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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很快又搬到了新家，那是一个简陋的农户，家徒四壁，费孝通觉得很对不起妻子。可孟吟却乐呵呵地整天操持着家务。隆冬季节，她很快就要生孩子了，可丈夫却没钱送她去医院。他们本来打算请个接生婆在家里生：，可固执的房东说啥也不让她在家里分娩。当地有这样一种说法：生孩子有血光之灾。费孝通只好在镇子上找了一个广东人，好说歹说租了他的一间小房作为产房。
1940年12月12日，随着一阵嘹亮的哭声，一个女婴呱呱坠地了。费孝通征得妻子的同意后，为女儿起名为费宗惠。宗是宗仰的意思，惠就是王同惠的惠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推崇、景仰、纪念王同惠。
费孝通虽然身为大学教授，可微薄的工资却养不活一家人。费孝通发现庄稼汉比他这个大学教授赚钱赚得多，不胜感慨。他连奶粉都买不起，女儿经常饿得哇哇大哭。费孝通是个有家庭责任感的丈夫，看到工资入不敷出，他真是忧心如焚，只好拼命写文章赚稿费补贴家用。最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在云南大学门口的茶馆里摆摊卖文章。
看到丈夫白天在敌机的轰炸间隙拼命做学问，晚上还要为生计发愁，善良贤惠的孟吟的心像利刀绞割般地疼痛。她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有爱家之心就足够了，家庭的重担应当由女主人来承担。于是她一会儿采来野菜，掺和着玉米面蒸成菜团子；一会儿用仅有的一点猪肉做成腊肠，再采来鱼腥草等植物，炒成一盘香喷喷的菜聊补无米之炊。家里穷得叮当响，盂吟从来没有埋怨过丈夫。她用柔弱的肩头撑起了风雨飘摇的家；由于营养不良，小宗惠经常生病，费孝通没钱买药，只好向同事们借钱给女儿买药。
女人是家庭的轴心，一个好女人可以把一间寒舍营造成充满温馨的暖巢。孟吟正是这样一个好女人，她心灵手巧，经常给丈夫和女儿裁布做衣服。家里有了一点好吃的，她首先想到的是丈夫和女儿。
女儿刚刚出生时，费孝通担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后来提拔为教授和系主任。当时，吴文藻教授在昆明创办了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为莘莘学子们提供了一个实地学习的场所。1940年，吴文藻教授到了重庆，这个工作站就由吴先生的得意门生费孝通担任站长；
由于经常遭受敌机的骚扰，1940年10月，这个工作站从昆明迁到了呈贡镇西边的老城墙村，找了一栋三层楼，并命名为“魁星阁”。孟吟也抱着襁褓中的小宗惠住到了这里。
老城墙村已经廉颇老矣，村口的围墙上布满了枪眼弹孔。狭窄的石子路坎坷不平，一间间店铺阴暗潮湿，农妇们在店铺前摆满了蔬菜摊。
虽然老城墙村风雨飘摇，可魁星阁里却群星荟萃。当时，有六个研究人员和费孝通一家住在这里。战争使老城墙村满目疮痍，他们经费奇缺’，没有钱买照相机和胶卷等器材。为了出版论文，费孝通就亲自动手刻蜡版、，用手摇油印机印刷。《易村手工业》这篇论文，就是费孝通亲自刻制亲自印刷的；
在艰难的抗战岁月，孟吟像一根蜡烛，燃烧着自己，照亮着丈夫，全力以赴地支持着丈夫的学术研究。在妻子的支持下，贫穷的生活不但没有束缚费孝通的创造力，反而更加激励起他愈挫愈奋的勇气。他熟悉乡村、热爱乡村，每写一篇论文，他总喜欢用做社会调查的这个村子的村名做题目，《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五村农业和商业》等脍
炙人口的文章就是在这段时间完成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1943年，费孝通应邀访问美国。临行前，宗惠扑进爸爸的怀里，紧紧地拽着爸爸的衣襟，好像生怕爸爸被别人抢走似的。费孝通看着两岁的女儿和爱妻，心里一阵酸楚，颇有些恋恋不舍。孟吟笑吟吟地抱过了女儿，对丈夫说：“孝通，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呢！”
费孝通带着对妻子和女儿的无限思念来到了大洋彼岸，在美国的一年时间里，他把《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玉村农业和商业》三篇文章翻译成英文，编写成一本叫做《被土地束缚的中国》的书，这本书的中文版名字叫做《云南三村》。
他像一块海绵，到了哪里都拼命吮吸知识的乳浆；他像一只勤劳的蜜蜂，到了哪里都勤奋地写作。他用一个社会学家的眼光认真地观察美国社会，写了一系列的介绍美国的文章，最后把这些文章汇总成一本书，书名叫做《初访美国》。
一年之后，费孝通从美国回到了昆明，继续搞农村调查。抗战胜利后，费孝通高兴得心花怒放，他满以为老百姓终于可以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了。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政府又发动了内战，费孝通毅然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他拥护民主，反对内战，是当时西南联大最有血性最敢讲话的民主教授之一，因此也上了蒋介石的暗杀黑名单。
