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婺源狱中，黄道周—怀着悲愤心情，赋诗数章，“诸子收吾骨，青天知我心；为谁分板荡？不忍共浮沉……”抒发他尽忠明室，义在必死的心志。被解送至南京后，他置生死于度外，日诵《尚书》、《周易》，或弈棋、作书。囚中共赋诗310章，取名《石斋逸诗》，以“雄藩不破虏，猛士倦思乡”的悲绝诗句，再次表明以死殉节的决心。
清廷劝降不成，决定处死他。1646年捉历3月5日，黄道周挺胸而赴刑场：“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老随从跪清留几句话带给家中，他即裂衿咬指血节：”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遂慷慨就义。与他一起出征而被俘的门生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随之押到，他们抱着他的头哭叫：“师魂少须，吾辈即来矣！”亦一同赴义殉难。
清廷诏令将黄道周的头颅四处示众，至微州，他的学生陆自严费了千金买回他的头颅，合身首掩葬于金陵。数年后，由长子黄麂及门生赵子璧，扶榇归葬于漳浦石养山。
人们闻知黄道周殉难金陵，“莫不流涕”哀恸；“留都白昼顿为阴晦”。讣讯传至福建，隆武帝“震悼罢朝”，特赐谥“忠烈”，赠“文明伯”，并令在福州为他立“闵忠”庙，树“中兴大功”坊；另在他的家乡立“报忠”庙，树“中兴荩辅”坊，春秋致祭。
黄道周这块灵异的“顽石”终于陨落了，但他“捣骨合药”留下的“药气”——他的气节精神却激励起许多仁人志士。郑成功随之在闽南揭起抗清复明的义旗，特在思明（厦门）建忠烈庙奉祀他。其子郑经最后从铜山退往台湾，又命将士们把他的香火带过海峡，在台北艋舟甲、淡水和宜兰等地建起祠庙奉祀他，至今香火不绝。所有他战斗过讲学过的地方都曾有他的庙祀。尤其闽南，不仅庙祀犹存，甚至不少百姓家中至今仍然置有“石斋公”的神主，月月祭以香火。
（六）
他是“志士”，是“英雄”，是“旷世伟人、全闽师表”。他“以文章风节高天下”。人们将黄遭周与宋代理学家邵雍、抗金名将李纲、抗元英雄文天祥合比。明著名地理学家徐霞客称他“宇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学问直接周（公）孔（子），为古今第一。”清乾隆帝赞扬他“立朝守正，风节凛然……卒之以身殉国，不愧一代完人。”而闽南百姓甚至将他奉为“圣人”，到处有他为圣为贤的故事和传说。
黄道周“学贯古今，所至从者云集”，弟子遍及闽、浙、苏、赣、皖。他平生研著甚丰，计著书百余种，内容涵盖理学、易学、史学、文学以及政治、军事、教育、天文、地理等诸方面，是我国明末清初深具影响的文化巨子。
他诗文俱佳，且工书善画，曾以“石斋”、“石人”、“石道人”、“石史”、“黄石公”等自号题之。世人称其文法为“黄体”，书法为“浦体”。他的诗，尤其晚年所作，清人蔡世远称之“丹心激越，高律吕之声；碧血成歌，动乾坤之色。”他的书法，“超尘出世，扛鼎拔山”，峭厉遭媚，独成一家，被视为明代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近现代书法大家如沈增植、潘天寿、来楚生、诸乐三、沙孟海等都直接受其书风影响。沙孟海甚至崇推黄道周为“明季书人第一”。当代艺术大师刘海粟对黄道周亦崇敬有加，诗赞他的书法是“屈铁为书动九五，屈铁为心龙在田”，并慨官“此膝终当为公屈，此泪不惜为公流”。他所画山水、人物、长松、怪石，技法极为磊落，英气飘逸，意气横生，为世所宝。他的著述与作品，国内外围书馆、博物馆多有珍藏。
至今人们纪念他，为他建造纪念馆，以他的名号命名村、街、学校、画社和公园。东山岛黄道周公园的绿茵草坪上，矗立着他的巨型花岗岩雕像——他执书佩剑，长袍迎风而舞，浩气直逼云霄！
他是奇石幻化的人。他故乡的铜山风动石——“天下第一奇石”即是他的魂魄，一个永不倒下的忠魂。
人们来到风动石前，读着他的名字，是否记起他的一句话——
“计吾生以来，未有一言一事，内不可告于妻子，外不可告于朋友，幽不可告于神明，明不可告于黎献（百姓）者。”
为官做人能真正做到如此堂堂正正、磊磊落落之境地——斯诚为贵也。
注视我生长的城市
■ 唐 涓
我面前的这栋建筑，是这个城市一所中学的教学楼，许多年前我在它的某间教室里读完了中学。现在，又轮到了我儿子，依然是这栋楼。它几经粉饰，一次次遮盖住已衰老的容颜。我目送刚刚升入中学的儿子，还不够壮实的背影闪进楼内，心中一阵怅然。
在这个与我没有一点儿血脉相连的城市，我居然生活了这么久，它完全覆盖了我整个的成长岁月。
从学校大门向外望去，是一条短短的街，城市地图上叫它观门街。走出街口，向西抬眼一望，就是市中心。
