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加达桑指着照片上正一起读“毛选”的那三个人说：“他们都是锡兰驻华大使馆
的工作人员，你们怎么说是在锡兰国内拍的？”
1968年冬天，程世清又下令炸掉罗浮棋罗坳的牌楼，上面有朱德同志1962年3月
上井冈山时的题词：“天下第一山”。炸毁的还有“黄洋界保卫战胜利纪念碑”，
这十一个字，也是1965年春天派人专程去北京请朱德同志题写的。
与此同时，程世清发动山上、山下的干部、群众进行献忠劳动。在林彪上山前
的八个月里，整个井冈山成了一块汗雨飞空的大工地，开山声，引擎声，搅拌机声，
敲石子声，不绝于耳，乃至通宵达旦……黄洋界上立起了高达二十余米的火炬亭，
亭顶有一个耗资一万多元的大火炬，外壳是红色有机玻璃，内以钢片支撑，下面是
一个六角亭。南山山头也被削平了，修整为有几个篮球场面积大的航船形状，船头
位置，准备建一座毛泽东与林彪并肩屹立的巨型雕塑（此计划后作罢），以寓意
“大海航行靠舵手”；四角，建了四个火炬亭，周围的栏杆花纹也由无数的小火炬
组成。
火炬熊熊啊，从黄洋界、南山的火炬亭，到纪念馆大门两边的火炬灯……井冈
山上，火炬蜿蜒如一条腾挪的长龙，气势似一片红色的森林！
井冈山的火炬——“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的标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象征。
1966年至1975年，世界上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形形色色的马列主义
组织的代表，登临过火炬照耀下的井冈山。
有的横跨千山万水：刚果、阿曼、乌干达、南非、津巴布韦、海地、多米尼加、
危地马拉、厄瓜多尔、秘鲁、哥伦比亚、玻利维亚，还有小到在世界地图上用放大
镜也难以找到的瓜得普罗、厄里特尼亚；有的历经千难万险，挨饥、受冻、迷路、
追捕、人狱、流放，甚至同伴中有人舍去了生命……他们以朝圣般的心情，在这片
东方的麦加，孜孜不倦，学习中国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从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
到战略战术；从《土地法》到《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来得最多的是小个子、皮肤黎黑的越南人。政府或民间的各种代表团、外交官、
留学生，仅上海复旦大学的留学生，一批就来了202人。尤其是军队系统的来得更勤，
上至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下至连级干部，井冈山几乎成了他们的兵营。因为有着
胡志明主席所吟诵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谊，因为毛泽东主席曾庄严地宣布：“中
国始终是越南人民反美救国斗争的大后方”，房子当时十分有限的井冈山，让越南
人每人至少住一个单间；并不富裕的江西省勒紧裤腰带，让越南人一天吃三元钱的
伙食。
我方陪同人员的伙食费一天只有八角。而井冈山所在的吉安地区，直到1983年，
还有一多半的人口，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年平均收入在一百二十元以下……
七
一颗核桃，在一柄铁铆头的猛烈敲击下，破碎了！
基本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四面屏障的地理位置，再加上在中国人民革命斗
争的青史上已经享有的不朽光荣，井冈山的氛围是恬淡的，好像夕阳西沉时分茨坪
上空一缕淡蓝色的袅袅炊烟；生活节奏也是缓慢的，缓慢到你在茨坪街上很难看到
一个甩着流星步、或是跑步的人，你分不清哪是悠闲的游客，哪是本地的居民；无
论生产，还是工作，都是有条不紊的，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与同样简单、重复的
智力劳动。如果说前者还能有些低微的经济效益，那么后者，干多了不会嫌多，干
少了也不会嫌少。没有谁等着这里造原子弹、银河式大型电子计算机，或是打出一
口高产油井来，中国的报纸，历来几乎只从政治的角度，给井冈山留出版面……
一夜之间，井冈山的肩头，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一道，承受了当时中
国最沉重的负荷。
一夜之间，所有的机关，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商店，所有的家庭，有了压倒一
切的任务。
山上的中枢机构是红卫兵接待办公室，下设宣传组、秘书组、生活组、保卫组。
仅生活组，就配备五十余名干部。接待办公室下辖十七个接待站，在茨坪就有七个。
沟边、拿山、厦坪、石狮口、罗浮、桐木岭、朱沙冲、黄拗、大井等处也分别设有
接待站。大部分接待站，由井冈山附近的吉安、泰和、莲花、宁冈、遂川、安福、
永新、永丰等县负责，每一个接待站由一个县来一套人马，从管理干部，到工作人
