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攻进了国民党的公安局，打开监仓，放出了许多英雄豪杰，他和金端同志就在那时候会了面的景象。跟着他就想起了区桃、周金、杨承辉、李恩、何锦成、杜发、孟才、程嫂子这些英勇无敌的烈士来，——这些人正在他眼前奔跑着，吼叫着，跟敌人厮打着，要从敌人手中抢回那可敬的革命伙伴金端。想到这里，周炳也不管王法，也不顾危险，加紧了脚步，捏坚了拳头，赶上了他们。他的牙齿紧紧地咬着，他的酒涡在两边脸上跳动着，他全身的力量都从头发尖上往外冒着。只见他两臂一扬，那包打听早已浑身发软，动弹不得。他的左臂弯曲着，象一个铁钩似地勾住那包打听的咽喉，莫说喊叫，连出气都没份儿呢。同时，他的右臂伸到前面，那手指就象铁钳儿似地掐住那包打听的手腕，略一用力，只听得格勒一声，那手腕竟叫拗折了，趟啷一声，那手枪也就撂在地上了。三两下手脚，就把那凶神恶煞的包打听，收拾得象一坨烂泥巴似的，趴在地上。金端回转头来，使轻和周炳抱了一抱，就弯下腰去，收了那包打听的手枪。周炳见路旁有一个水泥做成的大垃圾箱，上面的铁盖子打开着，那垃圾口正好容得下一个人的样子，怕那包打听一时翻苏，多生枝节，就趁四下无人，把那矮胖家伙双手举起，头朝地，脚朝天，倒栽葱似地插在那垃圾口里，叫他上、下不能，进、出不得，免生后患。一切停当，周炳就拍拍手，和金端一道，快步走出余庆坊。走到北四川路，金端问明白了周炳的住处，就指着南边，对周炳急急忙忙地说道：
“干得出色，一切改日再谈吧。你从那边走，我从这边走。”
周炳拦住金端道：“可是你在哪里？我怎么找你？”
金端笑了一笑，露出神秘的样子道：“我就在这一带。我找你吧。我姓的这个金，又三个金，——金鑫里三号，我记得。”
周炳还是不放心，拽住他的衣角道：“可是，我找了你一年了，找得我好苦！你不会离开上海么？”
金端又神秘地笑了笑道：“那也难说。要是一个月不见我来，也许我又去了广东，也许我又去了北京。不过不要紧，我不来，我一定叫别人来！”
周炳无可奈何，只好放了手。只见金端这边一钻，那边一拱，一下子就混在人丛中不见了，十分麻利。周炳又拍拍手，往南边走。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心中那样高兴，就一个人在人行道上甩着手，踢着腿，一个人在心里说话，一个人从脸上笑出来。见了英国巡捕和日本巡捕，他就抬起头，挺起胸膛，高视阔步地走过去。他那魁梧的身材是那样匀称，那样有劲儿，路人都为之侧目。走过广东铺子，他买了两毛钱叉烧、卤味；走过酒铺子，他买了一瓶陈年花雕。回到金鑫里三号，幸喜没有一个人看见。他蹑着脚儿走上三楼西厢房里，关上房门，自斟自饮起来。说也奇怪，今天的叉烧、卤味，比广州那道地的“莫记”、“旺记”所做的还要好，这花雕也比“高长兴”的更香，更醇。他举起一茶杯酒，走到窗前。那天空高极了，远极了，一只雪白的海鸥在秋阳中上、下飞舞，令人神清气爽。这样的天气，他到上海一年来，一次也没有碰见过。他举起酒杯，对那海鸥邀请道：
“来吧，金端同志。为了你的胜利，干一杯！”
说完，他仰起脑袋，将那杯酒一饮而尽。
往后，约莫有十多天的时间，他都独自生活在这种又崇高、又痛快的状态里。要么就出去蹓踧，什么地方都站一站，什么东西都看一看；要么就关起房门读书，读完一大本，又一大本，只要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书籍，再贵的他也买，再厚的他也读。对于上课、教书什么的，他固然置之度外，连张子豪、陈文英，他也很少见面；就是对于广东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他也没有想起，竟象忘记了的一样。原来他曾经后悔来错了上海的，现在庆幸自己好在来了上海；原来上海叫他忧愁、愤懑、烦躁、悲观的，现在上海叫他快活了；原来以为这是一场失败的冒险，现在看来竟是一个大大的成功。周炳这时的心情只有当初站在船上，望着两岸的景物缓缓后退，那期望已久的上海在远处迎接他的时候，才能相比。
