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开设、政治宣讲、军事训练、侦探技能讲授，以及生活起居，一切都被精心地制造出一种热腾、鲜活、严格、有力的氛围。每周上街一次，采买日用品、“放风”、探视家属，但只允许一个小时。到点熄灯，准时起床，检查听课笔记，鼓励检举揭发。
发现偷偷吸食鸦片者枪毙，发现溜号嫖娼者枪毙，集训期间参与或预闻走私而不举报者枪毙；“放风”时间乘机敲诈商铺者判刑，聚众滋事斗殴者判刑，与原堂口、黑帮牵扯关系者判刑；点名迟到者禁闭，顶撞教官与纠察队员者禁闭，内务不整者禁闭，浪费粮食者禁闭……
大部分受训人员都战战兢兢，生怕成了倒霉的出头椽子。几天后，几千名警察被集体剃了光头，穿着严严实实的警服，由教官挥舞警棍，驱赶着奔跑在武汉盛夏的烈日中。一段时间，这成为武汉市民津津乐道的饭余话题。而第一次军事集训，平素生活糜烂放荡的警察，中暑、昏厥者就将近五分之一。
一个多月的封闭式整顿后，稽查处与侦缉处被认为“面貌焕然一新，组织、内务、技能均为之一变”。一个似乎已经无可救药藏污纳垢的队伍，摇身而为一支纪律整肃、行动有力的准军事团队。
但是，还不够。这样的一只野狗，被圈养时驯服，一旦放回街市执行任务，过去的阅历、习惯、作风、社会联系，极容易死灰复燃。
邓文仪推出更加有力的第二招：“茶房训练”。
武汉数万家饭馆、酒楼、茶楼、旅馆、澡堂，凡颇具规模者，一概选派粗识文墨的茶房一人，另行集中训练。集训的目的是举报违纪警察，监视社会动态，含官员腐败、走私交易、黑帮殴斗、敌情动态等。为顺利推进茶房训练，第三科将一纸通知沿街散发：凡不派出茶房者，该营业场所立即吊销执照。凡茶房举报不力者，在营业场所内发案，则茶房连同老板负有连带责任。
上万名茶房生平第一次进入集训营。这些善于察言观色、八面溜光的市井包打听，见识了蓝衣社的森严纪律和反腐决心后，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始诉苦。警察的敲诈勒索、地痞的白吃白拿、生意的日渐萧条、治安的持续下降……一幅武汉底层市井的生态图卷，在这些快嘴伙计的语言下展现。
诉苦之后，是案情观测、举报程序、奖罚细则等简单训练。流水一般地，一拨一拨的茶房，在通过审核后被放回商铺。随着一个个卑琐身影的走出集训地，“清流武汉”的耳目，已经遍布于三镇了。
1932年8、9月间，稽查处和侦缉队开始重新“就职”、上岗。上岗前，集训班进行了最后一次集会。在黑压压的、面貌一新的警察面前，邓文仪毫不留情地宣布纪律：
“再有扰乱社会、欺压民众、执行任务不力者，视行为，一次禁闭，二次降职、留用查看或撤职，三次判刑直至枪毙！在公共场所肆言、散布不满、诽谤长官者，重惩！报复举报茶房者，一经查出，不论情节大小，卷铺盖，回老家！”
武汉的市井开始清朗，商铺开张的鞭炮声，从此又断续响起了。不仅如此，几天后，以蓝衣社、第三科为大脑和中心，以几千名受过训练的警察、万余名茶房为手足和耳目，“清流武汉”、“廉政风暴”行动，迅速从“整顿警风”阶段，到了整饬文武官员的糜烂生活，横扫市民消极习气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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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饬社会风气是在汉口太平洋旅馆开始的……”时隔四十年，邓文仪仍然能够清晰地回忆起准确的地点，太平洋旅馆是旧汉口最大的旅馆之一，集吃、住、嫖、“吹”等服务于一身，是当时著名的销金窟。因为临近水陆码头，日日夜夜，无数富商、帮会龙头、军官、警察各色人等都在这里出没。
依据茶房密报，这一天来到旅馆嫖赌的，是夏斗寅部队的一名师长、一名团长。同时成千上万茶房，也纷纷将各自场馆的消息上报汇总。消息的对象不仅有军官，而且有武汉的文官、士绅、豪强、恶霸。
当天傍晚，邓文仪下令：第三科组长李叶，率该组人员到太平洋旅馆严密布控，争取“一拿而中”。与此同时，第三科其他人员、蓝衣社武汉分社的几百成员也被动员起来。他们的任务是带同数千名已经驯化的警察，分成上百个小组，各自布控于各旅馆、妓院、烟馆、酒楼，随时待命，同时行动。
这个阴霾沉重的傍晚，笔挺的军装、警服，以及深蓝色上衣、土黄色裤子，一下子遍布了武汉的各个主要街道。许许多多武汉市民就是在这一天，听闻和目睹到蓝衣社的存在的。
汉口、武昌、汉阳，整个武汉三镇往昔不夜的场所，这一夜灯光却在一处一处地熄灭。旅馆、妓院、酒楼，一家一家地暗淡下去。与此相反，在汽车上的邓文仪看到，闷热的武汉夏天，原本习惯在路边躺在竹床上过夜的普通市民，此时大部分被惊醒了。惊醒后，随着他们的一路车行，一家一家的灯光，持续不断地亮了起来。
