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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种相对的小康生活反映在农奴们的脊背上又是一副什么光景，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姑且按下不表。
地主界的教育程度并不比物质水平高多少。只有一个地主能夸耀他受过大学教育，另外还有两位（我的父亲和古斯里琴上校）受过相当好的家馆教育，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其余则是一些贵族出身的纨挎子弟和退役尉官。我们那一带，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种风气：青年人从士官学校出来，服一两年军役，然后回到家乡靠父母过日子。在乡下，他们给自己缝件短衫，坐着车四出拜访村邻，相亲，娶妻，老人一死，自己便当家作主。应当承认，这是些不慕虚荣、安分守己、不管闲事的人。他们象田鼠似的，老是创着自己身边的泥土，却不问一间这样做究竟所为何来。他们对村子以外发生的事一概不闻不问。只要能吃饱穿暖，他们对自己和自己的命运便感到满意了。
印刷品在这里不起作用。报纸（当时整个俄国仅有三种报纸①）中，只有《莫斯科新闻》还能见到，而且决不超过三、四家订户。书籍就更不用说了，除了销行极广的标准历书，一无所有；此外，能看到的就是国秀们从货郎手里换得的一些唱本和粗制滥造的廉价读物。只有她们为了解闷儿才看书。杂志根本没有，但是，从一八三四年起，母亲订了一份《读书丛刊》②，而且说真的，派人来借阅这种杂志的人多得应接不暇。他们爱看的是出于勃兰贝乌斯男爵③手笔的《奥莲卡，又名女人一生中的几小时》和《悬在空中的客人》。后者很快就流传开来，甚至连他那本并不怎么严谨的《文学史话》，人们也看得津津有味。此外，闺秀们都是大诗迷，有闺女的家庭往往都有一大本手抄诗集或剪贴簿，里面收集了大量的祖国诗歌作品，从《上帝颂》到荒诞不经的《我站在最后一片幼叶上》，应有尽有。普希金的天才当时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顶峰，他的声誉已经响彻整个俄罗斯。这声誉也传到了我们穷乡僻壤，尤其是在日秀们当中产生了狂热的崇拜者。但是不妨补充一句，她们对《护身符》、《黑披巾》一类最差的诗却比对成熟的作品更加喜欢。在诗人的成熟作品中，她们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印象最深，因为她们觉得它轻松，至于长诗的真谛所在，就未必有人理解了。
①谢德林这里大概是指当时流行最广的三种报纸：《莫斯科新闻》（1756—1917）、《圣彼得堡新闻》（1828—1915）和《北方蜜蜂》（1825—1864）。
②一八三四——一八六五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反动杂志。
③勃兰贝乌斯男爵是俄国资产阶级历史家、新闻记者、批评家、小说家奥·伊·森科市斯基（1800—1858）的笔名。一八三四年与斯米尔丁创办俄国第一个大型杂志《读书丛刊》，支持现存社会政治制度，保卫地主利益，猛烈攻击先进的平民知识分子，特别是别林斯基。
地主们既没有受过扎实的教育，又跟中心城市的思想和文化运动几乎不沾边儿，便沉溺在种种偏见中，不知道事物的实质。农业本是他们的命根子，但他们对它完全抱着墨守成规的态度，无意改进经营制度和耕作方法。陈规旧习既然具有法律效力，便可以随心所欲，无休无止地压榨庄稼汉的劳动。尽量多种粮食是有利可图的事，尽管由于缺少肥料，收成低微，增产的谷物比种子多不了多少，然而毕竟有了余粮可以卖钱。至于为了这点余粮，庄稼汉的脊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那是不必考虑的。
除了这个总方针，作为辅助手段，还有一些祈求晴雨的祈祷活动；但是因为上苍的门路不为凡人开启，所以最热诚的祈祷也常常无济于事。农业著作当时几乎没有，即便在《读书丛刊》上按月刊登谢里霍夫①的文章，也不过是根据泰耶尔②的原著编写的一些空泛之论，对我们穷乡僻壤毫无实际用处。在它们的“启示”之下，居然有两、三个人做起试验来，但初试身手便出洋相，结果一无所获。失败的原因，自然首先应当归咎于试验者的全然无知，但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没有耐心和毅力，而没有耐心和毅力又正是缺乏教育的典型特征。他们以为，一经试验便应当有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可是事与愿违，于是，伴随失败而来的便是于事无补的滔滔不绝的辱骂，而原先引起试验的兴致也就立即烟消云散，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①谢里霍夫曾在、读书丛刊，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论述农业问题的文章，维护地主利益；因此地主们将他的文章视为指南。
