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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恪 的写作，当然是有“想法”的。既有不同的生活和命运的各别的表现、更有民族的和一定历史时代的综合的意义。
三
从踏入“城与市”的那一刻，扑面而来的便是大量不同的语言信息，让人应接不暇，来不及消化与吸收。它不断地从一种场景转入另一种场景，一种文类转向另一种文类，省略了各种交代与过渡；多样文本并置、多重叙述视角交叉和看似无逻辑的并存关系，使它看不到明显的发展过程和叙事的因果性关联。它是断片式的，发散的，模糊的，开放的，似乎随时可以插入阅读，又随时可以抽身而去。从这个角度看，《城与市》似乎是破坏了我们对于意义的理解，它不向我们提供一些明确的、凭现有逻辑便可证明的意义。然而也正因此，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认识空间，要求读者自行感受与感悟，组织起属于他自己的关系结构和认识。
超文本写作，要在文学上确定自己的边界，必须要有一个属于文学的主导的文体范式，刘恪对此是清醒的。我觉得可以把《城与市》主要看作是上个世纪的三个文化人（文、祥、冬）和他们所联结着的无数女人的故事。文、祥、冬以各种文本方式披露了自己隐秘的私生活，和隐蔽的心灵。由于他们处在同一时代、同一城市、相互是朋友，他们分别的叙述便产生了某种联系和精神上的交流的关系。文出生于农村，童年有心理创伤，是由外省来O城打工的文化的漂泊者与流浪者，正在现代文明的都市中寻觅自己的梦想，又备受着欲望的煎熬，因而更渴望着有一个安居灵魂的小巢。祥是北京的老知青，他经历了六七十年代的荒谬的乃至残酷的历史生活的磨炼，因而比较成熟。冬作为一个广告公司的老板，既是四合院文化解体后的新一代而有所失落，又正在当下金钱及财富馈赠的机遇中纵欲享乐，他说自己的生活便是“认认真真做广告，认认真真的×女人”。然而他也在寻求着自己的“真爱”。这三个人物可说是相当完整地代表了一代文化人的历史境遇和文化生态。“祥，沉思；文，忧郁；冬，世俗”。《城与市》中还写道：“认识女人，也就认识了城市，不以好坏论女人，在传统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女人都是阅读城市的窗口”。事实上，《城与市》中出现的众多青年女性也是有区别的。譬如穿黄旗袍的姑娘、薇、小琴等更有某种传统的气质；而姿、雅丽、钟翎、美美等则纵欲无度，当生活中没有什么真正值得爱慕的东西时，她们便把欲望转向了自己的身体、内心的欲念和冲动，转向了女人的自恋。祥在知青时期由燕子，转向虹，后来的妻子则是淑媛；文寻觅着穿黄旗袍的姑娘，穿黄旗袍的姑娘却始终是影影绰绰，他实际生活中联系着的则是一个病态的、只把爱恋投向自我的姿；冬的女人则几乎和他所开展的广告公司业务一样地多。当冬要追求薇时，受到了妹妹小琴的反对，认为“你会害了她”。淑媛也反对，祥不置可否，文极力主张。而祥的妻子，那看似平凡，却与祥一起走向了成熟的巫师般的淑媛，更有着一种一谶定人生死的预感和直觉。这些描写都使人饶有兴趣。也构成了与传统小说类似的人物关系和作品（故事）的框架，使它成为一部长篇。
总的来说，《城与市》中大约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和相应的意象群：关于性；关于生死；关于社会。分别对应着的是作品中的欲望化叙事，梦境、诗与诗剧和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生活。其中还穿插着叙述人的一些笔记、考证和理性的思索。从小说创造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三方面的内容孤立起来展开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当它在《城与市》整合后联系起来，便变得有意思与耐人寻味了。
四
一切艺术成就的最后的实现都依靠着细部的艺术表现。在某种程度上说，我认为文学作品细部描写的成功与否也决定了文本的文学性的高下乃至艺术品与非艺术品的区别。《城与市》的超文本实验，不同文体言说的交叉重叠，尤其需要在细部不断地有灵性的语言的吸引和照亮，否则，那滔滔涌动的词语河流，那混沌的丰富，便很容易引起冗烦的感觉与精神疲沓。“细节，是生活中奔涌的自然物。它包围你的生活及生命。”在这方面，读者也有相当的选择的余地。譬如，可能对于祥的在晋中山村知青点的生活，那“等待未来主义到来”的试点与民兵学习中埋葬三具看似还活着的“尸体”感兴趣；对于文的童年记忆与伤痕感兴趣；对于社会暴虐和冬在文革中成长的人生观感受兴趣。这些都是书中所说的“集体记忆”。它在表现文、祥、冬等人物时，处处都留下了历史的刻痕。又譬如，也可能对于书中所描写的众多女性感兴趣，“黄旗袍姑娘是一个纯洁的性爱”，而姿则是欲，淑媛是一个谜。还可能对于书中多次出现的“梦与诗”、“回廊”（影视诗剧）感兴趣；对于书中许多观念性的思考、哲思感兴趣。刘恪其实很擅于语言描绘，他的每一次对女性的描写都引向一种发现，往往出人意表。就观察的细致和语言感觉而言，它还超过了许多传统小说的语言。下面一段话是写薇的：
