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俩返回“广宾”各自的房间，冲了个凉。在电梯里，高小菲举着面小镜子，用一管猩红的口红不停地涂抹着她那厚厚的双唇，嘴巴还不时地抿一下，又张开，继续描抹，但她好像始终不大满意自己嘴唇的鲜艳度。即使电梯停下来上下人时，高小菲仍旁若无人，自顾自地在小镜子前左顾右盼，这让我觉得莫名其妙。难道她想把自己的两片厚嘴唇涂抹成一朵娇艳欲滴的鲜花吗？如果不是电梯终于停到了一楼，我相信，她会一直这么徒劳地描抹下去，直到把她的嘴唇涂成烂柿子。
走在“广宾”的大堂里，高小菲才心有不甘地把那管口红随意地往挎包里一扔，然后冲我开启双唇咧嘴笑笑，她是想让我赞美她化妆有术吗？可我只注意到了她满口惨不忍睹的黄牙。我无话可说，只能尴尬地把头移开，停下脚步，抽出根烟凑到鼻子下嗅了几嗅，才不紧不慢地点上。我有一个习惯，凡是遇到什么尴尬的事情，总是要不由自主地点上根烟。好像只要我吐出一口浓烟，那份尴尬也会像眼前的烟雾飘散开去似的。
刚进入海珠餐厅的包间里，吴老板就手舞足蹈，叽哩哇啦地大声埋怨高小菲和我，应该早点通知他，他好安排宾馆并去机场亲自接我们。广东人的普通话说起来中间没有停顿，语速极快，面部表情也变化丰富，无论讲什么事情都像是在跟你急赤白脸，当然，广东人说粤语也是如此，只是我听不大懂。
高小菲双手作揖，示意吴老板先坐下来。然后，高小菲点上她的白摩尔，用一只手擎着慢慢地吸了一口：“实在不好意思。老吴，你也知道，一百一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我们得凑啊。”说完，高小菲看了我一眼，我连忙点头，解释说：“我们中午才凑够钱，马上就奔机场了，生怕你这边等急了。”
这时，吴老板才不慌不忙地摆摆手，换出一副沉稳的表情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去布料行验货提货，然后二位陪我押货一块儿下阳江，痛痛快快地玩上两天。”
高小菲为难地刚要开口说什么，吴老板又一摆手，打断了高小菲：“家里头的货都卖光了吧。”我和高小菲如实地点点头。“那么，二位现在回沈阳也没什么事情，我不多留，第一批货出厂，二位就带货飞沈阳，怎么样？”如果是一个初来广州做生意的人，遇到吴老板的这份热情，肯定是无法消受的，准会以为自己碰到了骗子。但老实说，在做生意方面，广东人的诚信绝对是全国第一，而以“实在”著称的东北人就要差多了。这些年，东北的生意人没少欺骗广东人，拉完货就跑，连个人影都找不到；还有就是，货到家后就开始耍赖，横挑鼻子竖挑眼，拒付余款或加工费。但很少听说哪个广东人从此一蹶不振，人家照常做生意，只是多了个心眼，一手钱一手货，款不到不提前发货就是了。反观那些骗了点小钱的东北人，也没见哪个因此而飞黄腾达。该没钱的照样是个穷光蛋，骗的那点小钱，三下五除二就被“造”了个精光。
当然，我们也深知，无论是广东人给你开宾馆，请你唱卡拉OK，或是主动提出请你打一炮，人家那也是无利不起早，生意谈成了，怎么着都行，来日方长嘛；谈不成的话，连顿早茶也不会请你的。广东人所有对你的热情和慷慨，完全是建立在生意的成败上。
第二天，一切顺利。两万米布料装了满满一卡车。坐在大卡车的驾驶室里，我的心不由得忐忑不安起来。不时地回头望望后货箱里堆成小山似的布料。高小菲意味深长地说了句：“成败在此一举。”语气颇有些悲壮。的确，现在布料行和吴老板是铁赚无疑了，只有高小菲和我是前途未卜，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的面色不由得严峻起来，一路上几乎没有说一句话。高小菲显然看出了我的心事：“货已经提了，我们现在需要想的，就是怎么千方百计批好这批货。可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我们一下子提了两万米的布料，这个我们俩也要统一口径。”
“那如果有人问起，我们怎么说？”我问。
“就说是替厂家代卖的，要尽量把话说得大大咧咧一些。”
“那别人会相信吗？”我心里却说，你这不是骗鬼嘛。
“相不相信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越是猜疑对我们就越有利。”高小菲笑了笑，“我们就是要让他们摸不到头脑，等他们弄明白了，我们的货也该批得差不多了。到时，客户想压价都来不及。”的确，如果大客户知道了我们手中布料的实数，是很可能联合起来集体找你压价的，弄得你一点脾气都没有。这类事例以前在市场里发生过好几次，原因是有的人爱显白，也有的人是疏忽大意，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这些都是做生意的大忌。
