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城市哲子的工作问长问短，然后，在另一间展厅再遇到，他们已经忘记她是谁了，哲子有一种刻骨的寂寞。
她只有牢牢地跟着劳伦斯，就像小时候在“大世界”这样的游乐场牢牢地跟着父亲，这个城市就像个游乐场，如果没有紧密相连的人与你共享生命中的一些片刻，进来或出去，都变得没有意义，那时候画廊的人流量进入高峰，越来越多的人进来，不要说谈话，想要谈话的念头都变得疲惫，哲子终于忍不住问劳伦斯，是不是该走了。
他们走到画廊外，顺着街道继续朝前走，过马路等绿灯时，哲子才突然想起来似地问道：“接下来去哪里呢？”那时已经十点，但是对于哲子，对于在纽约没有家的人，十点仍是个迷惘的钟点，劳伦斯说：“去酒吧喝酒！”“然后呢？”“继续喝，你不断付钱，不断喝酒，酒喝得越多钱付得越快，然后早晨就到了，当然还有音乐，我想，总会有些音乐吧！”劳伦斯笑了，笑得有几分醉意，但这个晚上，他似乎才喝了一瓶啤酒。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见哲子沉默，劳伦斯问道，那时他们正在过马路。
“酒吧远不远呢？”哲子沉吟着，她对于酒并没有生理上的需求。
“不远，再过两三条横马路就到了，想不想去呢？”他再一次问道。
哲子没有回答，直到过第二条横马路时，哲子突然停下来，她对他说：“我想我还是回家的好！”仿佛这个回答是在劳伦斯的意料之中，他朝她摆摆手，说了一句：“回家路上小心。”便在路口与她道别了。
朝回家去的路上，总是伴随着无法排遣的寂寞，她一路上在后悔自己的选择，似乎，和劳伦斯之间有什么没有完成，可是她同时知道她并没有勇气去那个开门到早晨，将一屋子醉人送走的酒吧，她不是害怕酒吧，而是害怕与劳伦斯会走向某一地的深处，或者，那更像进入先前去过的巨大的遗留着旧工厂面目的画廊，一个只有进口却找不到出口的地方，人挤人，但都是陌生人，携带着陌生语言陌生背景，之后离开，去向更陌生的去处，她只能紧紧跟随一个相对熟悉的人，其熟悉程度只限于知道他的名字，职业，在片刻的微笑以及伴随而来的深不可测的沉默。
归根结底，这将是一个无法预知后果的旅行，假如她在路口不是与他道别，而是继续跟随他。
之后，他们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因为两人的时间表不一致，劳伦斯有空的时候，她没有空，她有时间的时候，劳伦斯有了安排，他们以一星期通一次邮件维持着联系，他的信渐渐地长起来，但也是广种谨慎的增长，似乎劳伦斯在控制某种节奏，假如说交往也是有节奏的，哲子有时会向他描述她看到的好戏，但从来不描述她看过的画展，对劳伦斯描述画展不是班门弄斧吗？
在一次激烈的争执后她与男友互不理睬三天，第四天早晨哲子睁开眼睛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突然觉得在纽约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她坐在床上给中国城的旅游公司打电话订回上海的机票，然后退房租，整行李，告别，忙乱了几天，回上海前一天，收到劳伦斯的信，他问：“最近又看了什么新戏？也许应该让你带着，去那些我陌生的剧场，就像我带你去画廊。”哲子轻轻叹了一口气，这也曾是她的期盼。
她给劳伦斯电话，告诉他她明天就要回上海的家了。劳伦斯问：“家里发生什么事了？”
“没有事，只是，我突然很想家。”
“大概你有个热闹的大家庭，父母和兄弟姐妹，可我记得你的国家都是独生子女。”
她一愣，他把她的“家”误以为她父母的家，这就是说，他一直认为她未婚，她应该告诉他她已有自己的家，但在纽约最后一天，她怎么都没有勇气告诉他她已婚的现实，或者说，她从来就没有打算告诉劳伦斯她的真实人生。
事实上，她对他的人生又有多少了解？
“没有时间去剧场了，但是，至少应该一起喝杯咖啡。”她说，似乎，她和劳伦斯之间有些什么没有完成，她想了想，想不起是什么。
他们讨论了一会儿关于见面时间，但是很不凑巧，他们的时间表仍然不一致。放下电话时她想起来了，是关于那个著名摄影师的话题没有继续，不仅仅是一个话题，他们之间好些话题都只是开了个头。
她回上海后，劳伦斯写信提起他们的时间表，开玩笑道，我们应该是很理想的室友（roommate，即同租一套公寓），总是在时伺上错开，见不上面。他还告诉她，他的画室租约已到；他租于个集装箱放画和绘画工具，正在寻找新的画室，此刻，他在纽约图书馆消磨应该在画室的时间。
她的眼睛在湿润，她身在上海，却再一次从肌肤上感触纽约漂泊的寒冷，她写信告诉劳伦斯，有时候觉得，我对纽约的爱远远超过我对自己的城市，但，SOWHAT？（又怎么样呢？她用了大写）假如你没有勇气为你的爱付出代价。
这封信没有发出，而是被她delete（删除）了，这些议论就像她的人生给予劳伦斯的印象有些面目不清，她不想再平白地给他增添一些误会，毕竟，萍水相逢。
孔雀
马 枋
