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收拾。
5
1932年9月底，持续三月的“反腐风暴”已接近尾声。这一天，在江汉码头大群官员、士绅和鞭炮及仪仗的烘托下，行将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再次发表了长篇演讲。这一次，整个武汉都屏声静息地倾听着他的浙江官话。镁光灯、有线广播、报纸再次把他的演讲全文送到了每一个武汉家庭。
他先是公开嘉许了蓝衣社在前线的工作，他用“有声有色”、“入木三分”来评价第三科的反腐风暴，并一一列举了“汉口地方之改善”、“清流社会之复兴”、“警察服务精神之扭转”的事实。他的讲话不断地被如潮的掌声淹没。
然后，他开始表明自己的几项决心。
第一个决心是根绝流毒百年的鸦片，禁止民间种烟、禁止买卖，私贩烟土者一律处以死刑。实行“少量”鸦片的政府专卖，专卖收入全部供“剿匪所需”。而此肥缺“仍由”缉私处负责，而担任缉私处处长的，已经是第三科副科长邱开基了。
第二个决心是“全国对匪斗争机构”的设立。他历数无数的学潮、工运、兵变、遍布全国的共产党秘密支部后，斩钉截铁地宣称，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实为必要”。“但是”，他话锋一转，慢吞吞地说，由于“事涉机密”，他只能在这里宣布，这个有力的“对敌”机构已经出现，并且已有出色表现。
在场的几百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机关就是第三科。但没有一个人觉察到蒋介石用词的变化，即不仅是“对匪”，而且是“对敌”。南京的敌人有哪些呢？共产党、军阀之外，还有——日本人。
1932年的整个夏天，武汉日租界始终活跃着一个小型、神秘的恐怖组织，那就是“锄奸团”。这个组织先后制造了几起震动租界的爆炸案、刺杀案。首先是“日货案”。7月，武汉几百家和日本企业有商务往来的公司、商号、船帮，都收到“锄奸团”的恐吓信，限三日内停止销售日货，“届期不停，炸弹进门”。随即，几家商行果然只剩下了几根焦木、一片瓦砾。此举震恐了租界，到9月，日货在武汉的销量，从每月600万元狂跌到20万元。
“日货案”之后，是“杨志清、王金波案”。8月，日清公司买办杨志清和武汉警备司令部秘书王金波，分别在汉口、九江被杀，死状惨不忍睹。而且尸体上都覆盖着一张大大的、墨迹方干的宣纸，斥责杨志清为“日本汉奸”，历数五大罪状。宣纸的落款，是血红色的“锄奸团”。
经警察局调查，杨、王二人确系日本间谍。但和“日货案”一样，该案最终不了了之。
此外还有“领港案”、黄飞案等。……而这些，正是第三科的手笔。“锄奸团”的头目，是第三科的一个原名杨又生、化名陈有光的特工。他的面容始终隐蔽在中华民国的历史里，只让人瞥见他阴森的一角。
到蒋介石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作为“全国性对敌斗争机构”，第三科已经是民国的两大特务组织之一了，并且它已有了一个新的名称：调查课。
谈到禁烟、设立调查课时，蒋介石都充满着一种故作的从容，貌似的举重若轻。但，当他的话题转到第三个决心时，他的声音却略显激愤、嘶哑，他的脸上更有一丝不易觉察的苦涩。
这就是根本杜绝腐败、全面革新国民党。这是南京的一个逾久弥新的老话题，它牵连着这个政权最脆弱的神经。蒋介石说了这一大通废话后，有意停顿，目光从几百人脸上缓缓扫过，说不清楚是殷切还是威慑。他最后加重了语气：“……汉口之整饬工作，亦将推行于全国！”
在漫天的鞭炮声中，蒋介石的座船终于离开了码头。他站在船头，他的身边，也一直站立着侍从秘书、调查课课长邓文仪。渐渐地，船消失在长江的薄雾里了。
码头上的官员已大多散去了。但一直到此时，在一个角落里，一双比“锄奸团”的杨又生乃至比未来的戴笠都更加阴森的眼睛，还在盯着一片迷蒙的长江江面。
他也正盯着摧毁了汉口日租界大部分商业利益和间谍组织的“锄奸团”，以及第三科和整个的蓝衣社。
这双眼睛的主人，就是土肥原。
第八章蓝衣社之魂
1
1984年，已经步入耄耋之年的徐向前元帅，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开始撰写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他的回忆从山西五台县的一个小村庄开始，写过“当店员”、“入黄埔”后，他的笔墨转入了一条遥远苍茫的山脉——大别山。
50多年前，他和自己的黄埔同学曾中生、许继慎、蔡申熙等一起，从数百个人、几十条枪开始，在大别山创建了一片红色的土地。在他们的手上，大别山变了模样。每一个集镇都有列宁路、列宁小学、平民医院、苏维埃代表大会。而一首清脆的歌谣，更传遍了山麓，那就是《送郎当红军》。
