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音乐和歌词带给人的心灵震撼，迄今华语歌坛无人匹敌，他音乐中所喷发的诗歌精神，让无数的所谓诗人汗颜。
崔健是一个大时代的符号，他扮演的父亲是大时代的边缘人，这与他本人有着本质的联系。他也会忍耐，但不会屈服，他的反抗是另类的。没有仇恨、虚伪与冷漠，是我们社会里硕果仅存的音乐斗士。他从不向市场妥协，即使在困难的年月里，也没有退却。当满大街都弥漫着小男人小女人的造作情歌，满舞台充斥着矫揉造作的“假唱”时，他用他嘶哑的喉咙在歌唱，他的音乐激情如同火炬在燃烧，在从容的燃烧中升华自己的音乐理想。
当这篇短文重新在我的这本书中出现时，我不能不再次插入两行文字，为崔健的新行为喝彩。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巡回在大江南北，提倡“真唱运动”，他的真诚尽管并不为所有的人理解，但那力量却如新楼地基的夯声，沉重、持久而坚实。作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行吟诗人”，他所有的声名已经足够，他无须表演，也不会表演，他要做的只是想让周围的空气减少一些污浊，为此他只能身体力行。
有时，我听到有些年轻的娱乐记者一副百思不解又气不忿的神情：“为何要把崔健称为摇滚教父？”他们不知道崔健所达到的高度，这也不能全怪他们，因为周围充斥着“篷间雀”，他们自然无法看清楚高飞的雄鹰。
从《一无所有》到《无能的力量》到《解决》，崔健一直旁若无人地在进步，他在《无能的力量》中，似乎显示了“无能”，但那“无能”本身就是摧毁腐朽的“力量”，就像《我的兄弟姐妹》中的父亲，身份卑微却依然拥有“力量”，即使被现实的横祸夺去生命，他的激情与力量仍在延续。
崔健无法表演别人，他与角色的貌离神合是必然的，他只能再现自身，他坚持只属于他自己，所以才属于我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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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害怕李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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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芙是英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很多年前，我读她的《墙上的斑点》和《达罗卫夫人》，对其匪夷所思的寓意和精湛的叙述语言佩服得五体投地。在美国，有一部电影名叫《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我一直搜寻未果。后来，有朋友告诉我，这是一部喋喋不休的对话电影，最后也不会告诉你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因为压根与她没关系，是作为一个符号嵌在其中，因为英语中的伍尔芙和狼只是一个字母之差。剧作家用她的名字暗喻女权。这是现代主义者们喜欢玩弄的艺术把戏。
为什么要提起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这是因为她使我想到了李安，虽然表面看来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但对于华语电影来说，今天的李安也是一个符号，一个在美国打拼多年而终获承认的符号。
一个中国人要想在遍地“卧虎藏龙”的美国出人头地谈何容易，记得我在采访百老汇最成功的华人演员王洛勇时，他的“必须超常规”的理论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洛勇在美国戏剧界的大红大紫即是他“超常规”理论立竿见影的硕果。而关于李安，似乎没有什么“超常规”的举动。最近一位内地老导演的话也十分引人注目，他说：“我在美国拍电影的时候，李安还是群众演员呢。”我知道媒体向来喜欢恶意炒作、断章取义，所以相信这位老导演没有任何贬义，他只是陈述一种客观真实。一个跑龙套的群众演员，经过短短几年，竟在水深火热的美国影坛成为一个风云人物，而且没有凭借什么“超常规”的招数，这不是奇迹吗！
李安走了一条怎样的道路？我们不妨还是从《卧虎藏龙》里去探询，电影中周润发饰演的大侠名叫“李慕白”，名字的隐喻很清楚，意指人物对诗仙李白的仰慕。仰慕李白什么，自然是其超尘脱俗的潇洒与不羁。在片中，李慕白的信仰与风骨都有李白的气质，影片对道教的崇敬，以及唯美的画面，犹如一幅幅写意的中国山水画，再加上充满中国古韵的悠扬音乐，极其传神地营造出空灵缥缈的意境。这是一部圆梦的电影，它毫不掩饰地传达了李安对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沉迷。回望李安在美国声名鹊起的作品，《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也都是从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切入，表达东西文化中的理解和包容。及至他后来的一系列作品，都是在思考传统文化道德伦理的现状与命运，在传统与现代思想意识和西方工业文化冲突中描绘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应该说李安的道路走得非常坚实，与他早期的三部影片比起来，《卧虎藏龙》只能算李安的二三流作品。我甚至认为，它是为迎合美国口味特制的戏谑之作。国内影评人曾贬低李安说他根本没将中国侠文化的神韵把握住，这是错把影片中的李慕白当成诗仙李白去要求，实在是对李安的苛求。关于文化的理解从来都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事情，在我们的艺术观念中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祈望任何单个的作品都能承载全部的文化内涵，即使只是某个领域的文化，所谓己所不欲也施于人。其实稍有艺术常识的人都清楚，一部影片只能表达有限的文化空间，试图涵盖某种文化是愚蠢和不可能的。
