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三峡流域的恩施，湖北人肯定都知道，但北京人有多少知道的就很难说了。美国人呢？法国人呢？俄罗斯人呢？如果站在纽约曼哈顿大道上，或是凯旋门前和红场上问过往的先生女士，知道CNINA恩施吗？想象会是些怎样有趣的情形呢？不得而知。
到目前为止，恩施还不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地方，但对于我，它却是最重要的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关于它的一些人和事牵扯着，还有抹不去的记忆紧紧相随，时间越长，滋味越加强烈。如同酿酒。
去年春上我来到北京，就业的去处在后海的一条胡同里，这胡同的名字很好听，叫做大翔凤。清朝时候，后海是贝勒爷和格格们住的地儿，顾名思义，后海则是什刹海的后边，也就是皇宫后边的湖。
北方不像千湖之省的湖北，仅在武汉市的四周，大大小小的湖都难以计数，大的像东湖、南湖、汤逊湖，一眼望不到边，绕着湖开车也得走大半天。而北方水金贵，一条沟也叫河，在南方人看来顶多比露天游泳池大一圈的水面，居然就叫了海。起初我实在有些不屑，可后来早九晚五的，要打后海的胡同里穿来穿去，渐渐知道了这地方的一些故事，却是每座院子每块砖每个门帘都有来历，这地方在我眼里就一天比一天生动和珍贵起来。就拿我们《民族文学》办公的三合院来说，当年是作家马烽用他的稿费买下来的，住了些年后马先生还是想回到他的山西，便将院子转卖给了女作家丁玲，因此这院子也可以说是丁玲故居。
从这小院出来，几步便是后海的水边，汉白玉的栏杆，夏天可以倚着观荷，肥实的绿叶顶着一朵朵粉红。对面是宋庆龄故居，据说孙夫人在世时最爱住在那里，在院里养了很多花儿，四季飘溢的花香，将后海都染香了呢。而离《民族文学》这院南去不到二百米，就是有名的恭王府了。恭王府住过鼎鼎大名的和贤图牟聘桓枪苏龃笄骞猓窦湟虼舜懈枰ィ骸昂瞳｜倒，嘉庆饱”，因这人而演绎出来的影视戏剧、小说故事数不胜数。
每天来后海游览参观、操着各种口音的人川流不息——不光看恭王府，还有附近的钟楼鼓楼，地安门和数不清的胡同，以及胡同里的各种京味小吃：爆肚、卤煮火烧、麻豆腐……老外更是最爱，成群结队的，膝上搭一块毛巾坐在披红挂绿的三轮上，叽叽喳喳而过，蹬车的人得意洋洋。
而我不知不觉的，也渐渐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常寻阳光灿烂时偷了闲空，独自沿着这海走去，看水面上鸟儿掠过，数脚底下的青砖，更加奢侈时，就在银锭桥上多站一会儿，眺那京西八景。桥头的一间“烤肉记”已是百年老店，张挂的红灯笼和门上的匾额都已有些发黑，但丝毫不影响它的生意，我对这类烤肉一向敬而远之，而《民族文学》的同事却一直是这里的常客。沿湖是京城有名的酒吧一条街，西式中式，还有少数民族的地方的，五花八门摆弄出各种装饰，每到晚上，灯红酒绿衬着水面，是北京最时尚的去处。
奇怪的是，每当踱步于后海，便常常会想到遥远的恩施，情不自禁的，要拿眼前的情景与记忆中的山水做一番比较，明知它们之间没有多少可比性。可显然21世纪的北京与武陵三峡已不是往日的距离，老地方老印象不断产生着新概念和新感觉，关于恩施的许多信息又不时传递到后海来，常令人为之兴奋。一天，恩施的州长周先旺带着一些朋友来到了后海，坐在《民族文学》的三合院里，我们喝了一回由门房大爷沏上的宣恩新茶，听这位意气风发的州长富有感染力地说恩施。那当儿，一群鸽子带着响亮的鸽哨从头顶飞过，胡同里一个收破烂的叫喊由远而近，又由近而渐渐远去。这让我突然想到19世纪一位美国人戴维·梭罗和他那本后来被许多人奉为圣典的散文集《瓦尔登湖》，他说：“将你的目光扫视内心，会发现你心中有一千个未知的地方。你必须做一个哥伦布，去发现你心海里的新大陆和新天地，开出思想而不是贸易的新航道。”
一想我那些熟悉的老地方：龙船河，五峰山，土桥坝，幸福二队……其实是和心中一千个未知的地方神秘相连的。在许多浮躁忙碌的日子里，它们沉睡不醒，当我要去做一些精神旅行的时候，它们才相约而来，在我的眼前活灵活现，可真正试图接近它们，又会发现居然有着难以言说的陌生。因此在周游它们的同时，也是在探询那些未知。
在金色大厅里回想《清江壮歌》
丙戍初冬，北京的阳光暖暖的，全国七届作代会就在此时召开了。来自天南海北的作家大都入住了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那里离天安门很近，是首都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大会的许多重要议程都在饭店的金色大厅举行。大厅金碧辉煌，一千多位代表济济一堂，按姓氏笔划排序，我坐得靠前，一眼看见主席台左侧的一位老人，席次卡上写着“马识途”。心中不觉一喜。
