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控制则更为严格。康泽规定：除《领袖言行》、《力行哲学》、《我的奋斗》等书外，禁绝成员阅读任何别的书籍。
至于成员腐败，康泽更宣布“即使进民宅只取一只鸡、吃一顿饭而不付钱，指导组也可处死”。为杜绝腐败，他首先以身作则。许多原别动队成员几十年后都谈到，在江西的一年多时间里，康泽一直“着士兵服装，穿草鞋”，腰上别着一支匣子枪，这结合他的丑陋长相，一段时间里，许多不认识他的人都以为他只是一个伙夫。
这就是早期别动队的组织状况。1933年10月初，编组完成后，这群大部分装扮奇异、兵不兵民不民的人，这个带着枪管理着一半江西的“马上政府”，就开赴到以抚州为中心的前线和最近的收复区去了。它的总队部驻扎抚州，各大队沿南城、南丰、崇仁、宜黄、永丰等地散开。最后，各支队、中队及区、分队，布置满了各要线、要点。
蓝衣社的“别动队时代”开幕了。
别动队首先开始的，是对前线周边10余县原和平居民的编保编甲工作。编保编甲从社会调查、户籍调查开始。
便衣先进乡摸底，对乡村的人口、结构、谁家有人“通敌”、谁家田地被充公或者瓜分等情况进行调查。这非常类似于后来土改时期工作队的“划分成分”准备。
然后，就是一个区队或者一个分队的“下乡”。这一带的精壮已经很少了，共产党的征兵运动在过去两年内声势非常浩大。这样，他们的小股武装也几乎没有受到反抗。一个支队接管一个甚至两三个县，中队接管集镇，区队、分队则深入到村庄。小半个江西在一夜之间被他们接管了。
在他们进村进户之前，原来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色部队的人家几乎跑了个精光。此时，盖有康泽私章的勒令以布告方式，出现在村村镇镇：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别动队不咎既往。违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这个一手软、一手硬的野蛮政策非常见效。方舟，这个一度负责瑞金编保组甲的康泽嫡系，后来曾谈到，连“朱毛”经营日久的红都瑞金，都有一千几百名“赤色群众”到县政府办理“自新”。
逃亡地主、富农一批批地回来了，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苏区周围的几十里方圆都被辟为环状的“无人区”。康泽目光冷峻，指挥着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士兵，将数以百万计村民驱赶出他们村庄，像牲口那样圈入标准“战略村”，管束在“保甲制”之中。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制度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供给物质给苏区。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枪毙灭门。一家犯事，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赦”！
“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效果卓著。方舟《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道：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几乎没有人通敌，没有一粒米流进苏区”。
一个多月时间，别动队就控制了近20个县的数百万居民。“战略村”、编保编甲完成后，在别动队员、保甲长带头下，数十万居民被发动起来。他们手执“刀片、长矛、锄头”等原始武器，走上大小路口，布置了数以万计的“民众盘查哨”，以盘问、检查过往路人。
“禁运”、封锁交通等措施，就是在强大的民间管制以及“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形成了对瑞金的钳制。康泽命令，各盘查队伍一旦发现苏区交通员、二道贩子、走私的马帮驮队，不论有无“私通敌区”嫌疑，一律就地枪毙。其次，对稽查部队则一手软一手硬：凡勾结私运者一律枪毙；凡查获物质或举报受贿者，一律予以重赏。重赏是奖励给有功人员“全部抄没”，并连升“两级薪饷”。
后来，蒋介石给别动队的禁运工作有四字评价：“滴水不漏”。
物质极为匮乏的苏区，立即感觉到这个扼制的威胁。史料记载：在从境外流入物质变得非常困难以后，为反封锁，苏区的一些高级干部开始亲自领导物质工作。“……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红军工作部长李克农、执行部长李一氓两位部长的倡导下，成立了联合消费合作社，总社设在瑞金。中央苏区一些县的保卫局在总社的推动下，也相继成立了消费合作社。”
这些小型的“合作社”继续组织着越来越困难的私运，并集中食盐等物质限量供应。但当组织私运的人一个个被捕获枪杀后，物质的匮乏乃至没有尽头的饥饿，仍然像魔鬼一样冷冰冰地使苏区一片绝望。当时身患“打摆子”症，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毛泽东，接到何长工送来的特效药奎宁后，据说“流下了眼泪”。因为仅仅为这一小批药品，就死了一个交通员。
