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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江西模式”的主角，不是他。而是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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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下旬的一天，南京下着微蒙的细雨，长江码头一片泥泞。在夫子庙一带，卖零杂玩意的小贩很晚才出来摆摊，油纸伞三三两两，汽车、人力车零零星星。
几年了，南京不是一片骚动，就是这样的萧条。这一天，一个面目贤惠、挺着已经很显眼的肚子的年轻妇人，心里这样感慨着。在码头上，她送一个身材矮胖的青年军人走进了“要员候船室”。
开往九江的轮船鸣起汽笛了。站立在码头上的妇人，不断地挥舞着手，站在轮船甲板上的那个军人则一动不动、目光深远，说不清楚他是在看着妻子，还是在看她背后迷蒙的南京。
这是他们结婚一年多以来常见的别离。此后的十余年，还有更多这样的送行。但几十年了，虽然这样的情景有很多，而且都犹如发黄的相片渐渐模糊。这一天他大致的面容，却一直在妇人的脑海里。
30年后，妇人陪伴着儿子住在台北的一处普通民居里。这个失去了男主人的住所，简陋而寒素。惟一显示它与平民住宅不同的，是一个火苗不时跃出的壁炉，墙壁上异常显眼的一个蒋介石手书条幅。壁炉和条幅之间，则悬挂着一张大大的相片。相片上的人，佩带有两颗金星的中将肩章。
正是海峡对峙的肃杀年头。这个冬天，当年在肚子里的那个儿子已经通过秘密渠道，绕道香港前往北京了……然而，在海的那一头，他还活着吗？活着，那他是不是还在神秘的秦城监狱里？儿子这一去能见得到他吗？
妇人一阵一阵地咳嗽起来。她是四川人，原本也熟悉潮湿的气候。但自从踏上这个小岛后，她就患上了哮喘。每年秋风刮起的季节，她总要这样的咳嗽。
一会，电话响起了。妇人慌忙拿起了听筒。果然，电话是儿子从香港打来的。在电话的那一头，儿子的声音似乎很伤感，并隐隐地有一些哽咽：“周恩来果然没有失信，我见到他了。母亲，他，他还活着。……但是生活得很不好，身体也很糟糕，恐怕离世不远了。”
活着，还活着！泪水冲涌上妇人已经略略浑浊的眼睛。儿子又说了些什么，她一句都没有听到。整整15年了啊，整整15年两岸分离、死生契阔的岁月光景。
这个妇人，名字是朱素怀。她是蓝衣社“四大金刚”之一康泽的妻子。
儿子的电话挂断后，妇人静静地坐在壁炉边，心神不宁地遐想着。岁月，又一下子回到了1933年6月的那次离别，那张面容。
那就是30岁时的康泽。
30岁康泽的面容，隐隐地浮现在湮没的历史、过往的时间里。与怀孕的妻子离别后，轮船经过一天多的航行抵达九江。康泽不顾旅途的劳累，他出示自己的“要员证”，向九江警备司令部借了一部车后，连夜赶赴南昌。
南昌与南京不同。四五年来，南京一直给人破败、沉重感，但南昌却是一个大兵站、大兵营。南京有深重的腐败痕迹，但南昌却要不时地经历敌兵逼近、全城大震的恐慌。一些住在城里的地主因为收不上老家的租子破产了，一些有钱人远逃了，许多商铺关门了，它处处可见逃难的灾民。南昌天空灰蒙，空气里似乎都有硫磺火药的气息。
当夜，康泽住在南昌行营的一处客房里。卫士泡上一杯茶后就退出去了，他却不顾旅途劳累，连夜开始阅读一些江西近年的军情民政资料。
南昌的夜色覆盖了这个矮胖的身躯。但泛白的灯光却照射出他的面容。这一张有点横肉、略失丑陋的脸，显示了他苦寒的出身。但上扬的眉毛和森冷的目光，也衬托出他几分军人的英气。是眉目使这张脸生动起来了。
这是一个经历苦寒、个性极其要强的人。早在12岁时，作为失去父亲的孤儿，康泽一边帮助母亲，在租赁来的田土里苦挣苦熬，另一边则负责起了全部的家务。他时常在严冬腊月到小溪边洗衣服，手被冻出了一个个口子。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因为先生的卑微资助，他也终于不辍读书。
这一年春节，他甚至在集市上摆了一个地摊，代人写春联卖字，以这样微薄的收入帮母亲过了一个年。“康家孩子”的懂事、聪明，因此在四乡八里流传着。
如果说，邓文仪也有过依靠资助、不辍读书的阅历，那么，与邓文仪对家庭的多少轻蔑不同，康泽始终是一个“早当家”的孩子。在早年，他始终以自己单薄的身躯，维护着这个飘零于风雨中的家庭。至于他功成名就之后，他更因孝敬母亲爱护弟妹，成为南京盛传的“孝悌”典范。
如果说，在中学毕业前夕，邓文仪曾以出走的方式来抗拒结婚，并终于走进黄埔天地的话，那么康泽则恰恰相反。他父亲在世时，曾依照晚清四川广为流行的“娃娃亲”习俗，为他订下了一门亲事，但到他14岁，因家贫遭逢女方解除婚约。寒门贫户，自然无可抗争，但康泽从此“更加发奋图强”。
婚约的解除，对康泽一生的性格都有着重大影响。后来他无数次提起此事，一生都以此自我勉励。甚至，在他官居三青团头号首脑、衔至中将的时候，他的日记里还有这样的字样：“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旦失意，别人就敢轻辱你，过去奉承你的人就会变脸……官场和乡村，哪里有什么区分！……”