当他苍老的眼神回顾大别山时，他还记起了一个比他小10岁的姑娘。姑娘是那片水土的女儿，1928年，这个叫程训宣的姑娘成了他的妻子。但多少年来，元帅一直回避谈到她。是漠忘呢？还是因为那个历史太沉重？
1931年年底到次年春夏，在豫南的一个小镇白雀园，程训宣和她的弟弟，连同元帅的许多黄埔密友，一同在持续三个月惨绝人寰的大“肃反”中遇难。这就是著名的“白雀园惨案”。大别山的“红色黄埔”势力，就是在这个惨案后开始没落的。
惨案的导火线如芥末之微。它是一封来自南京的书信。
1931年深秋，一个叫“钟蜀武”的人潜入大别山。他一身行商装扮，到达军事重地七里坪镇后，才声称受红12师师长许继慎的故人委托，来送一封信。“故人”就是许继慎的黄埔一期同学，南京黄埔同学会秘书曾扩情。
许继慎先是感到意外。“道不同、不相为谋”，他和曾扩情以前虽是密友，但自从两人分道扬镳之后，他们已经四五年没有通音讯了。但这封信继而又让他感到释然，信很短也很平常，与曾扩情的形象没有丝毫两样，充满了念旧的色彩。
于是，他收下信后，把钟蜀武打发走了。但一个多月后，钟蜀武再次来访。这次，他不仅带来了曾扩情的又一封书信，而且还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两封信感情色彩都异常浓烈，用字也相当暧昧，甚至有“匍匐归来之子，父母惟有垂泣加怜”的字样。
许继慎立即警惕起来。《皖西革命史》记载，他“立即把钟蜀武和曾扩情的书信送到了军部，并向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做了汇报”。
但这封信不久落入了在大别山主持肃反的张国焘手里。11月3日深夜，许继慎被秘密勒死在苏区首府新集镇的保卫局牢房里。次日，其妻王望春也被秘密枪杀于英山上河滩。
许继慎灭门惨案后，大清洗公开化了。短短十天时间，在白雀园镇石巷、土城门两地，红四军被屠杀团以上军官96人，其中黄埔学生数十人连同妇孺清一色灭门。
11月中旬，清洗从军官波及到普通士兵和地方干部。程训宣及其亲弟，以及王树声的妹妹都在此时遇害。《历史的回顾》写道：官兵总数为15000千人的红四军，“被肃掉了2500余人”。
此后，肃反又向地方政权蔓延。六安中心县委除两名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被屠杀一光；霍丘县连炊事员、马夫、帐房都没有放过，砍杀殆尽；商南县政府48名干部被杀45名；英山县政府11名干部被杀10名；六安独立团一次枪杀200余人；红山警卫团八连100多人全部活埋……
屠杀一直持续到1932年夏天，并波及了街巷、居民，“富农及别的坏成分，无故被杀在一千五六百人以上。杀人玩起了花样，有点天灯的，也有剥皮的……”（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整整十年以后，在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一个前蓝衣社成员才洋洋自得地对徐向前的同事陈毅说到：“我们不过略施小计，张国焘就杀掉了许继慎。但我们预料不到的，是张国焘还帮我们杀了那么多人……”
此时，张国焘早已投靠戴笠、成为一名特务了。
2
对大别山来说，这个“离间计”的确是“略施小计”。
1932年7月初，从大别山内开出来的大批红军，集结在鄂东北的黄安、河口一线，而后大部主力攻坚重镇麻城，另一翼则沿聂水南下，试图饮马黄陂、武汉。
但麻城战役进入了僵持阶段，南下部队更无法进抵武汉。此时，在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里，一个决定性的地名出现了，那就是河口镇。
河口镇位于鄂东北，因聂水河在这里分流而得名。镇很小，只有几百户居民和弯街边散落的几家染坊、油作坊、山货铺。但它是大别山的门户，此时张国焘的两股部队更放弃了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试图会师河口，而后重返大别山。因此，河口虽小，布防、得失却牵动战争全局。
著名的“河口血战”因此爆发了。
1932年9月下旬的一天，胡宗南部猛轰几炮，就全歼了河口区区百余人的地方武装，而后迅速强占聂水滩头。1万余名士兵沿聂水的河滩、田野修筑了简易工事。与此同时，蓝衣社另一首脑俞济时，率其素有“御林军”之称的88师从鄂南开赴河口增援。
几天时间，河口变得警备森严。全副武装的士兵目光森冷，烤蓝的枪管、暗堡和铁丝网，在月光下都折射出令人胆寒的死亡气息。
10月8日晚，张国焘进攻麻城的主力部队在河口与胡宗南部接触。发现敌情，士兵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并不管不顾地射了几枪。然后，早已布置好的火力网也一齐开火。机枪疯狂地朝那些已连续作战几月、未进行任何休整的红军战士扫射着。
对胡宗南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