员、炊事人员，从搭棚到购置锅盆碗盏，全包了，所需经费和粮食，则由接待办公
室拨付。仅十七个接待站的炊事员，加起来就近千名。
谈不上口味，也难见荤腥。红卫兵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控制在三角钱以下。想
想当年红军战士每天的伙食费只有五分钱，月底还留有尾子打牙祭，红卫兵们吃得
津津有味……舌头的运动速度，早超过了蔬菜生长的速度，即使是白菜、南瓜。茄
子这类大路菜，也难保证每天有供应，经常吃的是煮萝卜，炒萝卜，大米饭则尽管
饱。山上虽然仓库有限，却在露天储备了一百万斤大米，二百万斤黄豆，消耗起来
也惊人，常常一天得有八九万斤米下锅。红卫兵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什么时候
到，就什么时候吃，急性子的人，再加上肚子里嗷嗷叫，饭欲熟未熟，便一桶、一
桶地抬了出来，一揭盖，一窝人都埋进了雾气里……全山，像摆开了一张巨大的流
水席。井冈山串联最高潮时，连饭也来不及煮了，使每个红卫兵抓上一把米，效仿
起当年的红军战士砍下毛竹，锯成竹筒烧饭，满山炊烟袅袅，满山篝火熊熊。
大厦和招待所住满了，办公室和教室住满了，不几天，茨坪的老俵家里也住满
了，晚来的红卫兵，能挤进走廊的就算幸运。有的，只能找爿屋檐，或是寻来一堆
柴草，点起一蓬篝火，在山上迷迷糊糊地坐上几个夜晚……这景况逼得接待办公室
下了决心，在茨坪中心，被众多建筑物环绕的近百亩水田里，除去西边的半块，组
织群众放干水，在上面搭好架子，架子上又搭棚子，油毡覆顶，竹蔑为壁，下面铺
上一层稻草。完工后，又见缝插针，马路边凡有空地的地方，都搭起了这样的棚子，
逢月色如霜的夜晚，衬着四面笔架峰、五指峰、人面峰黑魆魆的剪影，高高低低、
近近远远的棚子影影绰绰，缀之以点点簧火（那是红卫兵们在烤衣服，或是围着篝
火在开什么会），间之以呼呼松涛，颇有“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韵味，让人遥想起
古战场上安营扎寨的千军万马……
缺乏诗意的是山上数不清的永久性和暂时性、露天和非露天的厕所、便池。
每天，都有老俵和红卫兵在打扫、清理。仅温州一批来的四十几个红卫兵，就
主动留下来干了一个多月。
每天，拉粮、拉菜的汽车与运粪的拖拉机，都在盘山道上交会而过……
一切都像转入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各个接待站里都好似十月革命前夜的斯
摩尔尼宫——
大量的工作人员，每天压路机一般，数十次地走过山上的大路、小径，将刚到
的红卫兵引去各个住宿点。常常早饭十点钟吃，午饭下午二三点钟吃，而晚饭，则
要拖到所有的红卫兵都进入梦境之后……
电话铃响不断。十有八九，那是哪路红卫兵来要房子设立联络站的。棚子里没
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一溜到底的统铺，你不给他们吗，他们确实有困难，而且
搞不好，他们当即就会来一伙人，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批斗你；你给
他们吗，要抽出一间房子，又真差不多难似要抽出自己身上的一根肋骨。出于策略
上的考虑，不见经传的组织是决不会给的，给房子的一定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这
样全国叫得响的组织，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后盾去对付前者的纠缠。
来人更是不断。十有八九，那是来批条子借钱、借物的。有过这样的镜头：
一个二十一二岁、身架发育得好似运动员的红卫兵，走进生活组，接待他的是
副组长徐勉同志。
“我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叫高歌东。我们司令部组织了四个方面军上
井冈山，我是先头部队第三方面军的，路上坐车带走，跑了十几天，一路印传单、
买语录片送群众，很多同学现在连买牙膏的钱都没了，得向你们借点钱……”
“借多少？”
“一人两元吧？”
“那好。你们有多少人？”
“三百三十二个人。”
徐勉的心，好像是一杆天平，好感刚刚还在高歌东那边——他看出这个小伙子
说出每人借两元钱时，口气还有些迟疑，似乎这数目太多了。其实接待站定下的幅
度是，一般的困难，每人可借个三元、五元；有特殊困难的可借至十五元、二十元
——顷刻间，怀疑与紧张，就落到了自己这边。三百三十二个人，六百六十四元，
这可是一笔巨款，自己手中的笔还未划出去这么大的数字。此人莫非是个骗子？
“你等等，让我们研究一下……”
话刚完，电话铃响了，徐勉拿起话筒，小伙子将压簧一按：“对不起，你得先
解决我这个问题再说！”
高歌东的目光，随他的口气一下强硬起来。
“你有介绍信吗？”
“没有专门借钱的介绍信。可我带了公章，现在可以给你写。”
他顾不得注意徐勉的愕然，一下揭起自己的军装下摆，露出腰带上系着的一串
章子，总有七八个。他解下其中一个最大的、有茶杯盖般大的章子，接着，从徐勉
桌上拿过一张纸，刷刷地写了一张借条，“啪”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