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吴文藻、派克和史禄国给了费孝通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理论知识的话，那么他的姐姐费达生就给他提供了宽阔的实践场所。他在开弦弓村不仅养好了伤，更重要的是积累了大量的社会调查素材。在这里，他把广西之行搜集到的素材写出了学术著作《花篮瑶社会组织》。
在这本书的“编后记”里，费孝通饱含深情地写道：“瑶山并不都是陷阱，更不是一个可怕的地狱。瑶山是充满着友爱的桃源！我们的不幸，是我们自己的失误，所以希望我们这次不幸并不成为他人前车之鉴，使大家裹足不前。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
贫穷的大瑶山明明夺去了爱妻的生命，又给费孝通的脚骨带来了终生不愈的痛苦，可费孝通非但不憎恨大瑶山，反而说大瑶山是友爱的桃源。在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国家命运之间，费孝通首先想到的是国家和民族，他以热血荐轩辕，只是为了使中国文化找到一条正确的路径。
1936年9月，费孝通带着《花篮瑶社会组织》
一书的初稿和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远渡重洋奔赴英国留学。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师从英国人类学和社会学泰斗马林诺斯基。
马林诺斯基是个60多岁的瘦削的老头，秃顶、高度近视，却有着鹰样的敏锐。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学者，觉得作为一个国际人类学者，必须首先离开对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民族的较先进文化的研究。他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头，经常和费孝通彻夜长谈。他从来不指定书目要费孝通读，也从来不盘问他书本上的知识，但是当他迫问费孝通在社会调查时所观察到的事：实时，却像一个严格的法官滴水不漏。费孝通兴致勃勃地向他讲述了在开弦弓村的所见所闻，他兴奋地说：“密斯特费，你的这些调查材料太珍贵了，你就用这些资料来撰写博土论文吧！”
费孝通被导师点燃了激情，他每写完一章论文，就迫不及待地给导师念。马林诺斯基躺在床上，用白布把眼睛蒙住，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人静。费孝通站在床边，恭恭敬敬地念着论文。有时候他以为导师睡着了，刚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谁知导师突然从床上跳了起来，对他说你哪段写得不够好，应该如何修改。他虽然话语不多，却句句都说到点子上。导师渊博的学识、聪颖的头脑、敏捷的反应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费孝通，他学会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迅速分析材料，提炼主题、阐述思想。
1938年春天，他在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把自己在开弦弓村调查的资料撰写成一篇博士论文。也许是觉得开弦弓村的名字太拗口，他把开弦弓村改成了江村。为了导师能够看得懂这篇论文，他通篇都是用英文写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学术著作《江村经济》。
马林诺斯基对这篇博士论文非常赏识，觉得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伟大著作。他称赞说：“我敢于预言费孝通博士的《江村经济》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本书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作者一切观察所具有的特征是态度尊严、超脱、没有偏见。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一个民族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当然是最艰巨的，同样，这也是一个实地调查工作者的最珍贵的成就。”
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回到她的身边
在导师的帮助下，1939年，英文版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费孝通在卷首用英文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
书籍出版后，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认为这本书把人类学的研究推进了一步，从这本书开始，走上了一条本地人调查研究本地情况，本民族人调查研究本民族情况的广阔的道路，而且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了一个有高度文明的中国社会。
费孝通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际人类学、社会学同行的认可，奠定了他在国际人类学、社会学界的学术地位。
掌声如雷，花团锦簇，可费孝通的心却感到一阵阵的惶惑。他住在泰晤士河畔的下栖区，每当黄昏时分，他常常一个人到河边散步。隔着沉沉的暮霭，望着人声鼎沸的伦敦桥，苍老的棱角疲乏地射人异乡客的心头。大都市仿佛是一个沉重的铁锤，紧紧地压着为一日三餐疲于奔命的市民。热闹中的寂寞是最大的寂寞，人群中的孤独是最深的孤独。人似乎是水中的浮萍，漫无目的地漂浮。这是一种文化的孤独还是生活的孤独？费孝通那颗火热的心盼望着野性的呼唤。
