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只有这样，才构成了他的所谓雄才大略？
窦太后是在汉武帝刘彻当上皇帝的第六个年头死去的。老太太的死，大约使汉武帝刘彻有了一种解放了的感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对刘彻的行为作出任何约束了。
窦太后死去的第二年，刘彻就将年号改为元光元年。从此，中国改变了以帝王在位年份表达时间的制度，开始用年号记录时间的推移。随后，很快与董仲舒们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帝国意识形态。
汉高祖刘邦开创大汉帝国之后，实际上基本继承了秦始皇的遗产：即在帝国广阔的疆域之内，在占人口绝对压倒多数的农业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建立至高无上的、以皇帝为代表的帝国国家机器。
但是，无论是秦帝国以严刑峻法为核心的治国方略，还是刘彻的父祖们以无为而治为特征的黄老之术，都很难与现实的经济结构和国家形态相吻合。原因是：
——秦帝国扫平六国、统一天下的事实，证明了这个国家具有高度的制度优越。如前所述，秦始皇过度膨胀的欲望和无法承受的资源滥用拖垮了这个伟大的帝国。当严密而理性的法律制度无情地服务于这种欲望的滥用时，便自然而然地一同受到了深切的憎恶。这是我们读到那些对秦帝国严刑峻法的猛烈抨击时，感到特别无奈的原因。这可能是新生的汉帝国采用黄老之术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的重要原因。
——然而，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固然有利于与民休息，生聚发展，却又很难应对北方游牧民族侵略、频繁的自然灾害与帝国内部来自人本能的要求权力再分配所带来的挑战。
因此，董仲舒所提出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和建立在亲子人伦基础之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成了帝国统治者的最佳选择。对于皇帝的欲望来说，这套理论显然比秦帝国的法制精神要赏心悦目得多。因此，尽管孔孟之道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但是，却是直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家思想才正式登堂入室，成为钦定的帝国意识形态。
董仲舒认为，道，就是宇宙和世间规律，源自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皇帝作为天子，是上天的意志，与上天具有天然的关系。因此，他是人世间最高最终的权威，他的仲裁带有神权的力量。这就是天人合一，这里显然将皇帝神圣化了。
天人感应则是天人合一的一个意义延伸。指的是当皇帝作为人格化的神，代表上天进行统治时，世间好的事情，体现了上天的意志，不好或无道的事情，则是对天道的背离，上天将降下灾难或变异以示警告。如果还不改弦更张，则伤败乃至。这里，在将皇帝神化为天道化身的同时，委婉地对皇帝提出了行仁政的劝告。表明，中国知识分子伴随着皇权权威的确立，力图使自己变得更加柔媚可人。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观念，通俗地解释就是所谓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即做人不应该违反的五种行为规范。这里的核心理念是君臣父子关系。儒家思想要求：在家庭关系上，要事亲以孝；在国家事务上，要事君以忠。他们认为，不孝的人不可能忠，能尽忠的人则必是大孝。不忠不孝者则是禽兽；既是禽兽，则人人得以诛之。他们认为，三纲五常就是在人间世俗化了的天道。
这套说辞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引申极为可怕：君让臣死，臣不敢不死，不死则为不忠；父让子亡，子不敢不亡，不亡则为不孝。
于是，形成了一套极为严密的、与经济结构和国家形态严丝合缝的意识形态。三者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特别是这套意识形态理论，与帝王专制结合起来以后，极其野蛮地禁锢了中国人的头脑，禁锢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在一定程度上，似乎可以说：这种对中国大一统帝国统治结构的设计与建设，开始于秦始皇赢政，而最终完成于汉武帝刘彻。
此后，中国的历代皇朝都是在这样的框架下展开的，绵延两千年而不衰。
事实上，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董仲舒的这一套理论其媚入骨，极端无耻。尽管他还说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不过，人们能够记住并确实发挥了作用的，只有这些对帝王渗透到血液里的奴颜媚骨。其发扬光大，导致中国人的膝盖和脊椎长达两千年严重缺钙，使得千千万万中国人在两千多年里，只能跪倒在一家一姓的皇帝脚下，任凭其为所欲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这套半宗教化的理论，才为聪明的汉武帝刘彻所立即接受，并迅速在帝国朝野推广开来。
