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前能够充分了解别的学者所已经达到的学术水平，免得自以为是“原创”结果而贻笑大方。
举例种种并非一笔抹杀论文中的创新因素，而是想说一句消极的话，也是前人一再说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提出来的一些自以为有新意的思想、理论、观点或者说法，也可能是早已有人说过的，只是我们读书读得不够多信息不够通，将无知当作有知罢了。再何况，客观环境也不见得有利于真正的创新，仅就文学而言，连许多名字或者提法能否公开讨论还是有个禁忌，要真正冲破各种人为障碍去创新理论又谈何容易。不过，尽管如此，创新的诱惑仍然鼓励着我们，研究新问题，提出新理论，永远是学科发展的生命所在。就文学学科而言，文艺学、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每一门学科都是累积了巨大而丰富的学术遗产和前人艰苦探索的血汗传统，后来者只有老老实实地承认前人的学术成果，在此基础上再努力往前走，一步一步地走，也许学术上的创新仅就一步两步而已，研究者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觉得在学术研究领域提倡原创性并不恰当，但是可以有独创性，或曰独特性，学术思想与学术传统都是有渊源继承的，但在传统的源流里必须加入今人——也就是当代学人的心血，其脉才会贲张畅通，生生不息。其心血也就是当代人的独创，它被融入传统却又丰富了传统，所以，所谓的理论创新更确切地说是理论的推进，通过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改进研究方法，提出新的假设，尽可能地做到确切解释新的文学现象。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创新也不仅仅局限于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和理论学说，同样，尖锐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努力分析好问题的种种表现，也可以视为一种理论上的创新；研究生能够成功地运用某种理论和假设，针对具体研究对象进行充分的深入的研究和解释，道人所未道，发人所未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理论的创新活动。总之，我所认可的理论创新，应该是既有严格的学术规范，又有充分的独立见解；既有丰厚的前人成果的依据，又能在科学研究的崎岖小道上努力奋进；既不动辄以原创自居，但又敢于打开新的研究空间，攀登学科研究的高峰的治学精神，用以来推动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写作，我想这才是我理想中的学位论文。
出于这样的信念，我很高兴接受《芙蓉》杂志的邀请，来主持这理论创新与优秀学位论文的专栏，我当然不是在这里推荐学位论文的范文，只是就我所读的范围中，有比较好的创新意识的论文，我愿意竭力推荐，使有更多的读者来读它。因为限于篇幅的关系，不可能发表研究论文的全部，因此除了节选有关章节以外，我们还特意配备作者简介、论文的题目、提要、答辩导师名单、答辩决议或者有关导师的评阅意见，尽量使读者对这些论文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里推荐的论文是关于当代文学史上的“潜在写作”现象的探讨。刘志荣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曾经受过我的指导，他所研究的范围是上一世纪50年代的潜在写作现象，第一步研究的是“胡风集团”冤案成员的“潜在写作”，当然还不限于这些方面，他曾经是我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的主要执笔人员，也是我目前正在编辑的潜在写作书系的主要助手，我们从他论述曾卓的创作中可以读到他的朴实、深入、力透纸背的研究特点。
2002年12月1日于黑水斋
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刘志荣
博士论文题目：论50至70年代“胡风集团”作家的潜在写作
指导教师：陈思和教授
答辩委员会名单：
贾植芳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温儒敏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晓明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
吴立昌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
张德林教授（华东师大中文系）
诗人曾卓的写作年龄很长，各个时期都有一些优秀之作，但他自己说：“最能激发我的感情的是在经受厄难的那二十多年中所写下的小诗，我将她们看作是‘闪耀在生命炼狱中的光点，开在炼狱边的小花’。”这些小花就是他在绝望中的爱与希望之歌。在这生命炼狱中，诗神重新回到了停止写诗将近十年的诗人的生活中，成为诗人唯一可以拥有的东西。作为生命的寄托，诗人投入了所有的生命激情，也许这可以解释这些诗歌何以成为曾卓最感人也最优秀的诗篇。
