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薄的棉衣，冻得直打哆嗦。谷正鼎在劳动营办了一个被服厂，与胡宗南的部队勾
结做军服，每天劳动8 小时以上，晚上还经常加工。被服厂由谷正鼎的老婆皮以书
负责经营，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从被迫害的青年学生身上剥削得来的无数金钱，
都被谷正鼎夫妇私吞了。
如前所述，1938年起，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运往延安的军用品、武器，经常被西
安、咸阳、三原驻军和宪兵非法扣留；同时，从延安到西安来的人，也遭受非法的
人身搜查。1938年，西安《秦风日报》报道八路军在前线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某些情
况，主张言论、出版和行动自由，扩大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发动后方人民支援全
面抗日。该报还登载了某些有关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谷正鼎、张毅夫等认为《秦
风日报》言论左倾，鼓吹“反动”，提交西安特种会报作出决定予以查封，经蒋鼎
文批准后，交西安行营第二厅通知《秦风日报》勒令停刊。此外，在西安市查禁进
步书报刊物，以及查封销行此项刊物的书店等，都是西安特种会报所决定执行的。
1943年我和蒋鼎文在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时期，谷正鼎由西安前来访问。
在闲谈中，蒋鼎文追怀往事，自鸣得意地说：“我们在西安的时候，由于大家一条
心，才没有让共产党抬起头来。今天全国各地都有了特种会报，总算是我们早就见
到了。”说罢狂笑不止。
企圈打入陕甘宁边区的阴谋活动
军统局历来总想打入共产党内部进行破坏，虽然费尽了心机，终不得逞，但每
年一度的工作计划，总有这么一条，并且列为首要项目，并不因屡遭失败而死心。
在西北企图打入陕甘宁边区破坏的阴谋，更是如此。1937年5 月，蒋介石派军委会
中将高参涂思宗率领一个访问团赴延安，军统局乘机派遣共产党叛徒、军事科长杨
蔚，诡称访问团团员，随同涂思宗混入延安进行情报活动。1937年我到西安后，也
千方百计图谋派遣特务打入边区，建立潜伏组织。
1938年3 月，我抓住了一个机会，曾派出一个特务去到延安，但也是失败而回。
原来，陕西省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凭借着本家顾孟余作靠山，竭力向蒋鼎文巴结。
我是军统西安负责人，又和蒋鼎文臭味相投，顾德明希望我替他在蒋鼎文跟前说些
好话，对我特别要好。我们打牌喝酒，是互相拉拢的媒介，我的家眷不在西安，顾
德明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必有电话来邀我们几个为蒋鼎文所信赖的“红人”如谷
正鼎、彭昭贤、张毅夫等，到他家去打牌喝酒。他夫妻两口都是北京人，能唱几句
京戏，他的老婆又自称会相面，这些对我们都是投其所好，乐于到他家作乐。因此，
我与顾德明就更加接近，无话不谈了。顾德明曾经向我表示，如有用他的地方，他
一定效劳。听了他的话，触动了我的心事。我说：“我想派一个人作为你局里的人，
到延安去当电报局长，你看怎么样？”他说：“那好极了。延安是共产党的天下，
地方又苦，都不愿意去，正没有电报局长，你替我介绍一个人去，行！”我说：
“我介绍的人，你要保守秘密，除了你自己，可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介绍的，只说
是你自己找来的，或者别人介绍的。”他说：“你这一套，我早就懂得，天大的事，
都在我身上，你放心吧，就这么办。”
于是，我兴高采烈地回到新城第四科，找人事股长丁敏之，告诉他这么一个好
消息。我和丁敏之经过一番考虑之后，决定派军统局西北区无线电支台长汪克毅作
为陕西电政管理局派遣的电报局长到延安去，并且立即把汪克毅找来，把我的意思
告诉了他。他本来不太愿意，经我婉言鼓励，他无法推托，勉强答应了。因为不能
够携带无线电机器去，以后只能用有线电通报，由电政管理局长顾德明转，我叫他
与译电员杨宝璋约定了通电的密码暗号。我规定他的任务：首先把到延安后耳闻目
见的情况随时报告；其次，进一步设法调入到延安电报局充当报务员、职员，以掩
护特务活动，并相机在边区其他方面吸收特务细胞。随后，我领着汪克毅去与顾德
明见面，并要求顾德明以后替我收转汪克毅的电报。这样，汪克毅就以延安电报局
长的伪装混入了延安。我满以为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特务组织已经得到初步成功，并
转报军统局。
想不到汪克毅一去两三个月，杳无音信，我非常着急，乃转问顾德明。他说：