1945年11月25日晚上，在西南联大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讲会。这次演讲会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包围会场。轮到费孝通发言时，突然全场停电枪声大作，费孝通毫不畏惧，在黑暗中大声喊道：“不但在黑暗中我们要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我们要用正义的呼声压倒枪声！”
虽然会场一片黑暗，可人们却情绪激昂，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如雷贯耳。回到家里，女儿费宗惠一头扑进他的怀里。他抚摸着宗惠的头发，心中万分感慨。女儿还不满五岁，正是天真烂漫，时，她多么需要和平与安宁啊！
第二天，宗惠和邻居家一个叫做邱小妹的女孩儿在门口玩耍，小宗惠的手里还拿着一个布老虎。多么恬静的一幅女儿图啊！身穿长衫的费孝通左手扶着女儿费宗惠的肩膀，右手拉着邱小妹的手，请人给他们拍了张合影。照片洗出来后，费孝通在照片背后写道：〃1945年11月，云南大学教员宿舍，民主运动高潮时节。”
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1946年7月的一天，宗惠扁桃腺发炎发起了高烧，孟吟领着女儿来到云南大学校医院，发现偌大的医院里一个人都没有。五岁的宗惠有气无力地靠在妈妈怀里，孟吟急得火烧火燎。她们正准备外出找医生，突然看到两辆黄包车停在了校医院门口。宗惠一看，每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个人，身上裹着被子，鲜血把被子和车都染红了。她吓得紧紧地拉着妈妈的手，不敢看那两个血人。后来，她才晓得这两个人就是闻一多先生和他的儿子闻立鹤。闻一多先生牺牲了，他的儿子闻立鹤被救了过来。这一幕虽然已经过去了57年，可那两个血人却深深地烙在了宗惠的记忆里。
李公朴和闻一多先生相继遭到暗杀，费孝通因为敢说真话早就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特务们跑到费孝通家里寻衅滋事，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孟吟每天都在为丈夫的安全担心。一天，费孝通又去参加会议，孟吟的心像揣了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的。正在这时，一个叫做刘尧汉的学生满头大汗地来到孟吟面前，焦急使他说话有点口吃：“师母，费，费……”
孟吟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她急切地说：“你别着急，你就说孝通现在是好还是不好？”
刘尧汉说：“好。”
孟吟的心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那时候，国民党特务成天戴着鸭舌帽和墨镜围着费孝通一家住的平房转悠，昼夜对他进行盯梢。为了保证费孝通等人的安全，在有关方面的关怀下，楚图南、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被送到了美国驻云南领事馆避难。
正在这危急时刻，国外的朋友向费孝通发出邀请，请他到英国做学术交流。多亏了外国友人的邀请，才使性格耿直的费孝通虎口脱险；
费孝通出国后，孟吟带着女儿来到了苏州。她对女儿要求非常严格，每天必须写毛笔字，写好后才能出去玩。与此同时，费孝通在英国发表了《重访英伦》的文章。他身在异邦，心系祖国，在国内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时事评论，被《大公报》评为16位中国名作家之一。国外媒体称赞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政治分析家”和“中国最深刻的政治评论家”。
1947年2月，费孝通从英国回到北平，在清华大学教书。孟吟也带着女儿来到了北平，住在清华园的胜因院宿舍。在费宗惠的记忆里，父亲每天晚上总是坐在桌子前写作，有时小宗惠都睡醒一觉了，还能看到爸爸在书桌前奋笔疾书的背影。费孝通思维活跃，精力充沛，学术功底扎实，笔头子又很快，每个星期都要发表五至八篇文章。他饱含深情地说：“当时我年华方茂，刚身受反动势力的迫害，岂肯默尔而息？于是仰首伸眉，振笔疾书，几乎每期的《观察》都有我署名或不署名的文章。在我是件快事，对《观察》来说多一个快手。”
费孝通担任清华大学的副教务长，主管文科。费宗惠上了北京市成志小学，这个学校就是清华附小的前身，校长是大名鼎鼎的钱伟长的夫人孔祥瑛。成志小学的教学质量很高，老师们都很尽职尽责。学地理课时，老师就让孩子边学边玩，小宗惠觉得这种教育方法太带劲了。她在这里受到了教育的启蒙，各门功课都很优秀。费孝通很关心女儿的学习，让她读《红楼梦》等文学名著。这段日子是小宗惠最开心的日子，清华园附近有圆明园、颐和园，一箭之遥的西苑还有一个宽阔的扇子河。她经常和同学们一道到河里摸鱼捉虾，或者爬到圆明园的树上摘桑葚吃。
童年是那样无忧无虑，宗惠念完了小学，考取了北京五一女子中学，就是后来的女12中。宗惠贪玩淘气喜欢运动的个性仍然没有改掉。初一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