼在桌上，工宣队长愣住了。
郑红英准备找许克己谈一次，许克己却主动找到了郑红英的办公室，他们坐在领袖像和带有骂人性质的标语下面进行了这样的对话。郑红英说：“你的那些书再也不能看了。”许克己说：“是的，我不看了，我准备结婚了。请你给我开一个结婚证明。”郑红英问：“女方是哪里的？”许克己说：“市煤球厂的女工，叫王大兰，工人家庭出身。”郑红英说：“结婚是你的权利，学校当然同意。”
许克己结婚的第二天，他从温暖的被窝里被叫起来参加了对他的批判会。校会议室里工宣队的成员和部分教师代表声色俱厉地从许克己的名字开始批判并一口咬定许克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是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衣钵。郑红英脸色很严峻地主持了批判会，她在批判许克己抱残守缺食古不化的同时希望许克己能够和奴隶主阶级划清界线，尽早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工宣队长断喝一声：“许克己，你必须悬崖勒马，顽抗到底，死路一条。”许克己新婚伊始，女人使他安静而满足，他很宽容地看着一张张扭曲的脸，表态的时候只说了一句话：“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所有的人听得一头雾水，批判会开得虎头蛇尾，因为显然这样的批判不能触动许克己的灵魂。
郑红英在许克己结婚一年后嫁给了市革委会的一位比她大十二岁的副主任。许克己结婚无人参加，郑红英结婚不少人参加了，但没请许克己。这个时候，许克己和郑红英曾经有过一段的感情经历实际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部分老教师在提起此事的时候，大多数新来的老师认为不可能。不相信此事的老师中就有刚调来的李保卫，李保卫是许克己的学生，他从市二小调师范后，居然也一本正经地上了讲台。郑红英结婚后搬到了市委大院去了，她的那间平房三年后分给了许克己，因为许克己的第一个儿子已经出生了。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的时候，郑红英校长曾找许克己谈过一次，她问许克己对重返讲台有什么想法，许克己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你可以在八十岁的时候继续开我的批判会，但我这辈子死也不会求你的。”郑红英说：“这话是你说的？”许克己说：“是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许克己是一九七八年初重新走上讲台的。郑红英校长通知他准备上课的时候，许克己不干了，他要组织上给他平反昭雪。郑校长说本来也没给你扣什么帽子，平什么反。许克己说批判会都开过了，至少也要对批判会下一个结论。郑红英说你只是暂离开教师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