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觉哉是一个老共产党，和我同为湖南宁乡人，向来认得，因此延安方面派他常
到兰州来，口头上说和我联络，团结抗日，做统战工作，实际上是在拉拢我。我看
他不怀好意，已经报告了委员长（指蒋介石）。”贺耀组向我说这些话，意在表白
他不会和共产党勾结，同时希望我派特务把谢先生赶走。因此，我指示马志超和军
统局兰州站长霍立人派特务监视谢先生，逼迫他离开了兰州。其次，1937年苏联派
到我国的志愿空军人员，都住在兰州励志社。马志超和励志社的管事勾结，收买励
志社的茶房，对苏联空军人员暗加监视。他一面派遣特务在兰州市和飞机场对苏联
空军人员跟踪侦察，其目的在于侦防苏联志愿军和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联络，并防止
以军用品、武器接济陕甘宁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则防止苏联志愿军和进步青年、广
大人民接近。马志超还无中生有地制造谣言说：“苏联接济我国的飞机，都是苏联
所不要的破旧东西。因此我国从迪化接运回来。飞到半途，飞机头就和机身脱节掉
下来，机毁人死。所以我空军人员都不愿驾驶苏联的飞机。”我听了马志超的话，
认为是反共、反苏的绝好材料，在兰州以及回到西安之后，逢人便告，大肆宣传。
军统局在西北方面，不止抓住西安、兰州中心城市的警察局，还进一步控制了
指挥全省警察机关的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1937年更通过陕西省民政厅警务科长张
梅谷（军统特务），以警务科为掩护，成立警政组，派张梅谷充当组长，受军统局
西北区指挥，运用警务科的职权，指挥全省各县市警察局和巡官以搜集各方面动态
情报，并在全省范围内加强特务管制。这样，层层节节的运用公开机关，配合秘密
特务组织，采取坚决的反共、反人民的措施，在西北是比较突出的。
西要“特种会报”怎样搞起来的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设立军委会西安行营代替过去的“西北剿总”，以顾祝同
为行营主任。抗战后顾调南京，以蒋鼎文接替。蒋鼎文一到西安，就遍找行营第二
厅厅长谷正鼎、副厅长顾希平，行营政治部主任任党五，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军统局西安负责人张毅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书记长、中统局西安负责人郭紫峻，
以及中统局另一负责人陕西省民政厅长彭昭贤等，向他汇报关于陕甘宁边区和共产
党、进步势力各方面在西北的情况。不言而喻，这一伙都是反共急先锋，他们在西
安唯一的任务就是反共。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设立和青年学生潮水般地涌向延安，
更使他们着了慌。10月间，谷正鼎在西安新城大楼行营汇报时说：“谷正纲由重庆
来信告诉我，有好些朋友的子女都溜到延安去了，你们在西安干什么的，为什么不
采取有效办法来制止？”谷正鼎说：“我们自己的儿女都不保了，都要跟着共产党
跑了，我们就坐视不问吗？”11月初某天，谷正鼎、顾希平、任觉五、张毅夫四人
在行营第二厅谷正鼎办公室集会，一致认为必须采取有效办法，镇压共产党，制止
学生到延安去。于是4 人一起立即去见蒋鼎文，建议由蒋鼎文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
各方面负责人举行一次座谈会，研究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办法。
蒋鼎文接受了建设，在西安金家巷ABC 大楼他的公馆召集西安党政军特务宪警
各机关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到会的有谷正鼎、顾希平、任党五、张毅夫、郭紫峻、
彭昭贤，以及陕西省教育厅长、保安处长，军管区司令部处长，宪兵第一团团长，
西安警察局长，十六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等20余人。蒋鼎文宣布：“座谈会的目
的是交换关于防止共产党在后方捣乱的办法，以及与防共有关的问题，请大家发表
意见。”他又说：“共产党在西安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打着抗战的招牌，宣传共
产主义，与混在西安的左倾人物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公开煽动，近来青年学生到
延安去的越来越多，引起学生不安心求学。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
西安市也常有发现，而且近半年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分子复杂，良莠不齐，
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
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
乱。这是在座诸位的共同责任，希望大家尽量提出意见，想出有效的办法。”
接着，谷正鼎站起来说：“现在是抗战时期，大家都跟着喊抗日，其实我们真