这个城市的市中心构成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东西大街与南北大街交汇的十字路口。路口四个角，各竖立着一栋老式建筑。许多年来它始终固守这种格局，没有一点变化并霸道地限定了两条大街的宽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缓解窄小的十字路口日益密集的人流，“中心”的半空，又多了个圆形的过街天桥，勉强挤在四个落旧的建筑中间，一点也不美观。站在那个圆圈上左右张望，多少能呼吸到这个城市的气息。
许多次我从各种高度俯视过我的城市，周围的南山或北山顶，甚至透过飞机的舷窗。它的上空有时是明亮的大阳，有时是混浊的烟云，但那个被两边的山峦挤压成香蕉状的轮廓和里面堆积得越来越多的建筑物，同样，在我的视野中模糊不清。
几年前广州的《新周刊》，曾对国内一些主要城市做了板个性化的描述，比如说北京是中国最大气的城市，上海是最奢华的城市，大连是最男性化的城市，杭州是最女性化的城市，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拉萨是最神秘的城市，广州是最说不清的城市，深圳是最有欲望的城市，南京是最伤感的城市。我从中受到启示，试图也想给我生活多年的城市寻找到一个贴切的词汇。
在一个有关城市历史的图片展览中，我见到了我的城市在巳逝去了的年代里的模样。那个年代距离今天已经很遥远了，遥远到我的父母还不曾相识，还没有从那个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首都自愿支援到大西北来，所以照片里那条尚未覆盖水泥的土路上不可能出现我的足印。东大街是当时商贸最集中的地方，一间间紧挨着的是生意红火的小店小铺。街道中央，跑动的是马车，还有汽车，车后是飞扬的尘土。整个城市格局依然留存着洪武十八年（1835）筑建的形状，十分规整。四周城墙的高厚各五丈，并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东为“迎恩门”，西称“怀远门”，南呼“迎熏门”，北日“迎泽门”。明清两代又重新加固了城池，使其更具气势。
当然，等轮到我成长的岁月，城中诸多古建筑连同那四个颇具气势的城门都不复存在，甚至坚固的城墙也只剩下一段残垣。我现在居住的楼房就堂而皇之地建造在古城墙上，被切割后剩余的部分还矗立在我的窗前，挡住了日出的阳光。这样一个见证城市历史的庞然大物近在咫尺，常常令我思绪万千。
就读的那所中学周围，当时是大片的民居，它土木结构的平顶形状，构成了这个城市民居的主要特征。我很小的时候，就会说：“青海三大宝，山上不长草，房顶能赛跑，说话阿门了。”但现在我们在市区已很难再见到这样的民居了，代替它们的，当然是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
我注视这个城市，很喜欢站在高处，这样我就很容易发现它的美和缺陷。一个城市应该经得起俯视。就像站在埃菲尔铁塔上俯视巴黎的高贵，飞机的舷窗上俯视哥本哈根绿草地红房子的诗意，景山公园最高处俯视古都北京的帝王气概。很久以来，我费力寻找，为的是想准确抓住这个城市的城市精神，那个最能触动人心的部分。我看到那些极有特色、布局严谨、飘散出人性气息的民居——青砖大门，有照墙和小天井的四合院正在我们的视野中迅速消失，不能不感到惆怅。但这在一个大兴土木，扩张城市的时代，是谁也无法阻挡的事。就像建筑大师梁思成当年无法阻挡北京的古城墙、四合院、老胡同被拆被毁一样。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这是我在一本书里读到的。那书里还说：“城市的规划、布局，生态环境、市政设施、建筑文化等所构成的人文景观，是城市的面貌和仪容，从中展示了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城市的抱负和理想、城市的光荣和骄傲，以及城市的困惑和失落。”瞧这话说得多么到位。我每天都在默读城市这本大书，其中个别页码甚至留下了我无数个指印，然而它与我依然隔膜，这包括我周围的一些朋友。因为我曾郑重其事地问过他们：我们这个城市标志性建筑是什么？可他们沉思了一会儿后，一律冲我摇着脑袋。好像没有人去队真想过这个问题。也许有人想过，但他并不能决策城市的建设。好像也没有人为这个城市自豪点什么，因为总有一大堆的默认，比如偏远、闭塞、贫困、落后等字眼拼命压抑着他们，使他们的精神从来也不能振作。他们不能像北京人那样牛气，像大连人那样傲气，更不能像上海人那样自爱自恋。常常从他们的长吁短叹中，我们可以觉察出一点抱怨与自卑。
我在这个城市的“家”，距离叫“大十字”的市中心很近，我几乎每天都要经过那个人流稠密的地方。一些时候，我留心观察行走的男人和女人。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城市，他们同样时尚、快乐，同样悠闲、文明。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