灯亮一处，“清流武汉”的景象就上扬了一分。许许多多的市民静默无声地站立在街道边，老人、孩童、妇女，都以一种复杂中掺杂着欣慰的表情，注视着这些来自南京的青年。邓文仪似乎被感动了。40年后，他谈到这一夜时，仍然有许多感慨。
这一夜，近千人被扣押，几千人行动，几百万人不眠。到次日，几乎所有的武汉市民都风闻了这个行动。它震恐了武汉的官场，震动了民间。
饶是如此，还是没有几个人想到，军官之后，轮到文官、高官了。官位之高，超出了常人的想象。邓文仪也称它为“整饬期间最为严重的一案”。
这“最为严重”的一案，矛头对准的是湖北省的三个最有权势的人。头号人物是湖北省代主席夏斗寅。紧接着的两个，分别是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睿、“三省总部”中路第五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
历史使这一案显得异常的烟波诡异。表面上，它起于反腐，最后的效果也在反腐；但在民国充满勾心斗角、连横吞并的背景中，对如此高官要采取的行动，通常都有不便明说的“内幕”。
邓文仪在回忆此案时，先是异常含糊地说道，“侦知三人常到汉口法租界南宁路47号，水电公司总经理刘少岩家中赌博。蒋中正得报后，下令逮捕。并交邱开基执行……”
正是这番话使真相开始诡异。显然，“侦知”此案的是第三科的人，而下令逮捕的就是蒋介石自己。仅仅两个月以前，为一个恶贯满盈、不死不足以平民愤的黑帮大龙头杨庆山，蒋介石都只能亲自召见，不伤毛发地迫使辞职了事。那么此时，对杨庆山的原顶头上司何成睿，老牌军阀夏斗寅，以及正在重用的上官云相，这三个重量级人物，为“赌博”这样的蒜皮小事，他会如此激烈，“下令逮捕”吗？
然后，更含糊、诡异的事件一个接一个来了：
“邱开基……尚不知案情之严重性，先到军法处觅妥一个合适的监狱，准备当晚捉人。军法处长仇鳌好奇，再三追问拟捉何人，邱开基终以实相告，仇鳌知情后便劝邱开基做事不可太鲁莽。若真的去捉，可能见笑世人，甚至引起政变，乃劝延迟一日……”
准备监狱、“见笑世人”、“引起政变”……一个惊心动魄的密谋，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法处长的规劝中隐隐浮现。难道蒋介石预见不到这些吗？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在仇鳌的规劝下，邱开基果真答应“延迟一日”。并且，“次日去时，已无人在场矣”。一个“最为严重的一案”，就这样无声无息，不了了之。
最后，对仇鳌触犯了“泄密”这一蓝衣社极刑纪律、并自作主张答应“延迟一日”以致案件湮没的邱开基，并没有受到蒋介石、蓝衣社的任何惩处。几十年后，他更得意洋洋地谈到，“此事传出后，武汉官吏之腐败生活顿然停止，咸认蒋中正整饬风气之决心甚坚，偌大官吏会受惩处，其他人员更加难免了，故多不敢违背……”（邓元忠《邱开基访问》）
也就是说，虽然没有拿湖北三巨头开刀，但“杀鸡儆猴”的客观效果已经产生。一个清流武汉的局面短暂出现了。
这个效果，使这一“最为严重的一案”，更加扑朔迷离。
一个预闻了此事的前蓝衣社成员，认为这是蒋介石、第三科和所谓“湖北三巨头”合演的一幕双簧。所谓拿三巨头开刀、走漏消息、以至不了了之的事故，都是事先筹划的一出反腐滑稽戏。
这个说法可以解释邱开基何以“泄密”之后却毛发未伤。但“三巨头”愿意扮演这样声名扫地、威风尽失的角色吗？
那么，它是不是蒋介石授意邱开基出演的一出“捉放曹”把戏呢？一方面收到反腐效果，另一方面，也顺便警告三巨头，并显示南京已完全控制武汉的姿态？也有这个可能。
但更大的可能则是，这是一个半途而废的削藩、“政变”密谋。
史料记载：当年9月11日，蒋介石宣布三省工作转入“政治为主”阶段。浮现于历史表层的“政治”，是对大别山的“地方整理”，而作为历史潜流的“政治”，事实上是三省“削藩”。
是时，夏斗寅等三人之主力部队已倾巢而出大别山。卫戍武汉近郊的是俞济时88师；城区的主要武装，则是蒋孝先宪兵三团及邓文仪的数千警察，力行社另一成员阮齐的数团保安部队。
史料记载：9月中旬即“抓赌”闹剧前后，张国焘部久战麻城不下，一部曾沿聂水河南下，猛扑武汉。虽然该部态势已疲，于武汉七十里外被围截。但数日之内，武汉全城失色、草木皆兵。在此关头，倘若城内生变，将使人心涣散、局面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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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底，持续三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