在第73届奥斯卡颁奖前夕，曾有报刊知道我不喜欢《卧虎藏龙》，便约我写一篇批判的文章，以备在其获奖时作为一盆冷水泼出去。尽管我有不少话可写，但仍婉言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因为，作为中国导演，李安以其多年的不懈努力，大大提升了华语片在世界影坛上的地位；作为一部宣扬中国文化的影片，《卧虎藏龙》还有不少明显的缺点，但它的可贵之处在于找到了让东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喜欢接受的叙事方式，在东西文化的层层坚冰中，成为文化传播的破冰者之一。
《卧虎藏龙》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最佳外语片奖。宣布名单时，我正在一个会议上采访，听到一片欢呼和鼓掌声，出来看时，电视里的李安正以一如既往的儒雅，微笑着致答谢词。我想，所有的中国影迷都该为他高兴为他喝彩。李安以对东西观众文化趣味的准确把握，成为华语电影进军国际市场中的民族英雄。
事实上，这是奥斯卡73年来第一次真正向古老的东方影坛敞开了大门。从1949年至今，奥斯卡颁出了52部最佳外语片，此前的51部基本上是欧美电影的一统天下，亚洲只有日本获过3届，而在西方人眼中，日本从来就不代表东方，它是西方大家族中的宠儿。
奥斯卡的权威和含金量自不待言，我们也可以指出《卧虎藏龙》的种种不足，但客观事实是，作为电影导演，李安以自己对东西文化冲突的独特把握，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向国际，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虽可能只展示了一些皮毛，当然也有迎合的成分，就是这些已使西方人如醉如痴起来。
经过了国人口沫飞溅的毁誉交加之后，关于李安的新闻正在淡下来。前几天，闲来无事，在家集中看了几部李安的影碟，《喜宴》、《饮食男女》、《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和《与魔鬼共骑》。这其中的三部英语电影都是第一次看，观后感可用敬畏二字形容。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在探讨伦理人情与人性，其含蓄细腻与表现手法的从容大气令人望而生畏，此“畏”是钦佩和拜服。能把电影拍得如此精彩，在目前的中国导演里尚无第二人可以比肩。由此我再次想到，一段时间以来，对李安的不屑与诟病，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无知和暧昧。如同我们虽然可以喋喋不休，但谁也不会害怕弗吉尼亚·伍尔芙，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摸到她。你可以指出奥斯卡种种缺陷，但那吝啬的小金人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颁发给某个人，他们表彰《卧虎藏龙》，不仅仅是对这样一部影片，实质上是对李安整个电影事业的总体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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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害怕李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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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在家“研修”李安的电影时，正巧，从大洋彼岸传来关于他的最新消息：美国《时代》周刊将李安评为美国最佳导演。该刊称李安是一个纵横四海的“变色龙”，他在任何文化里都能够应付裕如，而且能够准确地运作把握。该刊副总编史蒂夫·科普称：“我们现在在美国寻找的是真正能够掌握这门艺术和拥有创新能力，并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他评价李安说：“这位温文儒雅的绅士再次证明了一件事：美国电影院的繁荣有赖于各国艺术家的魅力。”
当大陆的导演们彷徨迷茫时，来自潮湿海岛上的李安（还有杰出的杨德昌、侯孝贤、蔡明亮以及香港的王家卫等）却纷纷扬威世界影坛。
谁会害怕李安？这似乎是个完全不需回答的问题，谁也不会害怕李安，如果真有人害怕，恐怕也不是因为电影，而是电影之外的其他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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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邂逅的短促快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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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亮前留恋，在天亮前分手。（《情留半天》海报）
玛格丽特·杜拉在《物质生活》中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1930年，她16岁，与家人一起乘火车从西贡回法国。那个夜晚，她与同车厢的一个30岁的男人低声聊天，聊她在殖民地的见闻，与法国的不同等等，是火车上惯有的闲谈。后来车上的人们都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突然一下，就开始了，转眼之间，千真万确。两个人卿卿我我，在似梦非梦中，反复亲热。后来，天亮了，到了巴黎。那个人已在夜里下车。她张开眼睛一看，那个人的座位空在那里。
读这篇短小的记事散文，带给我的最大触动是它的随意性：真实的随意、性的随意和叙述的随意。法国人在男欢女爱上的率真，在性问题上随心所欲的惊世骇俗，让饱受古老礼教重压下的我们既羡且妒，同时还要流露出不屑甚至不齿。浪漫的法国人当然会发明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模式，同样的浪漫，又让他们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