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会都开过了，至少也要对批判会下一个结论。郑红英说你只是暂离开教师岗位本来就没有任何文字处理意见。许克己固执地说：“不管怎么说，我被你们打倒了，不给一个结论，我上讲台名不正言不顺。”郑红英脸色非常难看，她以严厉的目光盯住许克己：“许克己，你是不是要我给你写一份悔过书？告诉你吧，如果不开你批判会的话，你就被逮捕了，至少是现行反革命。你有什么委屈的？”
许克己后来找过市教育局也找过市委组织部，得到的答复是：“你的事情根本不属于平反昭雪的范围，既没做牢，也没有去‘五七干校’，文革中讲几句错话，算不了什么。”许克己火了：“我讲的一点都没错，你这是什么意思？”答复他的人见许克己想抬杠，就连连道歉说：“你没错，是我说错了。”
许克己是扬眉吐气地走上讲台的。一九七八年三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许克己换了一件崭新的蓝涤卡中山装，王大兰还在他头上抹了点头油，于是头发顿时就一丝不苟了起来。王大兰说：“平反了，要精神些。”许克己说：“我没问题，平什么反？”许克己给第一届考试招来的师范生上普通话语音课，他第一节课只字不提语音，大谈“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的问题，在强调如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时，还大力表扬孔夫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许克己是因为拥护孔子而被贬到校值班室打铃和放广播体操的，所以他今天要利用讲台旗帜鲜明地证明只有自己才配跟孔夫子合穿一条裤子，而且穿得光荣，穿得伟大，林彪是不配的。只是学生们不知道许克己这些心理活动，他们只是觉得这个老师很有学问。
一九七八年秋天的时候，许克己家里那两间低矮的平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从头上摘下草帽，将一只活蹦乱跳的老母鸡放到煤炉旁，许克己激动地走过去紧紧地拉着晒得黝黑的来人的手，激动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好，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有出息！”这个提着一只老母鸡的来客是当年跟许克己不辞而别的得意门生陈可新，陈可新因为让李保卫偷看试卷而没去成电台，分到乡村小学后，发愤苦读，终于在今年高考中考上了省城大学的中文系，他来向许克己辞行。他说：“许老师，能有今天，全都亏了你。”这话既像感激，又像是讽刺。但许克己却高兴得合不拢嘴，连连说：“哪里，哪里，朝闻道，夕死可矣。”
晚上，已经在师范学校当老师的李保卫请陈可新吃饭，李保卫过来叫许克己一起过去吃饭，许克己对李保卫那副纨绔子弟模样本来就抱有成见，而参加当年作弊的双方宴请，多少就有点否定历史的意味，许克己不想参加，但李保卫如今又成了同事，所以他很犹豫。这时王大兰一句话将李保卫堵死：“老许胃不好，晚上要喝中药，不能喝酒也不能吃肉。”
李保卫走后，王大兰用手指戳着许克己的脑袋说：“真是个书呆子，你要处分的两个学生，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成了你的同事。让你去喝酒是存心出你的丑，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
许克己被老婆的挑拨离间激怒了，他拎起屋角的那只老母鸡就要扔到屋外去，这时王大兰冲过来从许克己手里夺过鸡：“黄鼠狼用鸡给人拜年，这鸡吃定了。”
不久，屋里就传来了鸡在挨刀时绝望的惨叫声。
5
八十年代的天空是蓝的，阳光温暖而明亮，阳光下的人们开始穿西装打领带套喇叭裤留长头发戴宽边的太阳镜，飚车的小青年手里拎着双卡录音机招摇过市，大街上灌满了邓丽君和李谷一的歌声，人们在柔软而抒情的歌声中酝酿着压抑已久的欲望和野心，一个机会主义的时代正在向每个人走来。
许克己依然住在两间光线阴暗的平房里，目睹着墙壁和家具在漫长的雨季里发霉，王大兰说你不能找郑校长申请换一处大一点亮一点的房子吗，许克己缓慢地歪过头看了妻子一眼，说：“斯是陋室，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然后就继续批改作业，修正学生们在作业本上发音的错误。他认为发音的错误会使整个表达的意义被颠覆，正确的发音就是一种正确的思想。煤球厂工人王大兰见许克己整天沉迷于教学和批改作业，对家里的事无动于衷，就经常叹气，有时候实在忍无可忍了，就说一句：“嫁给书呆子，真倒霉！”
