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人说的无明，是宇宙的大的愚蠢，使人对之不暇怨怒，亦无法同情，而惟有慈悲。释迦的慈悲不是自居于超人，而是见这人世无常，众生苦恼，联想到自己身上不免怵目惊心，他不像基督的望著耶路撒冷城恸哭，却连哀恸之情亦平实化了，只是一份切切之意，是从这样端正的感情里所以他有理性清明。
释迦解答了三个问题，一是文明的传授，二是文明的肯定，三是文明的成就，前两个都解答得甚好，末后一个解答得不好。
第一个问题，早先雅利安人原是印度北境的蛮族，佛经里有阿修罗、阿修罗者，大海中立，水不没膝，向下视仞利大。无酒，采四天下花，于海酿酒不成。不端正，惟女舍脂端正。在须弥山北大海之下万一千由旬，有阿修罗王，名日罗（目＋ 侯），势力甚大，纯食淤泥，及兴祸福，多与天睁。这阿修罗种的雅利安人入主印度，恰如征服巴比伦的迦勒底人，他们的诺阿“现世界的主人”是个四翼展开的鬼，而天则是指的达罗毗荼人。征服者来到文明的面前，觉身不洁，觉世界无亲，且有种负疚之心，觉身有罪。他们从达罗毗荼人摹仿，但摹仿得来的东西总有隔膜。
西洋更有两重隔膜，文明尚在巴比仑埃及时已因商业资本奴隶社会而迷失了，再经蛮族辗转过手，益发分离为人类社会与上帝的天廷。但文明在印度则惟有辗转过手这一重隔膜，而且雅利安人到底渐渐把来消化了，梵唱特有一种凄凉与喜悦，即因有这一段先迷后得的辛苦。可是到了被波斯人占领，触动旧时的那份凄凉，又凡事将信将疑起来。释迦于此的解答，是文明可以传授的，它能自照，亦能照它，能照它是因众生皆有佛性，虽是传授得来的，亦可成为自己的东西。
这一解答在历史上极重要，汉人能同化蛮夷，而且将来还可以使西洋人亦皆来生在天下文明里，即靠文明是可以传授的。文明在西洋虽巴比仑埃及时已若存若亡，只得一些些，而这一些些在后世西洋亦仍有著，可见有了个文明，它就是有著在那里的了，我们仍可以叫喊得应他们的。
第二个问题肯定文明，则是释迦之所以能成正等觉。 四句偶、“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前半偈婆罗门亦晓得说，亦即因明里的“声无常，是所作故，喻如瓶等”，是造作的东西即有成有毁。而后半偈则为释迦所求得，即是尚有解脱生死轮回的无为法，譬如数学的点有位置无面积，它是不可以作的，但它是在的，物理的点会毁灭，可是怎么也不能想像数学的点会毁灭。文化必毁灭，文明则常在，文明是有常有我有乐有净的。
第三个问题文明的成就，释迦错在不能无为而亦有为。譬如数学的点是不可作的，用铅笔或粉笔画的点怎么亦不能没有面积，连一切规尺与三角板亦皆是不能绝对精密的，但数学还是用规尺三角板及笔作了点线与圆来演算，把有面积而位置不精密的东西亦当它是有位置而无面积的来处理。所以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窍。 ”而孔子说的天理亦即是人事。可是释迦说一定不可以造作。
释迦原是个大有作为的人，佛教不比西洋的宗教，佛不是神，亦非神的使徒，背后并无靠山，又不以赎罪说恐吓世人，亦不像欧洲的教廷有统治权，佛只是大人，其教只像教育的教，却竟能倾动一代的人与物，有在千王政治之上的世尊，这实在方可惊。 但是在世尊那里，只见众生苦恼，而中国则“王者之民，浩浩如也”，中国的王者与民同乐，世尊则没有过一次与民同乐。世尊四十八愿度众生，度不尽恒河沙数的劫，可是劫这样东西，若能像武王的一怒而天下平，岂非就没有了？
而印度总是受外来的侵略，波斯人之后有马其顿人，此后又有大月氏人、蒙古人，直至陷为英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了，亦分成印度与巴基斯坦，没有大一统。 印度史上惟孔雀王朝一统过，但阿育王亦只是千王政治的盟主，如早先达罗毗荼人的转轮圣王，不过气象更壮阔些。印度没有像西洋史上的王国帝国，是因没有商业资本奴隶社会及公民与地主贵族的队伍，而其亦不能像中国的王天下，则因五常不备，不能制礼作乐。
从大月氏人入主印度到戒日王，相当于中国西汉末年至隋唐之际，随著大西域产业圈的建立，印度文明有一次新的辉煌。这产业圈连印度在内，包括新疆甘肃西藏缅甸，及波斯阿拉伯的一部份，形成商业手工业农业畜牧与游牧的大结合，虽是以商业为纽带，却比罗马帝国更健康，有普遍的烂漫生发，且因加入游牧，新有了一种行动的大力。但这大西域仍只是印度千王政治的扩大，出不得真命天子。
