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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即克里米亚战争。
②俄国士兵当时所用的枪，只能射三百步远。
对祖国的概念尚且如此模糊，什么社会事业便更谈不上了。
我应当说几句称赞当时的地主的话，那就是：他们尽管自己的教养不高，对孩子（不过主要是对儿子）的教育却抱着关心的态度，总是竭尽可能，使他们受到正规教育。即便是景况最差的地主，也要想方设法实现送儿子入学的良好愿望。他们不多吃一块面包，不给家人多添一件衣裳，四出张罗，求爹爹拜奶奶，踏破世界上权势人家的门槛……不用说，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官立学堂和官厅的肥缺上，因此，士官学校一直是大家追求的首要对象（那里比较容易取得官费）；但是官费刚到手，他们又在谋划进大学的事了。应当说句公道话，这些将要接替老纨挎子弟和老尉官的青年人确实比老一辈略胜一筹。遗憾的是，在这些教育家的心目中，地主的女儿们却居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因此也就不存在稍微象样儿的女子教育的问题。普通女子中学是没有的，贵族女子学校为数甚少，要进去更是困难重重。再说一遍，归根到底，主要之点在于人们觉得女子根本不需要受教育。
至于当时我们那一带的地主们的道德原则，那么简直可以说，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非常消极的。笼罩在他们头上的农奴制的气氛，具有极大的侵蚀力，任何人一旦沉溺在这种气氛中，便会失去个人特征，而根据个人特征本来是可以对他们进行正确评断的。框框对于所有的人固然都是适用的，可是在总的框框之中，还必须描绘出彼此之间几乎并无轩轻的某些个人的面貌。自然，要写出个人身上的一些细节是好办的，不过，这些细节的内容虽然因偶然形成的环境而有所不同，却总是同时带有亲属们身上的特点，根据它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追溯到一个共同的源头。然而，本书中已相当清楚地叙述了当时有教养阶层的丑恶德行，因此我没有必要回到这个题目上去。我补充一点：闺阃生活，或者一般地说，对两性关系的卑鄙看法，乃是万分令人发指的。流毒所至，往往造成悲惨的结局。
还有几句关于宗教信仰的话要说一下。我可以证明，我们的村邻一般是笃信上帝的；如果偶尔听到他们说句把不三不四的话，那也是出于无心，只当俏皮话说的，何况这些不三不四的话当场就已经被别人毫不客气地斥之为说空话。此外，相当多的人显然并不理解最简单的祈祷的真意，但这决不应归咎他们对宗教不够虔诚，只能说是由于智力发展不足和教育水平低下的缘故。
我对地主群作的总评，是以我小时候亲眼见到的事实作依据的，在进一步描绘我记忆所及的各个地主的肖像之际，我认为还须补充一句：上述一切我讲得十分坦率，丝毫没有存心贬低他们，或者伤害他们的意思。人到暮年，夸张的嗜好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讲真话、仅仅讲真话的强烈愿望。既然决心重现过去的、不太遥远却已经一天天更深地沉入遗忘之渊的图画，我提笔写作就不是为了争长论短，而是为了道出真相。何况我也无意去挖掘那已为历史法则所埋葬的东西。
描写我所写到的那个时代的日常生活的作家，在我国文学中是不乏其人的。我敢肯定地说，他们的回忆录归结起来一定和我的结论相似。也许色彩不同，但事实及其实质必然相同，因为事实是没法涂脂抹粉的。
已故的阿克萨柯夫以他的《家庭纪事》①无可置疑地丰富了俄国文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尽管这部作品散布着淡淡的田园牧歌的气息，但只有那些目光短浅的人才把它看做是对过去的颂扬。只消一个库洛里索夫便足以揭下成见最深的人的遮眼布。稍许深究一下老巴格罗夫本人，你们便会相信，他完全不是乍见之下所显示的那种独立自主的人物。相反，他的一切意图和行动都盖着一层注定的依赖性的外壳，因此，他从头到脚整个儿也不过是一个绝对地受着农奴制秩序摆布的玩偶。
①俄国作家阿克萨柯夫（1791—1859）在他的代表作《家庭纪事》（1856）中，企图美化农奴制关系；把老巴格罗夫描写成“公正的”、“仁慈的”地主。但除了这个人物外，作为一个例外，作者也的确写了另外一个“恶棍”地主典型库洛里索夫。
不管怎样，我自认为，在俄罗斯舆论界未来的史学家们将要利用的一系列材料中，我这部纪事决不会是多余之作。