汉武帝刘彻所推行的一套财政制度也很有意思。他任命了一批像桑弘羊这样出身商人的财政官员。这帮人的确敛财有术。他们推行了一整套国家垄断性质的经营活动。
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汉武帝颁布了极为厉害的“算缗”和“告缗”令，对工商业者实行全面的管制与搜刮。
“算缗”指的是举凡从事物品制造、借贷、买卖、租赁、储存、金属冶炼、囤积、贩卖以及私人使用的车辆、船舶等，一律要主动申报，并按照财产数额与营业额的双重标准与比例纳税。对于不主动申报或者申报不实者的惩罚是：发配边疆戍边一年，财产没收。
“告缗”则是一种告密奖励制度，规定：凡是对于不主动申报或者申报不实者实行告密——揭发检举的人，将获得被检举者的一半财产作为奖励。
为了推行这套制度，汉武帝曾经以“废格沮事”——阻碍法令实施的罪名，下令将相当于首都行政长官的右内使公开处死。结果可想而知。史书记载说，一时间，“告缗遍天下”。也就是说，全国人民都变成了告密自肥的无耻之徒。史书接着记载说：国家没收了成亿的钱财、成万的奴婢、成千万计的田地、数以千百计的房屋，“中家以上大抵破产”——中产阶层以上的人家大体上都破产了。
遥想当年，当官员与其治下的人民，兴高采烈地分享着主观色彩浓厚的告缗的成果时，可以想见，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肮脏龌龊的鬼蜮世界。
元狩五年，汉武帝下令，实行盐铁的国家垄断专卖，并一度实行了江河湖海中捕鱼捉虾莲藕菱角的国家垄断专卖。只是由于物价立刻腾跃——即物价暴涨，而不得不终止。史书对此的记载是：实行盐铁专卖后，盐铁宫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业绩，纷纷生产“大器”，而百姓们日常需要的器具却供应不足，并且价格昂贵。垄断专卖的结果是：农具“割草不痛”，意即连草都割不断。导致农民不得不“木耕手薅”——用木头做的工具甚至用手耕作。
而由于食盐价格过高，百姓们已经吃不起盐，其应对办法则是“淡食”之，大约就是饭菜里不放盐的意思。
元封元年，即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又下令，在流通领域实行均输法和平准法。
均输法指的是命各地将贡税改为当地特产，以当地平均价格计价，官府则在其他地区高价出售；平准法指的是由国家在各地设立平准官，垄断天下货物及价格，使商贾无法牟利。史书的记载是：朝廷大获其利。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些财政政策对国家敛财不可能不起到立竿见影的明显效果，其对社会的重大杀伤力也不可能不是持久而深刻的。由此，到汉武帝中后期，社会危机与经济危机已经十分严重，这一套杀鸡取卵式的财政政策已经日渐失去效用，并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副作用与后遗症。为此，曾经受到过后世历朝历代相当广泛的批评。
从今天的眼光看，大约只有那些小商贩出身的官僚，才能想得出这样的馊主意。事实上，这种依靠国家权力与民间争利，打击商业利益的做法，对窒息民间活力，阻止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作用。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极为深远。 从汉代画像砖上看，汉武帝时代的农业用具与两千年后人民公社初期的农业用具基本一样，似乎可以成为上述判断的依据。
此外，汉武帝采取了一些诸如抑制豪强、削弱诸侯王对抗的能力，迁徙人口开发西部等等，做了一些他的祖先没有做到的事情。为后代对他的称颂提供了依据。
事实上，对于现代人来说，在国内事务上称颂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是一件相当危险而且乏味的事情。或者换句话说也可以成立：汉武帝在国内政治上所推行的许多举措，或许恰恰是我们今天需要反省的。
他对中华民族的真正贡献，很有可能表现在对抗匈奴侵略，开疆拓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有数的庞大版图这一点上。一位名叫夏曾佑的历史学家认为：对于中国历史，有三个人很重要：孔子、秦始皇和汉武帝。因为，“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也。”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恰当的评论。
中国的北部边疆，东起辽东，经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宁夏到河西走廊的甘肃，连绵万里的边境线，裸露在亚洲腹地的草原与沙漠面前，成为历朝历代君主的一个噩梦。两千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游牧民族骑兵，从这里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地进入中国内地，给我们不可一世的帝王们带来无尽的屈辱与烦恼。
高祖刘邦曾经被号称三十万之众的匈奴骑兵围困在山西，几乎全军覆灭。
吕太后曾经被匈奴首领用几近黄色段子的非外交语言给予过戏弄和嘲讽。
帝国政府每年必须支付相当大的一笔开支给匈奴，用于换取和平。
如今，轮到汉武帝了。他必须与前辈们一样，面对凶猛的匈奴铁骑。
匈奴，操阿尔泰语，民族起源不详，最终的下落也不详。有一种说法，认为匈奴西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