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烈日当头，门内热气、汗味熏人，进进出出的顾客，或以手绢擦着汗，或
用报纸扇着风，或拧眉，或掩鼻，或摇头，或缩体……其情状，仿佛不是来这里买
东西的，而是在此地身上有哪处被割了一刀。
统计结果，在这一个小时里，有8240人裹着热浪进去，有9680人带着汗气出来。
记者上前询问了几位顾客的感受——
一位拎着鞋盒的30多岁的女顾客说：“里面的人太多，挤得受不了，空气也不
好。这么大的商场也没个空调，让人闷得直流汗。售货员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站一
天柜台，可真不容易！”（如此说来，也就难怪有些售货员脸上总是堆满乌云、对
顾客恶声恶气的：“不中意你别买，你干脆别来呀！你不来，商场里的人少一些，
也许空气还能新鲜些呢！”）
一位外地口音的男顾客连声道：“这哪是进商场，像是进烤炉了！我本想在里
面多转两圈的，为家人、亲戚都买点东西，可现在只买了一样，便赶紧出来了，还
是保命要紧……”
不单是王府井，在前门、大栅栏、西单、东单、新街口等商业大街，有人统计
过，每天有近50万人光顾，节假日时则高达百万人。北京人对此常常诙谐地说道：
“人比货多”，“好像不要钱似的”。（也正因为北京人知道“保命要紧”，同时
又知道并非不要钱；所以，对于地处王府井、前门、大栅栏、东单、西单、新街口
等富丽堂皇的大商场是想而生畏、望而却步的，在非特殊需要的情况下，他们购物
时都宁愿到住家附近的小商店转转，轻易不敢造访大商场。我的一位邻居就颇有感
慨地说：“我已整整五年没敢去王府井了！”）
过了三天，即7月30日，北京电视台报道：“北京火车站客流爆满，日流量多达
33万。车站虽是建国十周年落成的首都十大宏伟建筑之一，可当时设计的客流量不
过是日五六万人。”这一天，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里又向全国电视观
众作了播放。镜头里：倒的倒，靠的靠，挤的挤，一个个蓬头垢面，心力交瘁，像
是一条条丢进石灰水里翻起白肚的鱼儿。所有的剪票厅都改成了临时候车室，但车
站大厅前的广场上，仍是黑压压的一片。（如是画面，在中国人崇尚大团圆的每年
春运期间全国大大小小的火车站、汽车站、飞机场、轮船码头，更是无一例外地尤
为精彩地反反复复地重映着的！）
王府井大街南面，是宽阔得如同小广场似的东长安街，近10个公共汽车站连成
一条线；而等车的人呢，则堆成山、连成片。不是车太少，而是人太多。北京公共
汽车每天的乘客流量是1000万，这个重负不仅压在交通运输部门，也驮在了每一个
乘客的身上。挤车对于每一位北京乘客来说，无疑是一种体力上的磨而与考验，而
最终能否挤上车，则多少还得投进点智力因素。北京的小伙子们将早上挤车称之为
“练练”，下班后挤车则称之为“最后冲刺”——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密集的“练练”
场地了——盼呀盼，盼来车到站，车门“咣当”一打开，门前早已挤成一大团，大
伙直着嗓门喊：一二三，上！一二三，上……车上最挤时平均每平方米要塞进13个
人。难怪某个相声段子中的那句话“别挤了，再挤快成相片了”，引来那么多北京
人会心的大笑；也无怪乎小说家刘心武的一篇《公共汽车咏叹调》，引起全北京市
民的一片“咏叹大合唱”……中国人往往以这类掺有苦涩的幽默来稀释生活中的艰
辛。
北京人能不挤吗？！
目前，北京平均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588人，城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已接
近27000人，个别区则超过了3万人。北京总人口于1988年10月突破1000万大关，成
为继上海之后的中国第二个千万人口的大都会。
又何止一个北京挤呢？据公安部户籍管理部门公布的权威数字表明：1988年底
我国共有城市432个（含直辖市、地级市和县级市），我国城市总人口（不含市辖县）
为3亿零81万，占全国总人口（不含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的27。7％，城市总人口比
1987年增加3970方，年增长率为15。2％，比1987年上升了2。8％。
2 上海。外来人潮如同黄浦江水一样激流汹涌……
上海，这座素有“现代文明信鸽”、“国家现代经济运转中枢神经”之称的东
方大都会，正经受着外来人流大潮的猛烈冲击。
据统计：1984年上海日平均流动人口总量为111万人，1985年为165万人，1986
年为183万人，1987年突破200万人。
每日，当这二百多万外来人涌进浦江两岸时，他们不仅像一座流动的城中之城，
塞得原本就举步维艰的上海更是青筋毕露、心衰气虚；而且，还像一股股高压水柱，
冲击着这座大都市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
在十六铺的副食品交易市场，1987年5月份的蔬菜成交量为1160万公斤，来往客