二十七 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
我们这个县在省里的名声不好，在贵族会议的选举中扮演着很不体面的角色。我们县里的地主没有一个当选过省贵族长，而且对于县贵族长这个职位也很少有人感到兴趣。对社会公益持冷漠态度，则是普遍的现象；去参加选举的人寥寥无几，因为这需要自己掏腰包，而我们那一带的地主又没有闲钱。因此出席贵族会议选举大典的人，大都是所谓“贤达之士”①（通常由贵族长供给他们旅费），以及本人也想当选一官半职的地主。
①“贤达之士”通常系指那些出卖自己的选票的贵族。出卖选票是贵族长选举中极为普遍的现象。
由于这些条件，费朵尔·瓦西里伊奇·斯特隆尼柯夫三年一任，一连当选了许多任本县的贵族长，从来没有遇到过竞选对手。每隔三年，他带着他的远征队兴高采烈地出发到省城去，设法保持住自己的法定选票（大约不少于七票；如果得不到这个票数，本县就会被宣布为非独立县而合并到邻县去），并在远征队的成员们中间分派好各人的职位，然后回到家乡，各霸一方。这已经成为习惯，谁也不会想一想，除了斯特隆尼柯夫，还有什么人能当贵族长；除了格拉札托夫，还有什么人能当法官；除了梅塔尔尼柯夫，还有什么人能当县警察局长。
斯特隆尼柯夫念过高等学校，但是他笨得出奇，懒得不可救药，以致学校当局一再想将他送回给他的父母。念到高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母亲死得更早一些）。这个年轻人没有多加考虑，不等毕业便离开学校，进了驻扎在我们县城里的龙骑兵团，从士官当到骑兵少尉，然后解甲归田。二十二岁上，他娶了我们县里一位女地主，接着就被选上了贵族长。
他有相当多的财产，但他本人的庄地在外省，却享用着他妻子在我们县里的产业。他住在她的庄园里，这个庄园坐落在一个大村镇的村头，镇里还有几家小地主。他那幢建筑在山丘上的两层楼房俯瞰着整个镇子，使镇民们不胜仰慕之至。宅子非常宽敞，但格局是老式的，而且被过多的杂用建筑物搞得很不雅观，这些杂用房屋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整个宅子里只住他夫妻二人，无儿无女。不过宅子里有一间两排落地明窗的大厅，这是斯特隆尼柯夫十分引为骄傲的。每年冬天，他在这间大厅里大宴宾客，家奴乐队和家奴歌手在席前演唱助兴。庄园里照例应该有花园，这里却没有，甚至连象样的庭园也没有。
他自不量力，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他拥有好些手艺高明的厨师，他从莫斯科买来了纯葡萄酒和各种食物，随时都能招待贵族老爷们。他的大猎队甚至成了全省的骄傲，虽然猎犬的狂吠声和嗥叫声无休无止地响彻在养狗场的上空，吵得四邻不得安宁。总之，甚至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他也有本事不离开这穷乡僻壤一步就花完他自己的收入，而且负债累累（他是个借债的大行家）。
那时候，对贵族长并没有什么要求。很久以后才有了种种“院则”①，可是人们只遵守消化良好而容量可观的肠胃的要求。只要在肠胃没有毛病的时候，有吃有喝，大家对这样的贵族长就满怀敬意了。地主们说：“在我们这儿，只有在贵族长家里才能吃得这样好，喝得这样足，”因此，他们毫无心肝地滥用着他们爱戴的人儿殷勤好客的优点，而后者也就不惜浪费掉成百成百的农奴的血汗，拼命去取悦贵族老爷们。
①即“原则”，系外来语，没有文化教养的地主们把它说成了“院则’。
斯特隆尼柯夫的外表，我不敢恭维。个儿比一般人矮，两条短腿，一个大肚皮，空肚时往下垂，吃饱后挺得老高，紧绷绷的，象只大鼓。从前身、后身、两侧看，都是其胖无比。脑袋小而圆，没有一块不平的地方，仿佛是用车床车成的，由于头发剪得短，这形状便显得特别突出。“心灵的镜子”（脸）是跟哈巴狗用一个模子铸出来的。面部的表情变化多端：空着肚子时，作饿狗咬人状；吃饱后，作亲热态。只要看他一眼，立刻便可以说：这是个生来注定要不住嘴地吃喝的人！的确，他常常在吃，而且吃得很多，吃饱了的时候，他的整个身心便发出一种猫儿般恬静的呼噜声。这时，不管你求他什么，他也决不拒绝。
他的丑陋和他太太的标致，恰好是两个极端。她是个象童话里描写的那种如花似玉的俄罗斯美人，高高的身材，匀称的体态，丰满的胸脯，美丽的鸭蛋脸儿，突出的灰色大眼睛，茶褐色的粗大的辫子。她也非常贪恋口腹。这个共同的特点把他们俩维系得如此亲密，尽管做丈夫的其貌不扬，夫妇俩倒生活得挺和睦。他俩没有时间互相欣赏；白天，他们眼里只有菜肴，夜间太黑，又看不见。唯一的一个引起不和的原因，是亚历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