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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已经走出来很多年，社会也关注了很多年。从最早的全国关注城市流浪人员的“孙志刚事件”，到中央三令五申地要求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底层人的生活状态着实让人揪心，甚至最近又爆出“山西黑砖窑”事件。农民工问题应该是长久的过程，需要关注，但不可能一蹴而就。
然而，静下心来思考，在“农民工带来了什么”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又浮现出来。这个问题似乎长久地被人们忽略了，那就是：“农民工走了，农民工留下了什么？”
事实上，农民出去了，农村好起来。好起来的农村却同样伤了。
农民工走后的农村发出了另一声更加沉重的叹息！
等待回家的农民工
若想更全面地了解农民工的生活，了解农民工走后农村的现状，那么最好去农村走走！
有人说：要想了解中国的农村，最好去安徽的农村。安徽农村是中国农村的标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的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运动，到90年代风风火火的“减轻农民负担”，在每一次农村的变革中，安徽农村都是站在风口浪尖，浓缩了全局的特征，走得深、行得远。
同样，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迁徙运动中，安徽依然是全国的典型。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也为了调查农民工走后，留下的农村状况、特别是留学儿童的生存状况，2005年春节前夕，我们几个同事组成调查小组奔赴安徽。之所以选择春节，主要是想了解农民工回家的情况。中国人的传统是“回家过年”，这是一种特殊的情节，无论穷人，富人，甚至流浪汉，都会成群结队，像候鸟一样，赶在春节回家，而远远在外漂泊打工的农民们，也终于可以暂时逃离锋利的城市，回归泥土，此时的农村才是完整的农村。这个特殊的时间也可以更好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和农村留守儿童的现状。
2005年2月8日，大年29，从长沙开往郑州的2154次列车，我们买了几张座位票。这样的安排是经过缜密考虑的：首先，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安徽北部的萧县，那里离中国的交通枢纽江苏省徐州市很近，而从长沙到徐州没有直达列车；其次，这是一趟双层慢车，装的人多，价格也相对便宜，长沙回北方的农民工大部分都会选择这趟火车；另外，这趟火车直达河南省郑州，河南是中国农民工输出的另外一个大省；最后，我们没有买卧铺车票，而是买车厢内坐票，就是为了可以与农民工近距离接触，体会他们的艰辛。
下午三点半，距离火车发车还有两个小时，我们早早赶到候车厅，已经是人山人海。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在中国之所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春运”，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人多，众多的人们春节前回家，春节后外出，造成这一人类运输史上的奇观，而这些流动的人群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是学生，另外一个则正是农民工。大年29，学生高峰期早已经过去，剩下的只有农民工。
候车厅里，人声鼎沸，臭气熏天，几排候车椅子上，放着大大小小的肿胀的蛇皮袋，捆绑起来的散发尿骚味道的被子和毯子，又黄又旧的肮脏的鼓鼓的旅行包，甚至扁担，铁棍，铁钩，木桶，篮子，草垫，杂乱的放在地上；农民工则横七竖八地坐着、躺着，头发蓬松干燥，眼睛充满血丝，目光暗淡，眼角里堆着眼屎，衣服脏臭，破旧的皮鞋上落满灰尘，带着的水杯有水壶大，盖子里还夹了一层油腻的塑料纸，里面放着浓黑的茶叶水。他们有的站着东张西望，有的在一起嘻嘻哈哈地大笑，笑声又尖又响，有的则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有的脱了鞋子坐在屁股下打牌，有的干脆就把鞋子枕到头下呼呼大睡，仿佛落魄的乞丐。
2154列车是长沙站首发车，因此乘客可以在火车发车前30分钟进站。接近五点的时候整个候车厅突然躁动起来，仿佛听到了无声的命令，农民工纷纷从地上、椅子上站起来，把包裹、扁担一古脑地放到身上，背靠背、肩碰肩地往剪票口挤，我们几个被夹在中间，很快出了一身大汗。
这个时候，火车站的小喇叭响起：交10块钱可以提前进站，并且还有人帮助拿行李！