但是，一天过去了，金端没有来；两天过去了，金端也没有来；三天过去了，金端还是没有来。……开头那十天半月，周炳倒还能够自开自解，慢慢地就不行了。起头，他十分埋怨金端没有信用，就喃喃自语道：“金端同志呀，你随我怎样猜想，你随我有多么大的胆量，我都不敢说，你竟是那样不顾口齿的人！难道你连一点耳性都没有的么？难道你是风吹下巴，随便开、合的么？”后来一想不对，他就自怨自艾道：“哦，不是的。是我没有资格，够不上革命！是我不够坚强，他们不愿带挈我！是我无意中犯了什么错误，他们不相信我！”最后，他推翻了自己的一切设想，深深地替金端担起忧来。他害怕金端摆脱了一个包打听，又碰上了另外一个包打听，自己又不在他身边，又不能助他一臂之力，眼看着他又走上麦荣大叔那条老路，这便怎么好！于是他就垂下头，眼睛望着自己的心窝，十分虔诚地祷告起来道：“金端同志呀，愿你工作顺利，没灾没难！愿你福星高照，履险如夷！愿你精神百倍，没病没疼！你要是有灾有难，要是坐牢吃苦，要是碰到什么不测之祸，我愿意来替你！灾难我承当，坐牢我不悔，天大的祸事我全不惧怕！”想到这里，他什么都不愿意再往下想了，拿起脚就往外蹦。……自然而然地，他先到了北四川路余庆坊。只见那里的居民还是和往常一样生活。那水泥做成的大垃圾箱，也照样打开着铁盖子，可是那矮胖的包打听不见了，一切金端和他会面的痕迹也没有了。倒是别人看见他这个陌生人，老拿怀疑的眼睛盯着他。他轻轻地顿一顿脚，又沿着北四川路一条弄堂，一条弄堂地穿着走，希望会碰到另外一次的奇遇。他留心旁人的脚步。一声不相干的咳嗽，都会使他惊心动魄。别人的寒暄客套，他都会停下来细听。可是一切都是枉然。他又留心观察左邻右里，前街后弄，只要发现一个生面人，走进金鑫里，他就迎上前去，问人家找什么人，有什么事。这样，依旧是毫无所得。初冬到了，刮着冷风，飘着白雪，连玻璃窗的一声响动，楼下街道里的一声咔嚓脚步声，他都仔细研究过了，可是他盼望的人儿，却连一点影子也没有。在这样的冬夜里，那突如其来的、声音嘹亮的炒白果叫卖声和油炸臭豆腐干的叫卖声都会使他烦躁起来，恨恨不已。
他失望了，他觉着上海再呆不下去了。他自己对自己命令道：
“走吧！你这混账东西！说不定……一定……他一定已经到了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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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不如归去
有一天上午，天气暖和，金鑫里的弄堂口和弄堂里面，突然车水马龙，十分地热闹起来。汽车、包车，停了一大片。一个一个花团锦簇、五光十色的阔太太从车上走了下来，走进金鑫里三号张公馆，苏州话、广州话、北京话、宁波话此起彼伏，响做一堆。周围的闲人都围拢起来看热闹，过往的行人也停下脚步观看，久久不散。原来太太们到陈文英家里来聚会，是要商量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那就是，对于社会上那些因为十几二十年来的战争而变成孤儿寡妇的人们，怎样进行抚恤救济的问题。太太们对这件大事都慷慨陈词，踊跃热烈，据后来的人说，甚至引起了剧烈的争论。其实太太们的见解大体上是一致的，就是对于战争的受难者应该博爱为怀，一视同仁，不管他们的政治分野是属于南派还是北派，是属于共和派还是帝制派，是属于国民革命派还是联省自治派，都一样。但是对于信仰共产主义的死难者的家属，应该怎么看待呢？——就恰恰在这一个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大部分处事稳重的女慈善家都认为应该把这些赤色的孤儿寡妇除外，不在抚恤救济之列。也有少数头脑被认为过激的年轻太太觉着既然同是孤儿寡妇，处境想必是同样困难，政府既然不管，她们就应该本着博爱的宗旨，加以救济，才符合基督的教义。就这样，双方都坚持已见，一下子就僵住了。本来太太们平时相处，都是融洽和睦的，一旦发生了争执，就显得极不平常，而且被认为“剧烈的争论”了。张子豪的夫人陈文英是这次聚会的东道主，又是属于少数被认为过激的年轻太太之一，她觉着有一种神圣的崇高的职责，驱使自己出来坚持真理。她当真坚持了。她发表言论，认为那种把赤色的孤儿寡妇除外的主张是狭隘的，偏颇的，不符合于上帝的仁慈的胸怀的，因此也是不幸的，甚至是可悲的。为了这一点，她的嗓子沙哑了，她的苍白的脸蛋发红了，她的圆圆的大眼睛甚至贮满了泪水。
整整一个上午，由于太太们的喧嚷谈论，使得躲在三楼西厢房里的周炳既不能上课，也没法儿看书，一个人对着书桌子坐着发闷，一心只在想着赶快离开上海，回南方去。客人散了之后，陈文英带着浑身劲儿，一直冲上三楼，把刚才的争论，一五一十，源源本本地告诉周炳。她想，周炳一定听得非常高兴，并且一定会鼓励她，赞扬她，支持她。但是她失望了，周炳只是冷冷淡淡地听着，还时不时露出那魂不守舍的样子，以致她不能不屡屡催促他的注意道：“阿表，你听呀！你到底是听、还是不听？你到底听清楚了没有？”等到她讲完了，她就透了一口大气，低头整理自己的衣襟，想听听周炳的见解。没想到周炳连一句中听的话都没有，甚至连一句同情、安慰的话都没有，只是傻头傻脑地、笨里笨气地说：
“不要紧，她们不救济那些赤色的孤儿寡妇，那些赤色的孤儿寡妇会起来没收她们的身家财产，自己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