如同许许多多经历过苦寒的大人物一样，这是一个凡俗、客观、始终不失市井本色的人。早年的贫寒与“懂事”，注定了他不会有贺衷寒那样逼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也不会有邓文仪那“蔫辣椒”的性情，不会有丰悌不合群的特点。他辛勤中夹带着狡黠，汗水里透露着聪明，并以此辅助自己善于窥测局势、把握机会的权术本能。
是这样的形貌，形成了他令人难忘的才能。但才能之外，他的苦寒、“懂事”，一定要出人头地的雄心，也使他有着根深蒂固、市井人物般的性格弱点。几十年后，腾杰谈到他时，一方面不吝言辞地赞誉他“长策略”，是民国和陈立夫并列的两大“组织天才”之一，另一方面，也不无惋惜说他“胸襟不够宽宏”。
康泽一生的前40年有三大“成就”：蓝衣社庞大宣传系统的缔造；震动民国的“别动队”和“新江西”模式；对三民主义青年团长达7年的控制。
正是别动队使他成为蒋介石最器重的学生之一。3年多以后，宋美龄在西安事变中，把它列为南京政权的三大成就之一；23年以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雄文里，特地把康泽和末代皇帝溥仪当作战犯成功改造的例子。提起他的别动队时，毛泽东说，康泽“并非没有可杀之罪……”
第十一章别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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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声震民国的别动队，兼有军、政、警、宪、特五大职能，被康泽称为是一贴“万应如意膏”。它首先是一个军事组织，在其鼎盛时期，它下属5个纵队，管辖着2万4千名队员和3个师的正规军。它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曾有过以一个中队（连）击退方志敏部队一个师的战例。
但它又是大半个江西、鄂东不折不扣的“军政府”。在这些地方，它建立了严密的保甲编组、“义勇壮丁队”、民兵组织，操纵着近千万居民的生杀予夺。它的势力后来还弥漫进贵州、四川，操纵了贵州全境、四川大半的政务。从1933年到抗战前夕，它在这广漠的区域内任命村镇保甲长，过问县政府工作，甚至中队长即可“代行县长职权”。
此外，它还监视民间、整饬军纪、执掌交通。南昌行营明文规定，其总数约8千人的便衣特务，任何人都有权调动当地正规军一个连的兵力，可以搭乘一切公私车辆，可以进入一切公私场所。这些特权至少在江西，是得到切实保证的。康泽记得，一次，在南昌的一家剧院，几名别动队特务看上了陈诚副官的靠前座位，为此大打出手，但事后副官却因“违反纪律”被撤职。另一次，别动队特务因临时征用一名师长用车，相持不下时，蒋介石亲自出面干涉，训斥了那个倒霉的师长。
在别动队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南京官场一直流传着它是“御林军”、“监军”，“见官大一级”的种种传说。即使是抗战爆发、康泽称“别动队不复存在了”以后，由它改编成的部队仍直接负责重庆卫戍。
对别动队，许多年以来，一些西方学者都有着种种迷惑。一方面，它推行教育、恢复生产、重建秩序，并且，由于它在贵州的政变，在四川的渗透，八年抗战才有了一个稳固的大后方；另一方面，在它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以上饶为中心，建立了数以百计的集中营，它并以砍头、挖心、活埋、点天灯等中世纪的野蛮手段，屠杀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一直到1958年大修水库时，几省民工还在山野间挖出当年的骷髅和白骨，斑驳白骨上残留着火烧刀砍的痕迹，一个个骷髅的黑洞仍仰视天际。
在别动队短暂的5年历史里，它一手是“秩序”、“扶助春耕”、“复兴农村”，另一手是令人窒息的镇压、漫天的血腥和大量的死亡。它的始作俑者康泽，也有一褒一贬、截然相反的两个外号，“康青天”和“康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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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别动队的“党卫队”性质，它也一举成为已发动“第二期革命”的蒋介石，最为关注的一个蓝衣社组织。9月21日，他离开庐山，轻车简随地抵达星子县。
这一天，在略显简陋的校舍里，面对两千余名特训班成员，蒋介石发表了《革命的心法——诚》的演讲。邓文仪谈到，这是“专对力行社各级干部的特别指示”。出席演讲会的大半人员都是后来的别动队员。另外，“很多在南昌的力行社员也专程赶到星子去参加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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