吴老板先领我们煞有介事地参观了一番生产车间，并自豪地告诉我们，厂里新添了多少台进口的锁眼机、码边机，然后就开车把我们带到了“水中央”餐厅。具体地说，“水中央”是建在海边的一艘巨大无比的船。船体的左半部分是卡拉OK厅，右半部是隔成许多包房的餐厅。推开包房的窗户，眼前便是茫茫大海，波涛一浪浪拍打着船体，发出哗哗的声响，很诗意，很浪漫，让人觉得你打开的不仅是一扇窗，你的心窗也会有清风阵阵穿堂而过，天大的烦恼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去的。
那顿酒，我和高小菲喝得都格外尽兴。大概我俩都是这么想的：紧张了这么些天，我们的神经也该歇歇了。此时我们惟一需要做的就是完全放松自己的心情，尽情地享受面前美味的海鲜，干掉一杯杯溢着泡沫的“珠啤”，以迎接几天后更大的一场恶仗。
连干三杯啤酒下肚，吴老板的舌头就大了。在此之前，吴老板喝酒向来只是一杯，从不多喝。但吴老板还是张罗喝，只是改成一口一口地慢喝了。吴老板的表弟阿光一直陪着我们干杯。喝完酒后，我们一行人又摇摇晃晃地拐进了卡拉OK厅。高小菲显然是喝多了，攥着麦克风不撒手，一首接一首地唱粤语歌。高小菲唱的所谓粤语歌，就是把所有的字用舌头卷起来唱，无论是唇舌音还是卷舌后音，不仅我听不懂，相信吴老板、阿光这些广东人更是听不明白。但大家全都不遗余力地拍桌子、鼓掌、吹口哨，弄得高小菲越发的不能自已，越唱越来劲了。遇到一些节奏明快的歌，干脆就边唱边扭屁股；而唱一些轻柔舒缓的歌曲时，则微闭双目，一副陶醉其中的样子，滑稽得让人笑得肚子疼。
终于熬到了曲终人散。回到房间，我感到阵阵头晕，想尽快睡过去。可隔壁的高小菲却不停地在房间里撕心裂肺般的干呕，令我辗转反侧。我几次想到隔壁去看看高小菲，帮她倒点水，捶捶背，或陪她说说话，但想了想还是算了。我怕这么一折腾，她更睡不着了。渐渐地，高小菲的房间才安静下来。接着，我就听到了一阵敲门声。开门一看，竟是高小菲。高小菲手扶门框站在门外，身体后仰着问我：“你现在困不困？”“进来说吧。”我也只能这么说了。
进屋后，高小菲一屁股陷进沙发里，“给我口水喝。”我忙给高小菲倒了杯水递过去。高小菲一口气喝干，我又帮她倒了杯水。这次，高小菲接过水杯放在茶几上。然后，大喘了几口气，把头歪靠在沙发背上，双眼紧闭了几下，才安静下来。我以为她是睡觉了，正有些不知所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时，高小菲哭了，眼泪顺着眼角轻轻滑落下来，不一会儿，就泪流满面了。但高小菲并没有失声痛哭，只是偶尔才压抑地抽搐几下，声音很小。我真怕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嗷嗷大哭起来。吴老板及家人如果听到了，还以为我把她怎么地了呢，况且还是在我的房间。
我点燃一支烟，递到高小菲的手上。高小菲抬起头，并没有马上接过我递给她的香烟，而是用双手在脸上使劲胡撸了几把，抽了抽鼻子，才接过香烟，狠狠地吸了几口，就又蜷缩着靠在沙发背上。高小菲脸上的浓妆被她胡撸得一塌糊涂。这时，高小菲突然笑了，摇摇头：“对不起，我今天喝多了。”
我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安慰她说：“没事儿，谁没有喝多的时候，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高小菲并不理会我，端起茶几上的水一饮而尽，然后双手托腮，像是陷入了沉思。
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她，只能默默地枯坐在床头陪伴着悲伤欲绝的高小菲。我知道，呆一会儿，她肯定是要说点什么的，不然她不会大半夜跑到我的房间里来。而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她的倾诉，然后尽力扮演好一个善解人意的听者。
高小菲又向我要了一支烟点上，开始了她缓慢的叙述。
高小菲中学毕业后，就托人在市木材加工厂建筑工程队当上了一名小工。为了每月能多挣五元钱，高小菲甘愿在工程队里跟男人们一样干一些和水泥、搬砖头的力气活，还要承受户外的风吹日晒。后来，高小菲与队里的一个三级瓦匠草草结了婚。生完女儿后不久，高小菲经人介绍到了“五爱”市场为摊主卖货。那时的“五爱”市场尚未形成规模，还只是一个自发的打地摊的早行市场。聪明的高小菲通过观察了解，渐渐地摸出了摊主上货的渠道，就干脆出来自己单干了。一开始，她的丈夫每天早晨还能骑着“倒骑驴”把高小菲和一包包沉重的货物送到市场，可当高小菲的生意稍微有了些起色后，丈夫就懒得再去上班了，整天游手好闲地呆在家里，酗酒和赌博。这让高小菲心里极不痛快，但也只能偶尔发通牢骚。说多了，还可能遭致丈夫不顾头尾地一顿暴揍，就这高小菲也忍了。直到有一天，丈夫因为嫖娼被抓，民警让高小菲拿三千元钱去派出所赎人后，高小菲终于受不了这份屈辱了，忍无可忍之下，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这个倒霉的婚离了。“我拿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