马识途老人眼下是四川省作协主席，已有九十多岁高龄，可坐在那里魁伟浩然，状如磐石。恰好我身旁便是诗刊主编叶延滨老兄，他曾于四川工作，我便小声问他跟马老是否相熟？叶兄说当然。我便说想拜会马老。他说噢？我说因为他写过《清江壮歌》。叶兄一听笑了，噢对，你原是在湖北工作的。我说不仅是在湖北，而且是在马老写的清江边上，读着《清江壮歌》长大的。
只要在清江两岸生活过的人，不能不读《清江壮歌》。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刚刚跨进鄂西恩施二中的校门，正是“文革”前夕，好不容易从学校图书馆借到手（等着借阅的人太多），还没等看完就被封存了。但那些感人的情节却一直在心头环绕，主人公贺国威、柳一清身上所激扬的理想光芒，映照着我们整个青春。
《清江壮歌》是马识途根据烈士何功伟、刘惠馨为原型写成的，而刘惠馨正是他亲爱的妻子。两位烈士都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走向革命的知识份子，怀着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来到清江河畔的鄂西恩施地区，开展秘密的地下党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最终遭到敌人杀害。刘惠馨被捕时刚生孩子不久，她经受着地狱之火，表现出最伟大的母爱。在走向刑场时更是临危不乱，将婴儿巧妙地置于路边的草丛中，使孩子逃脱大劫。一对普通百姓收养了这孩子，亲生父亲任远（也就是马识途）二十多年后才终于找回。这些故事既是小说，也是历史真实，感动过六十年代的中国读者，更感动了清江两岸的人民，是清江人永远的精神滋养。不知有多少回，我只要回到恩施，走向清江，或眺望书中描写过的五峰山、红沙岩，就不由会想到《清江壮歌》，想到撰写这部书的马识途先生。
现在金色大厅里，马老与我咫尺之遥。会间休息时，人们走动起来，叶延滨老兄突然从身后叫我，说马老就在这里，你不是要见他吗？我一眼看去，马老果然正拄着拐杖站在金色大厅的门前，身旁有一位年轻人跟随着，在纷繁嘈杂的人丛中，他安然而立气定神闲。
从网上知道，马老虽已高龄，这些年却一刻也没空闲，还学会了电脑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他的《文学三问》思想犀利，表现了一位经历过世纪风雨的老作家敏锐的洞察力和社会良知，引起文坛震动，也引起人们对马老的进一步尊重。事实上，如果说要在这座金色大厅里论资排辈的话，他显然是数一数二的了。从三十年代参加革命，他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也担任过许多要职，可他最钟情的还是手中的笔，而从他对巴金老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追求，他说，“假如说鲁迅是中国的脊梁的话，巴金就是中国的良心。”
我们走到马老跟前，叶延滨叫了一声马老，介绍说这是叶梅，民族文学杂志的主编。老人微笑着，频频点头，说噢，噢。我向老人弯腰，我说马老师，我是在恩施出生的。一语未了，老人眼中放出光来，说恩施？太好了。恩施来人看过我，邀请我到恩施去，我打算明年要去呢。言谈之间，对那方土地的厚爱溢于言表。聊了一会儿，他在旁边的桌前坐下，在我的小本上写下了两行字：“很高兴见到清江的女儿叶梅同志——马识途2006年11月16日”。
我小心地接过来，心中因老人的话而感到厚厚的温暖。本来，还有很多话想对老人说，也还有很多话想问老人，可我什么也没再说，我想，我还是再读读《清江壮歌》吧。
作代会散了，马老与他的团员们也都回了四川，他一直住在成都。而我依然留在北京，这些时我没再经过北京饭店，但金色大厅里的温暖却留在了我心里。我想，老人虽然生活在川中，但清江的波涛肯定常常拍打着他的梦，好在他失而复得的女儿一直生活在身边，会给他带去许多激扬文字的回忆。而如马老常想着清江一样，我们也会常想着马老，还有马老的《清江壮歌》。
再登五峰山
五峰山算不上名山，跟湖北恩施州境内那些巍峨挺拔的大山相比，它只是一座小小的山。如果说那些雄奇的山是一连串惊叹号的话，五峰山便是从那些山的话语里延伸到最后的省略号，且是最后的那一点。
因为它的脚底便是湖北恩施州首府所在的城市了。那是大西南群山环抱中一块珍贵的盆地，玉带似的清江突然从大山深处冒出，婀娜的清而透白的河水仿佛少女的腰肢，扭动着穿过盆地，绕着五峰山向东而去。因她的到来，这座山还有这座城都变得风情十足。
从前上山的路是由青石子儿铺成的，有些硌脚，但即使下雨也不会溜滑。路旁有野花闲草，一边爬山一边忍不住去采摘，运气好的时候，会不时发现蓬乱的荆棘中点染着三五颗鲜红的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