其时佛教分为大小乘，大西域的人宁是通过小乘去接受印度的建筑雕刻绘画及舞乐，且因大西域产业的新活泼给了这些东西以新生，乃至在印度本土亦如此，因产业的新活泼而有了民间的许多新器物，这原可以作成佛教的新的现量的，可是论师们未免胆怯，故单标大乘，看重因明。
早先释迦说法，多以色相示人，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但论师则惟是论，再没有那种春光烂漫，连说故事的本领亦比释迦相差远了。他们虽有个明彻的理性境界，爱说如大圆镜，但那镜实还不及庾信镜赋的镜好。好的东西是要有了才晓得可以是这样的，无明的东西被因果律所缚，而文明则如爱娇的女子，有时简直不听话或故意不听话，因果律亦拿她无法，而孔子的言行亦每出其门人的意料之外，还有大英雄亦喜怒不测，是故释迦游戏神通，因明可用可不用。原来如此，用因明的人是远比因明重要。但从论师，则只闻其论，不见其人。
而且论师们的因明学亦不佳。因明的现量不是西洋辩证法的现象，现象不过是外物，现量则是物的亲冥自体，至成极定，此乃是以文明来看现物，如诗人的竹子，美人的月亮。现量是要经过成，释迦多说成现量，而论师则惟应用现量，此亦是论师的不及释迦可亲，释迦对世界有一种喜气、一种凄凉，论师则没有。
论师陈那又把因明来革命，删去圣教量。圣教量在中国是先王之教，在印度是达罗毗荼人传下来的至理名言，如数学亦有几千年前传下来的十几条自理，因明倒是从圣教量才有，如数学逻辑的从数学自理才有，如何可拿因明来论证圣教量？再则，古圣之言有的极正经，有的却是开玩笑说说的，而因此新鲜活泼，说话的人与说话的音凡，与被说被取笑的人或事物乃皆有了风光。可是论师没有这种会调笑的好，一股正经的论证，如同检讨苏诗“春江水暖鸭先知”，何以不说鹅亦先知，而断定古人之言亦有漏义有余义，要把来删去一样。
释迦破除无明，肯定文明，及文明的能自照照他，自了了他，继之者应当是成就文明，如孔子说仁，孟子荀子说义说制，但论师仍只反覆论证那四句偈。释迦成等正觉，华严经里还有“世界成就品”，而论师则但成唯识，可是万法唯识或盈天地皆心，亦不及身与万物俱化，如庄周的梦为蝴蝶，栩栩然蝶也，及其觉，瞿瞿然周也，以及他的游于濠上而知鱼之乐，倒是有风光明迷。
但这亦不能只怪论师，连释迦的明心见性亦是知仁未知义，达性未达命，这是文明在印度的未成就。
问史于中国
在埃及巴比仑与罗马帝国，在印度与大西域的千王政治之外，尚有汉人的“惟王建国”，它是平等自在的，更静好，亦更有行动的大力。它是文明的自体，历劫而常新。它只是这样的，如孔子说的荡荡乎如天，民莫能名焉。而我如今来说，亦只因它于我是这样的亲，如贾宝玉初见林黛玉，问她今年几岁了？可曾上学？身体可好？曾服何药？如此盘盘问问，便变成写历史了。我们有时亦不过是对著面前的中华民国要这样盘问盘问。又如贾宝玉见林黛玉带来的扬州土仪，他拈起这件，放下那件，说好论坏，又问这是叫什么名字？那是做什么用的？是什么来历？我们对中国的东西有查考评论，亦是像这样的无非因为欢喜。
今史学家疑古，疑古亦可以是小小的淘气，叫人好笑又无奈，但是一脸正经的儿戏则不可喜。他们不信中国古书，必要依照西洋史的规律，又且以为科学方法是一切。
他们见孔子已说过杞宋文献不足征，故定出“先秦史”那样的名词，只承认比秦朝略早的事还可以谈谈。其实孔子说的只是钟鼓不足以征乐，俎豆不足以征礼之意，并非彼时已无信史了，不然他如何又说夏礼殷礼吾能言之呢？
西洋旧约里有列王纪，新近又发现巴比仑的列王纪碑版，他们都是有王朝印有列王纪，此外且把前此的传说亦追记下来。列王纪已是信史，传说的追记未是信史，但亦有事件的可征性。何况中国从黄帝时立史官，其后虽改换朝代，却没有过像西方古国的遭蛮族摧毁，及至孔子时，文献之多，不但藏在王室，还分发给诸侯，故周有柱下史，而楚国左史倚相亦能诵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魏安厘王冢又有竹书纪年。
彼时王室与诸侯的文献还开放任人参观，孔子即曾从周柱下史问礼，又参观过杞宋的文献，又在齐闻韶，又入太庙每事询问，而吴季札至鲁亦得观乐。既得参观，即民间还有抄本，故尚有史官以外的史家，如春秋与三传皆私人之作，而诸子书于前朝的历史亦多称引。至于尚书，那是选辑本，彼时搜赋，蒙诵，史进箴，给周室子弟当教科书读的，而士大夫亦得普遍传习，故选的教材记言多于记事，且各本的取舍有异同，所以造成后人对今古文尚书之争，其实皆是真的，而且彼时还另有纪年史。
秦朝焚书，不过是不许民间私藏，而在政府则仍保有著，故司马迁写五帝本纪及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