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第二个对出身成分极为重视的阶段，是从1964年“四清”开始的。城市“四清”的一项重要作用，是定阶级成分，标准就是看你解放前三年的职业和经济情况等。刚开始，大部分城里人好像对此并没有很当回事，因为解放后我党对城市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采取的政策和农村土改是不一样的。一直到“文革”开始时，原先的资本家还不知道害怕，每月大大方方去领定息。而“四清”中个人成分定成工人的，当时也没有任何额外好的待遇。成分不好的和成分好的个人，出身不好和出身好的后代，一时间还能比较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变化自然是从“文革”起，先是学校出了“红五类”和“黑五类”，随后便是抄家批斗扫地出门。成分不好的从楼里被撵出去，成分好的从平房搬进楼里。这还只是城里一般街道居委会所采取的“革命行动”，至于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因个人成分和家庭出身所引起的各种突变，就不言而喻了。应该说，在这之后十多年里，尤其是对中青年来说，家庭出身几乎左右了他们人生的每一步。出身好的学生，有机会参军，有机会留城，还有机会入党提干；出身不好的学生，只有去农村一条路。那时农村成分高的“子弟”娶不上媳妇，成分好的闺女是绝不会嫁给他们的。加上下乡的知青中，又有许多人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还有海外关系，右派后代，走资派子女，以及父母有历史问题等等，其人数绝对大大超过“百分之五”。估计上面对此也很清楚，于是，就有了个新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这个词实在有点糟践人，把那些青少年一竿子打到本质是坏的一类中去。可能上面也觉出不妥，后来就讲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不提“可教子女”了。
那时城里人填家庭出身跟农村不一样，父辈从小参加革命的，不管他家的成分是贫农或地主，他的子女可以填出身革干。为了显示谁最根正苗红，又兴起政审查三代，甚至搞对象也得问问你爷爷的成分是什么，以免自己的后代一旦想当飞行员，上面一查几代，查出你还曾有个死去的地主老爷子，那就麻烦了。不论是“四清”还是农村“阶级复议”定的成分，都有不少人不服气不认账。这里除了标准尺度难以掌握以外，就是对解放前（或土改前三年这个时间界限也有不同看法。我插队的生产队就有两个明显的例子，甲某几代雇农，勤劳异常，终于在1946年以后置了点地拴了头骡子，日子有了起色。结果就给他定个上中农。须知上中农离富农就不远了，这成分就把他坑了。乙某则不然，他家几代富有，偏偏到他就不务正业，吃喝嫖赌，1945年时他就把家败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阶级复议”时尽管全队社员都觉得他该往高里评，可按时间按财产一比，他连贫农都不如。后来只能硬着头皮给他定了个贫农，但加了一句话，说他是表现不咋地的贫农。至于城里“四清”定的成分，更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同是职员这个成分，在上海银行里做事的，与小县城里某个账房先生怎么能相比。城市贫民就有点接近无产阶级了，其条件之一就是无正常职业和收入。比如天津南市“三不管”里挣把式饭吃的不少人，就划了这个成分。但如果你家摆个小摊开个小店，兴许收入还不如前者，你也许就得划成小业主，而小业主就朝资本家靠拢了……话说回来，定个人成分和家庭出身，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是需要的，但如果不分时间地点将此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就必然造成极大的不平等。本人在天津1964年小学毕业时，应该说考中学的成绩绝对错不了。当时我报的是一中。但给我分到了第三十四中学。当时也不许查成绩，更不敢问为什么分到这个学校。一中是名校，三十四中给人的感觉就不行，它的校舍原本是民国大军阀的公馆。待到“文革”开始，我们才发现这里大有文章：我们五十六个学生，才出了一个红卫兵。这说明当初升中学时，绝对是把家庭出身当作重要的标准了。当然，事情也有两个方面，出身不好的同学在那个年代既不能当兵又不能留城进工厂，于是这些人只能暗自发奋，后来一旦有了机会，读书的就多，日后变化也大；出身好的一开始很顺利，一家哥几个都进厂当工人，无忧无虑无压可能也就不想还要下大力量再努力使自己有什么变化。故而前两年有一个虽不是普遍的但也有点代表性的现象，就是某些家庭哥们姐们前后脚全下岗了。下岗原因当然是企业不景气，但这家人就业方向如此一致，硬是除了工人没有干别的工作的，想一想可能也有一定的原因吧……