“在行政方面，汪克毅有电报来，但没有提的。”我顾虑汪克毅在延安的处境，不
敢去电催，只好耐心等着。5 月底，汪克毅突然从延安回来了，他说：“一到延安，
就感到难受，仿佛四面八方的眼睛都刺着我，连电报局里面的人对我也不放松，他
们好像是用无言的心声在骂我：”你是特务，不准你乱动！‘我仔细地观察，我在
电报局里已被他们包围了，而他们都是共产党的人，我简直气都喘不过来。我故作
镇静，而内心恐慌。再说，机子上有固定的值班，我所要发的电报发不出去，实际
上我也没有什么电报可发的。我觉得我的身份被发觉了，呆在延安，动都动不得，
越想越不对，因此我只好借口回来了。“
就这样，我的妄想完全化为乌有，满脑子不痛快，转而迁怒于汪克毅，认为他
没有尽到力，从此对他不满意。但我对边区方面的妄想，并不因此而灰心。1939年
7 月，我又抓住了另一个机会：天水行营政治部主任谷正鼎决定派一个考察团到延
安去，我要求派一个特务冒称政治部科员，作为考察团团员，混进延安去进行活动，
谷正鼎自然答应了。
此时，军统局直属通讯员郭子明（山西人，共产党叛徒）在西安待命。我本不
认识他，是另外一个山西人军统特务梁恰亭向我介绍的。我听说郭子明是共产党叛
徒，思想上就有了底，找他面谈后，认为他适合条件，决定派他去，介绍他和谷正
鼎见了面。行前，我对郭子明说：“你到延安去的任务，不是预先可以规定的，希
望一般人所不注意的地方，你要特别注意，并且要避免反为共产党所注意。”郭子
明随同政治部考察团混入延安进行特务活动，来回半个多月，他回到西安把搜集的
材料作了两三万字的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经转报军统局得到指示传令嘉奖，立
即调郭子明到重庆去升任军统局第二处中共科科长。
我在西安3 年之中，从来没有放松过这么一个妄想：无论如何必须在陕甘宁边
区范围内，建立潜伏特务组织。我觉得从正面派特务打进边区的可能性极少，汪克
毅失败回来后，我又想到可以利用行商小贩做工具，试图打入边区的办法，就是失
败了，牺牲损失不大。我拿定了这个主意，就和丁敏之、李翰廷商量了好几次。我
对李翰廷说：“你老婆是西安人，社会关系多，你在西安警察局搞了这么多年，认
识的商人也不少，希望你在商人身上想出个办法来。”我和李翰廷决定的原则是：
在商人或行商当中，找向来与延安或者边区其他县镇市集的商店、行商有来往关系
的，收买他们进行特务活动。第一步要求他们设法混进边区去，把他们所见所闻的
情况，回到西安来口头报告。同时，希望原来就在边区的商人，能够于三个月、半
年以至一年之内来西安一次，把他们的所见所闻作口头报告。他们来回的费用，完
全由西北区负责，还给以一定的报酬。第二步就是在可能条件下，介派特务冒称商
人混进边区去固定潜伏，或化装行商不定期来往。李翰廷找到和他向来有勾结的奸
商试搞了几次，都因为根本无法进到边区去，而边区的商人更是坚定地跟着共产党，
不肯上特务的圈套，屡试都失败了。
以上是我在西安时期企图打入边区的例子，这一类的阴谋活动当然还有，但在
共产党和边区人民严密的防范之下，都遭到了失败。
军统局在西北与胡宗南、蒋鼎文的勾结
戴笠以及军统特务组织的发展，是与胡宗南的扶植和戴胡两人互相勾结分不开
的。
1935年胡宗南“追剿”北上红军，窜入陕甘两省。1937年抗战军兴，胡一度离
开，但1938年他又回军西北。从此，胡宗南茶毒西北10多年，军统局在西北的特务
组织一直与之配合勾搭。戴笠对谁也瞧不起，但对胡宗南却是个例外。戴笠每逢遇
到难以解决的问题，就请教于胡宗南。如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期，胡宗南驻军天
水，戴笠准备到西安去营救蒋介石，事前曾经就商于胡宗南，得到同意后他才决定
了西安之行。军统特务都把保守秘密看成第二生命，不敢违犯；关于逮捕、暗杀事
件，因为都与蒋介石在政治上的阴谋暗害相关，那就更不必说了。但军统局所谓保
守秘密，对于胡宗南，却也是个例外。如1940年5 月，军统局在成都逮捕了中共四
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西军事委员车耀先，和认为与罗、车有连带关系的进步
人士郭秉毅等两人，由戴笠亲自从成都把他们四人解到重庆秘密监禁。在军统局这
是何等机密的事！但罗、车等四人解到重庆后，郭秉毅两人就立即转送到西安胡宗
南负责的军校第七分校去当教官，也不顾虑什么秘密了。
1935年10月我由南京到西安去，临行，戴笠对我说：“湖宗南先生在西北，重
要情报可抄一份给他，也可以随时找他帮忙。”12月，我在西安西京招待所看到了
胡宗南，由马志超介绍见面。我初次和他见面，就把设立军统局西北区对陕甘宁边
区布置特务组织，配合“西北剿总”反共防共，以及监视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等情
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