“薇总不说话，只是淡淡地一笑。……眼光接触物体时总是柔和而光滑如同水洗净的苹果或玻璃，那种眼光和秋天纯粹蓝色一般透明，深入下去又是春的原野，那里是一片悠远无际的绿色。眼睛是陈述性语言，它被心灵洗净。眼睛似真似幻地越过街区……她把高远清纯的自然气息吸收过来，即是采撷了无数花朵，怀抱花苞时心里却舔着花蕊，香息在她身体的四面八方荡溢出来，如灯烛如流水如莹 光把内心的原野洗净”。《城与市》中以后也一再地用“洗净”两字来形容薇。在冬与薇的书信中，也是充满了灵魂相切相磋的交流，完全没有肉欲的气息。那诗性的语言，甚至可以说是透露出了某种古典主义气息。
《城与市》表现男人，描写女人。它把许多篇幅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充满情欲的描写，或激情，或柔美，充分地展示了情爱与欲望的多种可能性。但他却把最美好的语词留给了古典。
五
超文本写作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与欣赏习惯，它需要我们仔细地阅读，可能还要温习地阅读。《城与市》打通了现实生活（包括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初期的历史生活）以及意识、潜意识和理性的所有层面。我注意到《城与市》不断地在灵与肉、感性与理性、实境与虚境之间实施着交替转换，并在这二者结合与转换中互文见义。这显然是体现了作者的创作策略，并大有深意。不过我还是希望刘恪不要一下走得太远，把握他自己所说长篇“文体的主导范式”，以免丧失大量的、基本的读者。
作为一部探索小说，刘恪对于传统小说的人物、故事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也形成了自己的人物、故事独特的处理方式。刘恪认为小说的人物不过是一些特征符号（或意象性符号），小说中并不存在真正的人物。从符号学的观点看，一切小说人物其实都是某种符号。符号（或作为人物的符号）都有不同程度的抽象，我认为抽象程度高也不是否定抽象程度低（如现实主义小说要追求更完整、生动的人物形式）的理由。同样，元虚构、拼贴，潜意识，符号意象呈现，叙事交叉重叠，互文见义等，它可能只是更便于我们接近世界的真实，但始终不要忘了，这还是一个人的写作。从个人虚构写作的角度看，它和故事化写作也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我以往读过的那些先锋评论中，我感到我们似很少探讨先锋作品本身特有的内容和价值，更多地似在谈论先锋创作的理由，先锋创作的原理，先锋的方法或要求；其意义与评价也往往适合于一切的先锋创作，而与具体作品无关。如果先锋的意义仅仅指它能印证西方哲学、文化精神和艺术观念，我们并不需要它们“探索”。而我们听到最多的和引发出来的，又总是：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困境，人类的生存境遇，人类精神的家园等等；我并不是说不能讲这些“人类”的命题，只是它出现的频率也太高与太普遍了。我们把现实主义塑造具体的，真实的人物作为一种不可能达到的幻觉时，又似乎制造出了抽象的人类作为小说对象的更大的幻觉。
刘恪的小说跨文体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而且表现在内容上。而更可贵的是，它是本土化的。
六
我把《城与市》中描述九十年代O城“狂欢”的一段作为这篇“断想”文字的结束。只是要稍作说明，我把它视为是一部分以文化为职业的人物的生存景观：
“这种狂欢既是物质的，也是人心的。”“在狂欢中所有的道德伦理丧失殆尽，人们更彻底地撩开自己的面纱直接呈示本能，倾尽了灵与肉的全部感受。每个人都说我也赌一把……这是一个全部的人拿出生命来赌博的年代，这又是一个赌博的狂欢，灾难性狂欢。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更清楚地看到人类本性而又不得不为人类自身的境遇而忧患的……最疯狂的占有建立在最深刻的丧失上。”
《城与市》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丧失的追求。
第二城池里的场主
周 吟
瞿秋白曾经很深刻地提出由于语言隔阂而造成的“三个城池”之说：第一个城池里面，只有勉强认得千把汉字的“愚民”，所以他们文坛上称王道霸的是《西游记》，《封神榜》，“几侠几义”，《阎瑞生惊梦》，《蒋老五徇情》，十八摸，五更调……第二个城池里面，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