我出生在一个小县城，五岁之前没有见过孔雀；事实上，我直到九岁那年仍然没有见过孔雀，但那时我已经知道有孔雀这回事了。
之所以要提到五岁这个时间概念，是因为一个叫花儿的小女孩儿。花儿跟我一般大，也就是说，我五岁那年，她也五岁。我们两家是邻居，住在一排房子的东西两端，她家在东头，我家在西边。
花儿的母亲跟我母亲很要好，当然，这是指在发生那件事之前。我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而花儿没有；她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没有，所以她就经常跑到我家里，跟我的姐妹们玩儿，有时，赶上吃饭，就跟我们一起吃。花儿的母亲来找她时，看见她捧着我家的粗瓷碗喝面汤，呼噜呼噜喝得正香，就笑着说，这孩子，在家里不肯好好吃饭，到了这里却变成了小猪。我母亲听了也笑起来，母亲说，干脆就把花儿送给我来养吧，长大了给我当儿媳妇。
我那时虽然还很小，但我已经明白母亲的话大概的意思，那就是要花儿给我当媳妇。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孩儿，而女孩儿们是不需要媳妇的。
我五岁的时候，并不知道媳妇是怎么一回事，花儿大概也不知道，但花儿似乎比我想的事情多一些。有一天，在我家，姐姐和妹妹不在跟前的时候，花儿忽然问我，你知道我是你媳妇吗？我说知道啊，我妈说过的。花儿说，女的只能给男的当媳妇。我说，这谁不懂啊。花儿一下子变得神秘起来，伏在我耳边小声地说，那你知道男的跟女的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吗？
我被问住了。说真的，五岁之前，我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想了又想，只能对花儿说，男的头发短，而女的梳小辫儿。花儿说才不是呢，你妈妈头发也挺短啊，可她是女的呀。我想一下，也对，就无话可说了。花儿得意了，她很骄傲地对我说，我知道。她说，我知道男的跟女的哪里不一样。
后来，花儿就脱下了裤子。她让我看看她。然后又让我也如此照办。我们互相观看着。我觉得很有趣，是不一样。但我当时并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觉得很好玩儿，有一点点满足感。因为我有的，她没有。
花儿似乎并不介意她比我少点儿什么。她穿好裤子后，又总结道，男的和女的只有前面不一样，后面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花儿说得很对。花儿经常是对的。我对花儿佩服得五体投地。·
后来就到了九岁那一年。那时我和花儿都上小学了。
我们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但互相很少说话。那时男生和女生之间除了吵架，一般是不讲话的。花儿也很少到我家里来玩儿，偶尔来一次，也是来找我的姐妹，对我连正眼都不看一下。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意见。我也不想跟她说话。我们装成谁也不认识谁的样子，紧绷着脸，目不斜视。母亲看见我们这般模样，觉得可笑，就说我们是“小大人儿”。
这种局面在那个夏天被打破。
那年暑假，花儿跟随她的父母去了一次省城。
省城的概念对于我们这些从未离开过小城的孩子们来说，既遥远又神奇，让我们充满了想象，然而许多事情却又是我们想象不出来的，比如说冰棍儿。花儿从省城回来后，告诉我们，那里的冰棍儿很奇特，吃之前需要剥皮。这就让我无法理解。那时，我们小城的冰棍儿就是冻在细木棍上的甜冰，乳白色，里面有一点奶香，一根一根直直地竖在卖冰棍儿老太太的保温壶里，根本就没有皮。冰棍儿难道还能像苹果和橘子那样，外面长着一层皮吗？我想象不出来，就说花儿吹牛。花儿怎样跟我解释我也不信，急得她直跺脚，连连骂我没见过世面。
那个夏天，花儿成了整条街上的明星，因为她去了省城，见了世面。每天都有很多小伙伴围着她，听她讲省城的新鲜事。花儿的自我感觉也非常良好，她喜欢被众人围着转，还穿着从省城买回来的花裙子，这让我那没出息的姐姐和妹妹心甘情愿地成了花儿的随从。
我看不过去，偏偏离她远远的。虽然我也很想了解一些关于省城的事情，比如带皮的冰棍儿什么的，可我不想成为她的跟屁虫。我的冷落反而刺激了花儿的表现欲，那个夏天，她经常跑到我家里，一样一样地展示着她从省城带回来的稀罕物，在大家的惊叹声中，花儿漂亮的小脸蛋儿兴奋得通红。
开始的时候，我还故意装着不感兴趣。我，一个九岁男孩儿，对那些花花绿绿的糖纸、手帕和连衣裙，也确实不可能有什么兴趣。直到那件东西出现，我才终于绷不住了。
那是一支椭圆形的五彩孔雀翎。说五彩，是因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