刚刚恢复正式招生不久，师范学校教语音课的老师奇缺。在一个方言很重的地方教语音难度极大，方言顽固得就像一个死不改悔的敌人，你进它退，你退它进，卷舌不卷舌音混淆一起使许多学生仇恨自己的舌头为什么不会拐弯，一些学生抱怨爹妈，也有一些学生抱怨自己出生的不是地方。许克己一个人带六个班普通话语音，每天拎着一个砖头一样的“三洋”卡式录音机让学生们反复练，一个个过关，气急败坏的时候，他就会用文言文表达自己的恼羞成怒，学生们觉得许老师的文言文责骂很有诗意，所以也没多少人觉得痛苦。许克己常常在“无可教也”的恼怒中将自己也折腾得心力交瘁，但学生在省市普通话比赛中获奖，却又使他有一种自己重温旧梦的幸福，他想起当年自己在省里普通话比赛时获第一名的时候，中午在省政府招待所吃了一碗不花钱的红烧肉，这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记忆。
就在他每天为师范学校学生普通话发音疲于奔命的时候，他却把自己的事忘了。
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评职称开始了，而许克己还只是一个中专学历，他的学生李保卫都已经拿到了电大大专文凭，一部分人还拿到了函授本科的文凭。曾有人提醒过许克己是否拿一个文凭，但每周二十四节课的许克己说：“我现在连看报纸听广播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拿学历呢？”然而，评职称正式开始的时候，师范学校陆续分来了不少恢复高考后大学毕业的本科生，短短几年的时间，许克己就成了全校学历最低的人。年轻人当上了讲师，而有十几年教龄的许克己却只能评为助教。许克己对助教一词非常反感，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评过三次全市的优秀教师了，怎么才是助理教师呢。他找到郑红英校长，郑红英在她那间已经没有了领袖像和革命标语的办公室里接待了许克己，他们坐在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下方的两张单人沙发上说话，这很有点像当年在许克己宿舍里保持距离聊天的场景，只是他们再也不聊学生时代的事情，也不聊聊关于笔记本的往事。许克己掸了掸袖子上的粉笔灰说：“我不是来求你的，我只是问我一个正式教师，怎么突然间就成了助理教师了？”郑红英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沙发的扶手，不经意地流露出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应有的姿势和腔调，她再也不是那个当年见到许克己就红着脸低着头的小女生了，她很平静地对许克己w说：“我没有说你是来求我的。助教是一种职称，而不是用来界定正式教师和助理教师区别的。你的教学成就是全市公认的，但我们学校大学生太多了，你暂时委屈一两年，我已经报你评特批的讲师了。不过，你最好还是参加一个大专函授的学习，我也在读省委党校的函授本科。”许克己说：“我教六个班的课，哪有时间读函授大专？”
许克己本来不想读大专，但妻子王大兰开始在伙食上让许克己体验不读大专的危害性，最初家里是一个星期吃一次肉，自从许克己评为助教后，王大兰开始两个星期买一次肉，许克己筋疲力尽地从课堂上回家后，就让王大兰加餐买点肉，王大兰将一盆大白菜炒豆腐和一碟腌咸菜端到桌上，气呼呼地说：“连个讲师都评不上，哪有钱吃肉？你看看两个孩子瘦得像小鸡一样，人家小孩喝牛奶，我们家孩子连鸡蛋都吃不上，凭什么我们娘儿几个跟着你受罪？”许克己当助教只有六十八块钱工资，而讲师是一百二十六块，相差近一半，他的学生李保卫由于拿到了大专函授文凭，又是本科在读，所以评上了讲师。这个被他要扫地出门不准毕业的学生居然扬眉吐气地站在讲台上大谈讲师的工资比科长要高。在煤球厂当工人的王大兰的工资只有三十四块钱，两人工资加起来还没有李保卫多，许克己即使再有“君子趋于义，小人趋于利”的高尚情操，可面对两个拖着鼻涕嗷嗷待哺的孩子，他的心里还是不平衡的。
在王大兰喋喋不休的唠叨声中，在工资反差巨大的刺激下，许克己决定攻读省城大学的中文系函授专科。许克己白天教书，晚上批改作业。函授课程常常是在后半夜才开始学习，节假日星期天对于许克己来说是没什么意义的，他就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夜以继日地转动着。函授第二学期的时候，许克己因劳累过度一头晕倒在课堂上，送进医院后被诊断为急性肺结核。许克己躺在病床上看书做作业，医生说如果再这样过于疲劳后果将十分严重，许克己就不敢再看书了。郑红英校长带着副校长教导主任一行来到医院探望许克己，郑红英以领导的口吻很关心地说：“校领导班子对你的身体很关心，这次来，一是希望你安心养病，二是希望你病好后要注意休息，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决定下学期只让你带四个班。”许克己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他声音荒凉而坚决：“这六个班我一定要带到毕业，别人中途插手我不放心。”郑红英送上学校买给许克己的慰问品，两包麦乳精，两包桂圆，五斤苹果，还送上了校工会的八十块钱慰问金。许克己非常不安地对领导们说：“耽误了教学，罪莫大焉；如此体恤，受之有愧。”他的额头上冒出了许多汗。领导们说了许多的温暖人心的关心话后，跟他告别了。
许克己两个星期后出院了，腿有些发软，但他还是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