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人笑嘻嘻地说：“我们就是摸着玩，不来钱！”
村长说：“哪个讲你们赌博了？”
他们还是畏惧地看着我们，直到知道我们的来意时，他们才放松下来，继续掷色子，搓麻将。旁边两个孩子更是聚精会神地看着麻将，毫不在意我们的到来。在一群人面前，我们像是透明的空气。
中间一个老人出去办事情，突然游戏就三缺一了。剩下的三个人很扫兴，一个孩子突然大叫：“我来，替我外公！”
桌上的人说：“行，行，这伢子比他外公的麻将打得还好。快点咯。”
那个孩子迫不及待地坐到桌边，娴熟地掷色子，迅速地摸牌，把麻将牌摆得整整齐齐。结果，一局下来，那个孩子竟然“胡”了！他把麻将往桌子上一摊，跳到凳子上兴奋地叫着：“给钱，快点给钱！”
另外三个男人瞪着他说：“哪个要给你钱，要死呀！”
孩子，不依不饶地说：“你们输了就要给钱，刚才还赢了我外公的钱，现在我赚回来了，不给就是癞皮狗！”
三个男人很不高兴。显然，他们刚才在赌钱，而且故意隐瞒我们和村长。不想被不谙世事的孩子揭穿了。
三个男人说：“再要钱，老子打死你。”说罢，三个人扬长而去。
见到那三个男人悻悻地走了，孩子很不屑地噘了噘嘴，嘀咕到：“癞皮狗。”
后来，我们从孩子的外婆口里了解到，他丈夫是个赌徒，而家里是“麻将馆”，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打麻将，他丈夫不打，别人也会继续打。三更半夜的时候，一片寂静，就听见搓麻将的声音“哗啦、哗啦”。而外孙今年才8岁，却早就跟着学会打麻将了，有时候半夜睡觉都会说梦话，大叫“红中、四万。”
老太太无奈地告诉我们说：“把孩子给毁了，也不知道女儿回来怎么交代。”
这个个案并非特例，在我们的调查中还碰到很多，甚至还有五岁就懂得摸麻将和打牌的。从“成长环境核心”来看，在新的成长环境里，监护人承担的就是“父母“的角色，孩子很自然地就会模仿监护人的行为。如果监护人既不约束自己的行为，又对被监护人不闻不问，其结果是危险的。
我们列举这个小赌徒的例子，并不是想说明监护人把孩子给毁了，只是想说，监护人的一切生活都会给孩子打上烙印。一位朋友提到他在外婆家生活的一年时，说到两个意像，一个是外公的断指，一个是外婆的假牙。他说，断指和假牙藏了外公和外婆的生命，藏着他自己的生命，藏着那段回忆的生命。同样地，如果监护人是铁匠，那么孩子会对火焰、熔炉和锤子有特别的感情；如果监护人是木匠，那么孩子会对斧头、铁钉和刨子印象深刻；如果监护人是渔夫，那么孩子会对鱼网、船只和河流有着不一般的亲切。
总归一句话，在父母走后，父母或许也应该是孩子精神的核心，但是对孩子成长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已经很大部分转移到监护人身上。
然而，农村现有的监护人体系根本不是靠法律来维系，即使有相关法律，农民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依靠法律，绝大部分的委托监护都是靠血缘和亲系的情感来维持。而情感因素并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当父母的责任嫁接到监护人身上时，监护人是否能够承受那种重量，的确是不明晰的。
不能承受的角色之重
正因为监护人的影响对留守儿童有着近乎决定性的意义，留守儿童父母在选择监护人时首先就很谨慎，但是，正如上文所说，鉴于法律法规的尚不完善和农民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委托人基本上是至亲好友。
如果父母有一方在家里，那么监护人自然是父母一方；如果父母都不在家里，那么选择的肯定是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亲属，（外）祖父母、叔叔、伯伯、姑姑、舅舅、姨妈，极少的人选择好友邻居。而留守儿童的监护，呈现的还不是唯一的，特别表现在父母都不在家的情况，又特别表现在（外）祖父母身上，当（外）祖父母成为监护人时，实际上，留守儿童接受的是一个小群体的监护，即一个家族谱系的监护。
但是，对于监护人来说，责任的嫁接，本身会带来压力。除了照顾孩子本身的压力之外，摆在监护人面前最突出的压力是责任上的压力，或者说一种顾虑。由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即便农村，每个家庭的孩子都不多。而每个家庭都对孩子寄予厚望，这无形中增加了监护人精神上压力。能不能给带好孩子？孩子是否管的了？该怎样管教孩子？如何把握好严与宽的适度？这都是监护人所顾虑的。而且，越是至亲的人，这种顾虑也就越大，压力也就越大。但由于这种监护制度是建立在亲情的基础之上，监护人对于孩子已经有一个身份（父母中的一个或爷爷奶奶等），而现在他/她又有了另一种身份。在这种双重身份下，大部分监护人都是想孩子好的，比如祖母监护人的角色。作为祖母，她自然希望孙子好，也有作为祖母该对孩子应尽的责任，就像孩子对她应有赡养义务一样。而作为监护人，她又必须要从父母的角度和成长本身去考虑，要让孩子好，孙子管不好自己怎么想儿女交代？于是，双重身份常常给监护人造成压力。