商达8000多人次，而其中80％以上是外来人，他们多从浙江、福建、江苏等地开着
卡车，披星戴月，仆仆风尘而来。果品市场的辐射面比副食品市场更大，1986年这
个市场成交水果850万担，占了全上海市水果经营量的近一半。其中绝大部分，也是
靠了外地人船运车载送来。每逢七八月份瓜果飘香季节，靠近十六铺的龙潭路热闹
非凡，白天，那密集似火柴盒里火柴杆般的黑压压人头，鼎鼎沸沸的吆喝声、叫卖
声、报数声、讨价还价的争吵声（幸而中国目前还不时兴噪音测定），还有几乎难
以插进一根针的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车水马龙，足以叫繁华喧闹的南京路、淮海路
也自叹弗如了；夜里，一座座突然从天而降的“花果山”，又在上海市地图上一把
抹去了这条短而窄的龙潭路……
这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宿在哪里呢？自然，投亲靠友，宾馆旅店是个去处；但上
海人自身对空间的吝啬绝不亚于葛朗台老人对金钱的吝啬，“鸽子楼”、“叠罗汉”、
三代同堂四代同室在上海早已是司空见惯的；同时，住店难在上海也是一个喊了多
少年的老问题了。更何况，对于那些众多的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来说，住店过于奢
侈靡费；而对于一些鸡鸣狗盗之徒来说，住店则无异于自己把手伸进了那副冷冰冰
的铐子里。
于是，真如、五角场、北新径、漕河径、龙华、浦东……一个个外来人群落疏
密有致地分布在上海市郊结合部的周围地段。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远自新疆西藏，
近到江浙鲁皖，“农村包围城市”在这里正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在有些地段，
还不仅仅是“包围”，而且是“蚕食”了。像真如，成为市区的一部分，只是近一
二年的事，这里村庄俨然，田园错落，阡陌依见，正在努力习惯于做市民的农户约
两千，人口约四千余，可在这里“落户”的外来人却远远超出了一万！
对于外来人海潮般的涌入，自然有喜上眉梢者，楼房晒台下的过廊，砌上半截
墙，再用塑料布这风挡雨，不过六七平方米空间，五个卖蛋姑娘借住了，每人每夜
一元；原先的柴房，四处破壁，摇摇欲坠，却也能一隔为三，借给三户外来人，每
户月租三十元；一户三口之家，造了二上二下的新楼房，宁可自家蜷缩旧屋，而将
新房全部租给外来人，每月租金的收入可高于党中央的总书记……纵观当今社会，
要想当个万元户说难也不难，最大限度地榨取空间并且出卖空间，便是最来钱的一
种。
也有忧心忡忡者。在外来人的聚居地，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之遗风早
已荡然无存。被偷、被盗三四百元钱的财物，只不过像是孩子在家里偷拿了几个苹
果，小菜一碟罢了，难以开口请刑警队上门破案。甚至于诈骗，卖淫、赌博、拦路
强奸妇女、蒙面大盗登堂入室也已不是什么稀罕事了。比如真如，1985年的刑事案
件为25起；1986年猛增到40起，而其中就有22起属外来人所为，占了55％；到1987
年，仅1至4月，已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就有18起……
居民们往日心灵的平衡被打破了。对此，大多数上海人是有意见的：“怎么就
没人管一管呢？”
这确是一个两难的课题。
外来人口对城市生活所形成的巨大冲击波，实质上是我国当代人口史上一次独
具特色的规模浩大的人口迁徙运动。
1989年春节喜庆的帷幕还没有落下，人口迁移、流动的警钟便响彻全国。广州、
海口、上海、北京。成都、西安、兰州、乌鲁本齐等城市纷纷告急。
据来自公安部的消息说：我国23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日均总流动人口已逾
一千万，其中，日均流动人口超百万的就有上海（205万）、北京（131万）、广州
（110万）三市。而偏居大西北黄土高原的古都名城西安市，每日的流动人口已相当
于该市建国初期的常住人口总数。
同年2月26日，《人民日报》的一则报道更令读者目瞪口呆，报道称：我国每2
0人中就有一人在流动，全国约5000多万人口的流动大军仍呈不断扩大之趋势。据了
解，三分之二的流动人口从事经商活动，尤以劳工、经商、建筑、服务修理和当保
姆者居多。
在这震撼全国城乡的警钟声中，国务院办公厅不得不通过中央电视台等新闻传
播媒介发布紧急通知，告示各地政府严格控制民工盲目外出。
倘若我们细加考察就会发现，人口流动的流源主要是四川、河南、湖北、山东、
陕西、江苏、浙江、安徽等内地和沿海人口大省，流向目标主要是广东、海南、东
北、西北以及有关的大中城市，尤以流向沿海经济开发地区为炽热。这就带有明显
的经济倾斜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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