曾卓的潜在写作中，最早的是因为思念孩子所写的一组给少年们的诗，但他这段时间的诗篇中最有文学价值，也最具有自己特色的首先是收集在其文集中的《有赠》一辑中的情诗，其次是收集在《凝望》一辑中的理想与希望之歌。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先从《凝望》一辑谈起。
《凝望》：理想与希望之歌
牛汉曾经这样描绘过曾卓的形象，他先引用了曾卓的两句话，“我张开了双臂/我永远张开着双臂”，然后说：“假如为曾卓塑像，这个张开着双臂的姿态，我以为是很能概括他的个性与精神风貌的：是寂寞中呼唤爱情的姿态，是在风暴与烈焰中飞翔的姿态，是袒露心胸企求真理的姿态，是受诬的灵魂燃烧的姿态。当他张开双臂的同时，他的眼里噙着泪（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之中泪流得最多的一个），他的嘴里唱着歌（我相信，他是我的朋友之中歌唱得最多的一个，不论是悲歌、恋歌，或是凯歌）。他的生命从里到外总是因期待与追求而震颤不已。”这样概括的曾卓的形象是对的，他的精神特质中最显眼之处确实在于“期待”与“追求”：对爱的期待与对自由的追求。因为有这种期待与追求，所以，即使处于最不堪的逆境之中，曾卓也总是呼唤与歌唱着希望，而不是在绝望的心理体验中深入下去。曾卓的这种精神指向，在《凝望》一辑中有着典型的表现。
在刚陷入冤案时，曾卓的心态与其他同难者可能没有多大区别，所以，不难理解他这时候的诗歌中常常出现精神伤痛的意象：“我常常微笑/为了掩饰我的伤痛/我常常沉默/而波涛在我心中汹涌。”他感到像深山中荒凉的峭壁上的野花一样被人遗忘（《寂寞的小花》），感到空虚之中心灵无比的干涸、孤独（《我期待，我寻求……》）。这种被疏离、遗忘的悲凉感觉在“文革”中又一次出现。1968年5月16日，他被单独关在一间板壁房里——那个夜间，他“想起了整整十三年前的情境（我突然失去了自由，接着几乎失去了一切），接着又想到了那以后的境遇”，心潮如涌，随手记下了三句话：
人不是神，不能承受这样严酷的考验。不，人应该成为神，必须承受这样严酷的考验。
大江流日夜，时间过得很慢也很快……
呵，我的年纪，还有我的这颗孩子似的心！（《无题》）
前一句话是“好多年前从一位青年诗人的书里看到的”，第二句话是曾卓自己写的，最后一句话则是“从萧伯纳的一个剧本中来的，说那句话的人物是罗马的凯撒”，但这三句话都很能反映曾卓当时的心态。他惊叹于“这些年来生命的荒芜，让大好的岁月白白逝去了”，现在“英雄老去，但还有一颗孩子似的心”，那种心态自然是很悲凉的，却也隐隐显示出一种活力，而他更勉励自己要像神一样承受“严酷的考验”……
这其实也透露了曾卓的一些生命信息：他心理上的苦闷、创痛与其他人可能没有多大区别，但他并不像绿原等人一样从苦难带来的心理深度与精神变异这一点上挖下去，用变形的意象给读者带来颤栗的感觉。他对于苦难无疑很敏感，尤其是在感情上，不过虽然身上带着伤痕，他却常常面对苦难奋身而起，将苦难看作对自己的锻炼——“一切痛苦都带来多少好处/斗争用她苦辣的乳汁哺育着我的生命”（《醒来》）。苦难并没有让他的心灵变形，他依然保持着年轻时候所追求的战士精神：“向往着考验海燕的暴风雨，/向往雄鹰的天空和海洋上水手的歌声。”（《凝望》）这种乐观精神，与他虽经受苦难，蒙受冤屈，但对自己心目中“伟大的事业”并没有失去的信仰有关。所以在《我期待，我寻求……》中出现了这样的段落：“我期待，我寻求……/ 不要遗弃我啊，/ 神圣的集体，伟大的事业，/ 我是你的期待呼唤的浪子，/ 我是你的寻求战旗的士兵。”为了返回这种集体，这种事业，他“流露着自疚与懊悔的心情，甚至不惜在表面已复原的伤疤上鞭打”，对自己做出在现在看来是很过分的自我解剖：“然而，看啦，这人，/ 虚浮而又骄妄。/ 对人民只看到了一个朦胧的背影，/对理想还缺乏坚贞的爱情。”（《凝望》）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指出，这与这一代人的集体主义与历史理性主义的信念有关，所以曾卓会否定自我，愿意承认自己作为实现某个目的的“战士”身份与工具价值——“只有真正是人生战场上的战士，才能无愧于是一个诗人；只有忠实于历史的要求，与人民的喜怒哀乐相通，才能唱出时代的最强音”。在流行的集体主义与战斗精神的价值信念的引导下，表现伤痛情绪、表现个人思念、甚至表现个人抗战的诗句，虽然是个人最真实的心理反映，却会被判定为不应该的，所以在60年代初，曾卓虽然承认他最初的潜在诗歌写作比起他年轻时所写的诗来，“是要好些”，但又感觉“这究竟只是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就缩小了诗的意义。如果我一直沉溺在其中，那就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向病态发展吧”，他感觉“必须使自己振奋起来，冲破狭小的圈子，飞向广阔的天地。一时却又没有这样的力量。于是基本上又停笔了，这样又是十多年。”在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