在调查中，我们常常听到监护人说：
“万一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向他（她）爸妈交代。但是，孩子在家没人管又不行！”
“我是不想出这个头，可弟弟就是把孩子给我了，我总不能说‘我可不想过问！’吧，谁让那个是我弟弟呢？”
“外孙跟着我，我是高兴，年老有个牵挂也好，天天清闲没意思。照顾孩子好，就是怕孩子给带坏了，怎么见闺女、女婿？”
“他爸不在家，我要当妈，还要当爹，我怕管不住孩子，她本来就不听我话，只听他爸的。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
而有些人则明确地表示自己不愿意做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主要有下面这样的顾虑：
“孩子我是不想管，管好了，我是好人，管不好有人恨你一辈子。”
“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的，尽量少做，不做更好。”
“我自家的孩子都没管好，弟弟还让我替他看孩子，我干吗？”
面对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压力，监护人很难处理好责任与义务的关系。因为农村整体环境和传统观念以及文化水平的综合因素，监护人往往只能意识到“本来身份“的职责，或者是把两中职责弄混乱，把握不好尺度，把事情弄糟。
调查中，一些监护人在和我们交谈中，始终不离“一定要把孩子管好”。看上去他们甚至比孩子的父母还迫切地让孩子好好的成长。许多情形下，这种愿望是硬性的、责任性的、强迫性的。当他们的角色从“亲戚”变成“父母”，责任也就硬性地嫁接到他们身上。有些人不能承受这种角色变化带来的冲击，根本就不清楚该怎么样照料和看管孩子，而为了“管好孩子”甚至是不择手段。
在南水镇，我们就被一位“用力过猛”的伯父惊呆了。
走进南水镇，在合兴村做调查时，有一户人家拒绝我们入内，敲了半天门，没人理会。于是我们没有坚持。整个村子走访完之后，行将离开。
突然，村长郑重其事地说：“像蒋家兄弟这样的情况，你们要重点关注一下。”
我们很纳闷，因为在我们的调查记录里没有性蒋的村民。于是我们问村长，哪里有蒋家之说？村长惊讶地告诉我们：“你们没见到蒋家兄弟？“原来村长以为我们把村里的留守家庭走访全了，其实的确是有一家人没有让我们进去，而那一家正是蒋家。
村长反映，蒋家的两个留守孩子10岁的蒋立、8岁蒋平被伯父用锁链绑着已有一年之久了！
听到这个信息，我们都很震惊，竟然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和村长当即从村口折回，赶往蒋家。
蒋家的门依然紧闭着，我们敲了很久都没人开门。正在这个时候，碰见外出回来的蒋家伯母。看见我们一行打扮，她神色立刻慌张起来，想必她以为我们是派出所的人了。村长像她解释了半天，她很不情愿地给我们开了门。
屋子里黑暗一片，一开始我们并没有发现坐在墙角的蒋家伯父，直到他突然对着妻子吼到：“哪个让你开的门！”我们这才看见他正拿着烟斗，坐在黑暗里，两只眼睛发着幽暗的光芒，
村妇没有说话，打开灯，走进里屋。一脸怒容的蒋家伯父坐在那里像樽石像。很明显，他一直都在家里。但是，一直不愿意为我们开门。
我们和他提及孩子，他立刻说：“那是我侄子，别人管不着，你们想怎样？”
我们发现很难和他沟通，所以提议见见孩子。好心的蒋家伯母想领我们进里屋，可是蒋家伯父刻又叫骂起来，骂妻子混帐，甚至想动手打她。妻子很委屈，满脸通红地说：“打！打死我，连侄子一块打死得了。”
蒋家伯父再也不做声了。
进到里屋，我们被两个蓬头垢面的孩子吓了一跳，他们也吓了一跳。蒋家兄弟两个本来正趴在桌子上写作业，但是见到我们，立刻躲到床上，用被子盖住身体，眼里装满恐惧，身体不停地发抖。揭开被子，我们竟然发现两个人脚上的铁链。两个人被绑在一起，铁链很粗，乌黑油亮，仿佛古代重刑犯人用的，脚踝上绑着铁环，绑铁环的那段小腿又红又肿。我们刚轻轻触摸一下，他们就大叫出来。请注意，我们是碰的蒋平，但是蒋立也跟着叫，那是心理反映。看来铁链不仅绑住了他们的身体，还绑痛了他们幼小的心灵。
蒋伯母告诉我们，两个孩子被丈夫锁起来快一年了。
我们问她，你丈夫为什么要把两个孩子锁起来？蒋伯母说，因为两个孩子太贪玩。自从两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出去打工，两个孩子就没以前那么听话了。以前，两个孩子特别懂事，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