。 ：当费孝通在大洋彼岸戴上博士帽的辉煌时刻，他的祖国正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之下。马林诺斯基热情地挽留他在英国继续钻研学问，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的祖国正在经受着战争的创伤，我的同胞正在遭难，我是中国人，我必须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回到她的身边去！”
他毅然告别了德高望重的马林诺斯基教授，登上了开往祖国的轮船。由于战乱，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校搬迁到云南昆明，吴文藻教授在云南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学成归来的费孝通不远万里投奔恩师来了。
当时的昆明群英荟萃人才济济：冯友兰、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钱穆、吴晗等一大批专家学者都汇集于此。
费孝通乘船从越南的西贡登陆，辗转来到了大后方昆明。到昆明后，他在由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社会学研究室主持工作，并且担任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的助理教授。当年老师教的田野工作法在他的脑海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他非常注重实地调查，刚刚到昆明半个月，他就跑到离昆明100公里的禄丰县深入生活。他来自于农村，熟悉农村，对农民的命运非常关注，对农村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凭着对中国农民深厚的感情和扎实的社会学、人类学知识，他一口气又写出了很多文章。当时，他所在的村子名字很拗口，他给这个村子起名为禄村，把自己的研究文章取名为《禄村农田》。
费孝通是多血质的性格，他热情奔放，容易激动，他有一颗创造性的头脑，他像一块磁石把大家紧紧地吸引在自己周围。战乱时期，中国大地满目疮痍，连文房四宝都紧缺，哪里有地方印书啊？为了让这些写给农民看的文章早日问世，费孝通和他的学生们自己动手刻蜡版，用油印机印。很多文章都是费孝通亲自刻蜡版，亲自印出来的。他的学术著作总是带着泥土的芳香，他写的每一段话都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人们称他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
爱情之花遇到第二个春天
费孝通在英国留学时，他的出众才华赢得了很多女同学的青睐。但他从来没有动过心，他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上帝已经赐给了他最完美的女人王同惠。今生今世，他再也不可能遇到像同惠这样的红颜知己。
上帝似乎格外偏爱费孝通，正当他把全部精力放到教学和调研上时，一位身材苗条温文尔雅的女性来到了他的身边。她有—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孟吟。
说来也巧，盂吟是江苏常熟人，在苏州师专念书时和一个叫做孙留云的女同学最要好。孟吟的父亲是清朝的武状元。父亲有一个姓黄的老朋友，俩人做主给各自的孩子订了娃娃亲，让孟吟嫁给黄家的儿郎。
师专毕业后，家人逼她成婚，倔犟的孟吟只身离家出走，逃婚逃到了印度尼西亚。开始当小学老师，后来当上了小学校长。费孝通的大哥费振东在上海读大学时参加了左派的政治活动，为躲避白色恐怖，他逃到了海外。从1927年开始，他一直在东南亚生活了21年。
在印度尼西亚，费振东是著名的记者兼教育家，他的妻子就是毕业于苏州师专的孙留云。在海外，华人们经常聚到一个圈子里。孟吟因为和孙留云是同窗好友，也结识了费振东。
抗战期间，华侨们越发思念祖国。孟吟一寻思：祖国被日寇的铁蹄践踏得千疮百孔，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回到她的身边去。于是，孟吟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祖国。她在家乡呆了一段儿，然后来到云南，想在云南养蚕缫丝，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到了云南，她才晓得当地不适宜养蚕，便想着为教育事业做点事情。
孙留云是费家的大儿媳妇，孟吟通过她早就认识了费家长子费振东、长女费达生，费家人对她印象很好。在云南，孟吟很自然地结识了费家的小儿子费孝通。有缘千里来相会，费孝通被孟吟善良质朴的个性打动了，俩人从相识到相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1939年，在恩师吴文藻和冰心昆明的家中，费孝通和盂吟喜结百年之好。主婚人是来自苏州的牧师。费孝通觉得孟吟像一朵来自山间的百合，单纯热情，有着乡土气息。她的身上有着淑女的端庄和村姑的朴实，也有着很多自己所缺少的东西。她不喜欢看电影，不喜欢高谈阔论，却总是在屋里屋外劳动，殷勤好客，是个闲不住的人。
就这样，孙留云和孟吟这对苏州师专的高才生成了费家的妯娌。婚后不久，孟吟就怀孕了。他们在昆明小住了一段，日军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孟吟整天提心吊胆，生怕肚子里的孩子有个闪失。
1940年10月，日寇的飞机再一次狂轰滥炸，怀孕八个月的孟吟和丈夫一道沿着小路撤退到附近的大山里。飞机走了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住处，发现房子已经被炸弹炸毁了。无家可归，费孝通领着妻子来到附近的农民家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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