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者俄国做后台老板，
比日本人还要可怕。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
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现在虽然抗战，
终久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与共产党势不两立，没
有什么价钱可讲的，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今天还适用。共产党的大本
营近在延安，对西安是一个大威胁，防共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如果让共产党势力
在西安膨胀起来，整个西北以至大后方受到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一切都完蛋了。我
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我们自己也就死无葬身之地。我们过去在防共问题
上，都是各干各的，互相牵制，闹摩擦，我们的力量，不是分散了，就是抵消了。
而共产党与我们刚刚相反，它是以整个力量来对付我们的，我们这样下去，前途不
堪设想。我提议在行营蒋主任领导下，采取会报形式，把我们党政军各方面力量统
一起来以对付共产党，在今天已经是刻不容缓。不仅在西安，我还建议蒋主任转请
中央，在中央方面也采取这样的方式统一各方面的行动和步骤，并领导全国各省市
都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这样，比我们现在有组织而不能运用组织，有力
量而不能合理的有效的使用，一定要好得多。”
听了谷正鼎的话，大家都表示赞成，并且继续发表了一些意见。最后，蒋鼎文
根据大家的意见，决定组织西安特种会报，以统一的行动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
同时建议国民党中央也采取这样的办法。经大家推举并由蒋鼎文指定：关于西安特
种会报的办法以及向国民党中央的建议，均交谷正鼎负责起草；同时决定，出席座
谈会的人，即为特种会报的成员。
记得蒋鼎文在ABC 大楼召集座谈会是星期三，就在这个星期天，出席座谈会的
人都到西安崇廉路2 号谷正鼎家中，对谷正鼎提出来的草案，提供一些补充修正意
见，作出初步决定。关于西安特种会报主要内容是：上述西安各机关负责人均为特
种会报成员；会报由谷正鼎负责召集，每逢星期日上午在他家举行，不拘形式，自
由座谈；关于共产党、进步党派、青年学生各方面动态，参加会报的人均有责任搜
集情报，于每周集会时，用书面或口头会报，但由军统局和中统局西安负责人负搜
集情报的主要责任；参加会报的人，必须本人出席，不得派人代表，每逢星期天准
时到会，不另通知；会报记录和决议交谷正鼎负责处理，汇报蒋鼎文最后决定，交
有关单位执行。关于西安特种会报组织以及建议国民党中央也组织特种会报等项决
议，均经谷正鼎汇报蒋鼎文决定后，以西安行营名义转报了中央。西安特种会报，
经谷正鼎转报蒋鼎文之后，即于1937年11月正式成立。不久，国民党中央也由何应
钦负责在其参谋总长办公室内组织了联席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其后蒋管
区各省市县特种会报，在国民党中央“联秘处”统一领导下，均陆续普遍成立起来，
而始作涌者则为西安特种会报。
西安特种会报从1938年起作出决定，各地到延安去的青年学生，一律堵截扣留
送交胡宗南负责的西安战干第四团管训。1939年冬，西安劳动营（即集中营）成立，
其后由胡宗南接管，派谷正鼎负实际责任，1940——1945年劳动营总从长为余翼群。
劳动营是专门关押从西北、华北各地送去的共产党、进步青年，强迫管训劳役的机
关，所有被扣留的青年学生，即改交劳动营收押。西安特种会报关于堵截青年学生
的决议，在延安、咸阳、三原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上，交董钊十六军和宪兵第一团检
查哨执行。在渭南、大荔以及陕甘宁边境陇东庆阳、环县一带，交胡宗南驻防陕甘
宁边区的部队执行。军统局西北区指示三原组长任鸿献、宝鸡组长李铺村，以及渭
南、大荔、洛川、陇东环县、庆阳各地的特务组织，对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协同
当地驻军和宪兵执行侦捕，以此作为经常的主要任务。1942年冬，我由重庆到洛阳
去，路过西安，与西安劳动营主任谷正鼎见了面。他说劳动营管训劳役的共产党、
左倾青年先后有1000人，绝大部分是到延安去的学生，被西北各地驻军和宪兵在中
途扣留送去的。谷正鼎邀我到西安西门外飞机场附近集中营参观了一次。一进门就
觉得阴森可怖，门口站了两层武装岗警，持枪上刺刀，并摆着机关枪。集中营四周
布满了铁丝网，每隔约50公尺，就有一个武装岗哨。我边走边参观了所谓学生（其
实是囚犯）的寝室，就是在阴暗潮湿的地下铺上一层谷草，每个铺位只有薄薄的一
条粗劣的毛毯和一条棉被。我看到的十来个人都是脸黄肌瘦，形同乞丐。西安气候
严寒，室内没有生火，用报纸糊的窗户都被风刮破了，门板也是破的，每人穿一套
极薄的棉衣，冻得直打哆嗦。谷正鼎在劳动营办了一个被服厂，与胡宗南的部队勾
结做军服，每天劳动8 小时以上，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