傅连璋医生回忆：毛泽东由此记住了比他小10岁的“康泽”的名字。几年后，他对埃德加·斯诺谈到了瑞金的毁灭：“……封锁……尤其是极端缺盐……整个地区人口锐减，有时是被强行大批迁徙，有时更干脆地被集体屠杀”（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20多年后，他进一步指出，毁灭瑞金的两个主凶，一是蒋介石，再是康泽。
在数以万计的保甲长的协助下，几万民工被发动起来。一条一条的简易公路被修建，连接不断地通往苏区，通往瑞金。
在公路逐渐形成环状包围时，依照德国顾问建议而构筑的“堡垒”接连出现了。无数的钢筋、水泥、砖瓦、土灰、工兵、民夫延绵数百里，被调集往前线。四个月之内，江西共修筑了2900余个钢筋水泥堡垒。
《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了这次工作：
“……至少有2万人被征来修建700英里的公路，目的是提高部队的机动性……他们的推进路线排满了碉堡……碉堡构成了支援网……这时民团被派驻守这些碉堡，而正规军则转入进攻状态。”
埃德加·斯诺形象地说，它是“一种长城……它逐渐地向里伸”。
1934年初，事实上，瑞金已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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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在望前后，康泽已接管了江西六十余县中的大约一半。别动队已迅速扩充到五个大队一万余人。另外，在蒋介石的指令下，江西地方部队的两个师也划归康泽指挥。
“新江西模式”开始了。
“新江西模式”是一个富有历史意味的社会实验。第一个举措是组织“壮丁队”和“铲共义勇队”。这个举措有双重目的：争取青年；断绝苏区兵源。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为此，别动队对江西的百万青壮年实行全面、严格的管制。
刘操是原红四军交通科长、谍报科长，在一次执行外出任务时叛逃到南昌，后来到别动队驻江西泰和的第四大队部任职。他的一份回忆材料写到，当时江西农村“凡年满18岁、不足45岁之壮丁”，一律编入壮丁队。壮丁起居、外出，受到全面监视，“每天早晨出操，人人必到……并绝对禁止壮丁离家远出”。
事实上，这是江西有史以来最大的民兵组织。至少有五十万人被编入壮丁队。它的“积极分子”则组成“铲共义勇队”。“铲共义勇队”的人数也达几万人。
这个举动和朱毛红军的“赤卫队”异常相似，不同的是它更全面，更强硬。方舟回忆：许多民间的古老警报方式都被利用了起来，“……遇有红军游击队突然袭击时，规定以鸣锣放炮作信号，并发放烟火警报，附近部队、壮丁队、铲共义勇队都得驰援。”
当岗哨、民兵、壮丁组织都纳入别动队的管制后，“新江西”的面貌展现了。“皖豫重团警，江西重教化”是蒋介石制定的方针。教育、反腐败这两个“百年大计”，正是“新江西”模式的关键。
于是，各村的男女夜校和“民众查哨站”、壮丁队、“铲共义勇队”，一起出现在每一个村庄。他们强制要求所有的成年男女都进民众夜校，每个人需要“认识500个以上汉字”。完成扫盲后，则被要求熟记、背诵《剿匪手本》。
至少上千名的别动队员都担任过夜校教员。成人夜校之外，“新江西”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基础教育。别动队在江西兴建了大约2700所学校，几乎每两三个村庄就有一个小学。这些学校以“中山小学”、“中正小学”等命名，一年多以后入学学童即达二三十万人。结合民众夜校，两三年后，江西一举成为全国基础教育最成功的省份。
土墙上的标语、各种朗朗的口号声，也迅疾有力地跟了进来。一时之间，江西的土墙柴门上到处粉刷着“攘外安内”、“剿匪救民”、“消灭共产党”、“严密保甲组织”等标语。每个清晨和傍晚，那些拿惯锄头的青壮，也被要求集中在村口朗诵这些口号。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化”，效果几乎和“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出色。邓文仪谈到，别动队针对苏区的宣传，专门设计了一套口号。苏区提出“打土豪、分田地”，别动队提出“剿灭打家劫舍的赤匪”；苏区提出“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别动队则提出“士兵不打士兵，只打土匪；穷人不打穷人，只杀朱毛”……
和夜校、小学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个医疗站。从上海调集来的大批药品，大部分免费分发给头疼脑热的村民。据估计，江西期间，别动队大约设立了2000个医疗站，受惠居民达100万人以上。
别动队反腐败的成就，是民国无可比拟的。比起邓文仪的武汉“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