这个消息让人群更加躁动。一些衣着光鲜的人不愿意夹在农民工中间，于是掏钱先走人，提前进站的人一个接着一个，等候在候车厅的人却不见少。我们旁边的几个农民工已经不耐烦了。原来他们的票没有座位，而且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几个大包，听他们口音是河南人。他们决定交钱提前进站！我很纳闷：平时省吃俭用的农民工怎么会为此掏10块钱？仔细一想明白过来：他们怕不能登上年前的最后一班车，回不了家。
“回家！”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回家的道路，10块钱在那一刻花地是那么值得。
一个农民工立刻就跳过一排候车椅，跑到提前上车的队伍里，另外几个人把包裹从人群头顶扔给他，之后也纷纷跳过去。因为他们胡乱插队，当时还与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但是，他们用力地挣开了工作人员的手，直奔提前进站的入口，甚至差点撞倒本来排在最前面的妇女。他们欢喜地交了10元钱，急切地跑进站台。
五点钟，入站口准时放行，农民工们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下子涌出去，扛着包裹，飞奔冲向站台。我们没想到，拿那么多东西，他们可以跑那么快，竟然带出一阵风来，而那阵势仿佛战争，仿佛逃荒。
等我们好不容易地登到车上时，车里已经挤满了人。门口坐着几个农民工，旁边放满包裹，他们坐在包裹上，有几个甚至铺几张报纸，睡到地上，楼梯上也坐满农民工，行李几乎堵死台阶。我们的座位在上层，几个人费了好大力气才爬到楼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地，我们嚷了好几声，才有一个中年男人，站起来挪动他的蛇皮袋，并站到楼梯的一旁，主动给我们让路，我们向他道谢，他却表情木然，看样子他很累了，庆幸自己终于赶上了回家的路。我们刚走过去，他又一屁股坐到台阶上，依靠着行李，沉重地合上眼睛。
走到楼上，我们又遇到难题，我们的座位在车厢中间，但是，从车门进去，走道里挤满人，大多数都是农民工，他们没有坐，紧挨着身子地站着或者坐到地上，几乎连落脚的空间都没有。从车门到座位大约只10米左右，这10米是怎么过去的，实在是痛苦。整个车厢里，乱糟糟一片，空气躁热、憋闷，有人抽烟，有孩子在哭，有人背着包裹找座位，有人则焦急地寻找放包裹的地方，虽然没有多少空间，但是刚上车，来回走动的人很多，我们只有举着行李挪动，碰到一个人就要说声“让一下”，半天却没有反映。我们很急躁。最后终于到达座位旁边时，我们几个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筋疲力尽的我们发现座位上居然坐着几个农民工，我们在他们身边站了好一会，他们装作看不见。我们说座位是我们的，他们看我们一眼，仍旧坐着，直到我们拿出火车票，他们才很不情愿地让出座位。等我们放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架被杂乱的行李堆得结结实实。想让他们移动行李，依旧是没有人回应。没办法，一个同事，站到座位上，想搬动其中的一个包裹，却不想扭到腰，他以为包裹很轻，猛地一拉，完全出乎意料，因为站立不稳，差点摔下来。我们其中一人只有将包塞到座位底下，刚把手伸进去，就碰到一个硬邦邦的东西，原来是一根铁棍，手当时流出血来，我们哭笑不得。心想：怎么会有人拿着铁棍上车？后来知道，那竟是挑东西用的。
最后，还是一个叫李家和的农民工用力帮了我们一把。
火车上的男人
李家和是坐在我们对面的农民工，巧合的是，他是安徽萧县人，40岁，读过几年书，有些文化素养，体格精瘦，面容黝黑，衣着干净，也有些体面，五官精致，仿佛刀削。“一个美男子”，我们当时想，“如果他生在城市，肯定是的。”
这种假设显得孱弱。他就在城市，可是被“生在城市”这个概念冷漠地踩在脚下，城市鬼使神差地让他“丑陋”！
他很瘦，却很有力，他站起来，往外一拉把一个蛇皮袋拉了出来，塞到座位下，然后将我们的行李放了上去。
就在那个时候，火车开动了！
车身撞动铁轨的瞬间，所有的农民工一下子都活了，仿佛夏日里的柳树遇见风，又好像中了邪，脸上的笑容灿烂盛开，接着夸张地扭曲四肢，满口喷出污言秽语，同时吐沫像花蕊一样纷飞，非常放肆地甩掉鞋子，畅快地抽烟，旁若无人又天经地义式地将腥臭的脚丫踩到座位上。
那是一种宣泄，就在那个瞬间，压抑在心头的本性，突然膨胀，打碎所有卑劣。那种姿态是对城市的藐视！他们可以是自己了。不是离开城市，是回家！“回家”不可阻挡，甚至碾碎“离开城市”这个词！火车的这端是2月8日的长沙，那端是2月9号的北中国！火车的这端是回家，那端仍旧是回家。
所有一切都与城市无关。
火车开动，轰隆隆地开出长沙城。
旅途中很少有农民工和我们说话，在车厢里我们几个是异类！唯一和我们说话的是李家和。
李家和，很腼腆，爱笑，笑起来，嘴微微倾斜。我们了解到，他在老家，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妻子，家里还有一个母亲，今年八十岁，两个哥哥：大哥李家良、二哥李家善同他一样长期在外打工。
他出来打工已经四年多，赚钱供儿子和女儿读书，在他们家里有一个不成文的传统：让孩子上大学。他谦逊地告诉我们，他的姐姐李碧华的两个儿子，大哥李家良的女儿、儿子都是大学生出身，现在已经参加工作；二哥李家良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