②泰耶尔（1753—1828），德国农学家，以轮种、土壤耕作和施肥问题的著作闻名。他的《农业基础》一书于一八三○年译成俄文出版。
后来，在农奴解放期间，也重演过类似的试验。几乎没有一个地主不自命为农业的主人，结果白白地浪费了赎金贷款，丢下祖传的老窠很快地逃走了。现在应该怎样评价这件事，我说不好，但是单就地产、甚至是大量的地产不再集中于一个阶层而分散于各色人等手中这一点，即足以说明，旧式领主分子并不是那么坚强有力、那么训练有素，以致在土地问题这个关系他们生死存亡的问题上，他们也保不住自己的统治权。
国际政治问题是一无所知的。只有几户订了《莫斯科新闻》的人家，还能在客人面前搬出几条诸如某王妃产男或产女一名、某王子狩猎时堕马摔伤一腿之类的无聊新闻。但是因为这些新闻来得很晚，所以讲到这里往往要加上一句：“现在他那条腿大概已经好了吧！”然后转到别的同样是迟到的新闻上去。他们花了稍多的时间谈论当时西班牙的卡洛斯派和克里斯廷娜派之间发生的血腥混战①，但是，他们不知道它的起因何在，却要瞎费功夫去胡猜它的意义。他们认为法兰西是个伤风败德的渊薮，并且断言法国佬爱吃田鸡②。他们管英国人叫商人和怪物，数落他们的趣闻轶事，比如，某一个英国人和人家打赌，说他可以整年不吃饭，单靠砂糖就能活命，等等。他们对德国人的态度比较宽厚，不过也总要找补一句作为修正：“俄国人认为好的东西，德国人准认为不好。”他们的全部国际政治知识仅限于这些简单的流言和评语。
①卡洛斯派与克里斯廷娜派之争；是西班牙历史上一场著名的争夺王位的内讧（1833—1840）；一派是以斐迪南国王（1808—1833）之弟唐·卡洛斯为首的反动派，一派是以克里斯廷娜王后为首的自由派。
②俄国人不吃田鸡（青蛙），认为吃田鸡的人是野蛮的；其实法国人也并不吃田鸡。
讲到俄罗斯，他们说这是个地大物博的强国，但是关于祖国这个观念，即关于一种与自己的子子孙孙血肉相连、同呼吸、共生存的东西的观念，他们就未必十分清楚。他们往往把爱国和执行政府乃至顶头上司的命令混为一谈。任何“非议”政府和上司的言论是被禁止的，甚至对于贪污受贿的行为，他们也不以为恶，反倒认为这是隐晦的事实，应当善加利用。一切争执和纠纷都可以通过这条途径求得解决，因此，如果没有了它，天知道他们会不会为此而感到惋惜。至于别的越出了上司的命令和指示范围的一切事物，他们一概漠然视之。日常生活，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礼仪、传说和丰富的诗意，不仅得不到关心，反而成了“有伤大雅的”粗俗的东西。他们甚至在农奴大众当中拼命消灭生活中的这种迹象，因为他们认为这些迹象对于绝对眼从的制度是有害的，而绝对服从又是唯一承认地主的权威、符合地主利益的制度。在实行劳役制的田庄上，节日和平常日子没有任何差别，在那些“模范”地主家里，家奴们连唱歌的权利也受到取缔。当然也有例外，但诸如家奴乐队、家奴歌咏队之类的活动不过是供人娱乐的玩艺儿而已。
我知道，人们可能对我说，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时期：祖国的观念曾经爆发出极其辉煌的光芒，并且照到最荒僻的角落，使人的心怦怦直跳。我决不想否定这一点。人不管怎样愚昧，终究不是草木，因此共同的不幸总能拨响他们在平凡生活中寂然无声的心弦。我还碰到过一些人，他们对一八一二年的事件记忆犹新，他们曾经用自己的故事深深地打动过我年轻的心。那是一个伟大的考验的年头，只有全体俄罗斯人民的一致努力能拯救而且的确拯救了祖国的危亡。但是我这里说的不是这一类辉煌的时刻，而是没有理由需要激发感情的平日。在我看来，无论是在辉煌的年头，还是在平常的日子里，祖国的观念同样应该是她的儿女们与生俱来的固有的观念，因为只有清晰地意识到她，人才有权自称为公民。
一八一二年，这是一部人民的史诗，只要俄罗斯人民存在，它便将一代代传下去，永世不朽。但是我是另一个与一八一二年相似的历史时期（一八五三年——一八五六年的战争①）的目击者，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这四十年的空隙之间，爱国主义的感情，由于缺乏哺育和生活上的磨练，已经大为逊色。大家的脑子里都还记得那代替打火石的染色木柄的隧发枪②、士兵军靴的纸板靴底、缝士兵服装的烂呢子、破烂的士兵皮袄，等等。最后，还记得起的是接替民团军官的经过，以及和约签订后买卖士兵退役证的生意经。当然，人们可以反驳我说，所有这些可耻的勾当都是个别人干的，无论是地主们（然而，他们是建立民团的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