烛我明谁
说诗、说思维
石：它其实就是思维和思想，这个是两回事。一个思维方式，它可能不见得是这样逻辑的，这个思维它是很多种的，另外我们思维的轨道，应该是忐忑的。
你譬如说，我最感兴趣的心言、心源应该是“画龙点睛”。应该说“关关雎鸠”。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和爱情没什么关系，最后成了所有的妩媚，都不如“关关雎鸠”更加能统领诗的精神。所以这，像我们现在看见一个女孩坐在这里。这个女孩坐在这里，你不要告诉这个女孩在干什么，也不要告诉我你看见她想到了什么。事实上，她在做什么和你想到了什么这种表述不是心灵的复杂的那种很深刻的东西。不是！它是一个很逻辑、很表面、很社会化的东西，说她在做什么，你想到什么，没有深刻的心灵。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说呢，诗歌，你所谈思想、感动，那无非是谈个人、生命的自由和个人主义的神圣。人家谈一个XX也是诗歌，你进步成什么啦？我认为思想变更的本身，这也不是诗歌的进步。我以为中国诗歌进步在于汉字的挖掘和重新给予汉字。如果说我们的古典诗，说……出现“滑轮”给人的感觉。就像我们的明清家具一样辉煌，那样别致，那样有艺术性。当代语言哪，应该有一种新的华光出来。但这种华光不是西方的东西。现在的感觉呢，我们所有诗的华光啊和翻译没什么区别。感觉到这可不是“汉字思维”的一种诗。
它需要一种西方的光芒来照着中国“黑暗的文字”。其实中国的文字的光泽已被遮盖了。最早的翻译是“佛经”。其实“佛经”的翻译我以为是非常成功的。到现在也不能说是完全东方化的。它是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理念的贯通。出现的那些佛经词有些都是人名，有些都是翻译的“译音”。可是它是非常优美的。嗯，所以它主载原来的那种思维。
都有权利来谈汉字应该怎么样使用，不应该怎么使用。汉字的精神是什么样的，我以为每个中国人都有这个权利谈。为什么呢？因为“日食汉字”啊，每天吃的都是这些“汉字”，使用的也是这些“汉字”啊。所以这是他们母体里带来的给予的东西。所以当你诗歌走得很远的时候，像我画画一样，我也每天在写字，我也在画上面题字啊。也在思考这些字。这个……白话当形成文本时，它也不一定是一种意思，中国为什么要文言的一个意思的表达载体。它这个东西，应该去很好地研究。
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它不是一个时代问题，现在所有的现代艺术都要回归原始。而中国的文学艺术创造中国的传统很广阔，这本身不是现代精神。貌似现代，实际上不是现代。因为你如果现代，这样大民族的原始文化，有优秀和丰富这种文化精神，你要它如何划分它的现代性和未来性？
现在天经地义地还要站在“白话文”的立场上，来捍卫这种东西。我提出一个“字思维”，他们还要加以封闭。汉字的思维，这个东西也是天经地义的……为什么不是神圣的呢？
因为我们使用汉字，当一个字弄出来，昨天我们讲了嘛，一个字可以摆在“中堂”。通常一个家庭里面都有“中堂”，中堂上有点书法。
海：中国的书法它本来已经不同于西方的语言符号，中国文字，它的象。没有可能把西方的“H”挂在中堂。或一个“B”挂上去，没什么意思嘛，它是纯符号的，不像中国文字的“象形”，有“思维性”，有“图腾性”，像图腾似的挂在那里。
石：可以这样说，汉字所拥有的艺术的很多主义，比方“象征”，中国字象征性很强的。它这种“道气”。经常有人摆两个字，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它这是道性的体现。它可以成为信仰。
所以字，中国讲的是意象文化。
汉朝的文化，其实那是刻画像。专门有人刻这个东西，都是普通老百姓，哪有现在说“你聪明，他不聪明”。轮到你家里养个儿子，儿子刻，养个女儿，女儿刻。摆明就是这样，跟其它活一个样。就是干活。所以你只要下了决心学。
海：其实我们谈“自由”的话，还有一个“悟性”。悟性是说不出理由的觉悟。另外一个就是，如石虎先生的画类比较多，比如他现在画的是油画，也就是说“国画、油画”，将来不一定分得那么清楚。但是在学的阶段里面，可能会有一点分类，比较清楚的认知。因为它们的笔都不一样。我们那个“笔墨、笔墨”呀，这里中国国粹的东西，相当厉害的。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国文字，当古人需要有文化沟通与交流时，出现了文字构造，这是“字思维”的最初阶段。但是它的笔是写字的，所以它是思维的第一工具，当时古人啊，中国的笔绝对与西洋不一致，中国古代的文化人是很会思考的。中国人用墨也是很有文化思考的，所以你要学画时，你是喜欢哪一类笔。譬如“毛笔”，它弄出来的线条。然而你画着画着，你会在这些线条里看出线条里面还有速度，线条给速度留下痕迹。尽管我们说了吧，速度是感觉的，我们昨天谈感觉和理性，我就马上看得出这个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