括比低层劳动者更低的奴役刑徒，因为“墨”是古代的刑罚。钱穆先生说，他要代表“苦似刑徒”的贱民阶层。
有的学者因为这个黑色，断言墨子是印度人。这件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而我则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好奇。胡怀琛先生在一九二八年说，古文字中，“翟”和“狄”通，墨翟就是“墨狄”，一个黑色的外国人，似乎是印度人；不仅如此，墨子学说的很多观点，与佛学相通，而且他主张的“摩顶放踵”，就是光头赤足的僧侣形象。太虚法师则撰文说，墨子的学说不像是佛教，更像是婆罗门教。这又成了墨子是印度人的证据。在这场讨论中，有的学者如卫聚贤先生，把老子也一并说成是印度人。有的学者如金祖同先生，则认为墨子是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信徒。
非常热闹，但证据不足。最终的证据还是一个色彩印象：黑色。当时不少中国学者对别的国家知之甚少，更不了解在中亚和南亚有不少是雅利安人种的后裔，并不黑。
不同意“墨子是印度人”这一观点的学者，常常用孟子的态度来反驳。孟子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墨子很近，他很讲地域观念，连有人学了一点南方口音都会当作一件大事严厉批评，他又很排斥墨子的学说，如果墨子是外国人，真不知会做多少文章。但显然，孟子没有提出过一丝一毫有关墨子的国籍疑点。
我在仔细读过所有的争论文章后笑了，更加坚信：这是中国的黑色。
中国，有过一种黑色的哲学。
三
那天，他听到一个消息，楚国要攻打宋国，正请了鲁班（也就是公输般）在为他们制造攻城用的云梯。
他立即出发，急速步行，到楚国去。这条路实在很长，用今天的行政区概念，他是从山东的泰山脚下出发，到河南，横穿河南全境，也可能穿过安徽，到达湖北，再赶到湖北的荆州。他日夜不停地走，走了整整十天十夜。脚底磨起了老茧，又受伤了，他撕破衣服来包扎伤口，再走。就凭这十天十夜的步行，就让他与其他诸子划出了明显的界限。其他诸子也走长路，但大多骑马、骑牛或坐车，而且到了晚上总得找地方睡觉。哪像他，光靠自己的脚，一路走去，一次次从白天走入黑夜。黑夜、黑衣、黑脸，从黑衣上撕下的黑布条去包扎早已满是黑泥的脚。
终于走到了楚国首都，找到了他的同乡鲁班。
接下来他们两人的对话，是我们都知道的了。但是为了不辜负他十天十夜的辛劳，我还要讲述几句。
鲁班问他，步行这么远的路过来，究竟有什么急事？
墨子在路上早就想好了讲话策略，就说：北方有人侮辱我，我想请你帮忙，去杀了他。酬劳是二百两黄金。
鲁班一听就不高兴，沉下了脸，说：我讲仁义。决不杀人！
墨子立即站起身来，深深作揖，顺势说出了主题。大意是：你帮楚国造云梯攻打宋国，楚国本来就地广人稀，一打仗，必然要牺牲本国稀缺的人口，去争夺完全不需要的土地，这明智吗？再从宋国来讲，它有什么罪？却平白无故地去攻打它，这算是你的仁义吗？你说你不会为重金去杀一个人，这很好，但现在你明明要去杀很多很多的人！
鲁班一听，难于辩驳，便说，此事我已经答应了楚王，该怎么办？
墨子说，你带我去见他。
墨子见到楚王后，用的也是远譬近喻的方法。他说，有人不要自己的好车，去偷别人的破车，不要自己锦衣，去偷别人的粗服，不要自己的美食，去偷别人的糟糠，这是什么人？
楚王说，这人一定有病，患了偷盗癖。
接下来可想而知，墨子通过层层比较，说明楚国打宋国，也是有病。
楚王说：那我已经让鲁班造好云梯啦！
墨子说，云梯未必管用吧。他与鲁班一样，也是一名能工巧匠。他就与鲁班进行了一场模型攻守演练。结果，一次次都是鲁班输了。
鲁班最后说：要赢还有一个办法，但我不说。
墨子说：我知道，我也不说。
楚王问，你们说的是什么办法啊？
墨子对楚王说：鲁班以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能赢过他，如果把我除了，也就好办了。但我要告诉你们，我的三百个学生已经在宋国城头等候你们多时了。
楚王一听，就下令不再攻打宋国。
这就是墨子对于他的“非攻”理念的著名实践。原来，这个长途跋涉者只为一个目的在奔忙：阻止战争，捍卫和平。
一心想攻打别人的，只是上层统治者。社会低层的民众有可能受了奴役或欺骗去攻打别人，但从根本上说，却不可能为了权势者的利益而接受战争。这是黑色哲学的一个重大原理。
墨子阻止了一场战争，挽救了一个宋国。但是，这件大事还有一个幽默的结尾。
他十分疲惫地踏上了归途，仍然是步行。恰恰在路过宋国时，下起了大雨。他到一个门檐下躲雨，但看门的人连门檐底下也不让他进。
宋国不认识他，冷漠地推拒了他这位大恩人，而且推到大雨之下。
这位淋在雨中的男人自嘲了一下，暗想：“运用大智慧救苦救难的，谁也不认；摆弄小聪明争执不休的，人人皆知。”
四
在大雨中被看门人驱逐的墨子，有没有去找他派在宋国守城的三百名学生？我们不清楚，因为古代文本中没有提及。
清楚的是，他确实有一批绝对服从命令的学生。整个墨家弟子组成了一个带有秘密结社性质的团体，组织严密，纪律严明。
这又让墨家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黑色。
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学派，也有亲密的师徒关系，最著名的有我们曾经多次讲过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但是，不管再亲密，也构不成严格的人身约束。在这一点上墨子又显现出了极大的不同，他立足于低层社会，不能依赖文人与文人之间的心领神会。君子之交淡如水，而墨子要的是浓烈，是黑色粘土般的成团成块。历来低层社会要想凝聚力量，只能如此。
在墨家团体内，有三项分工。一是“从事”，即从事技艺劳作，或守城卫护；二是“说书”，即听课、读书、讨论；三是“谈辩”，即游说诸侯，或做官从政。所有的弟子中，墨子认为最能干、最忠诚的有一百八十人，这些人一听到墨子的指令都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后来，墨学弟子的队伍越来越大，照《吕氏春秋》的记载，已经到了“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程度。
墨子以极其艰苦的生活方式，彻底忘我的牺牲精神，承担着无比沉重的社会责任，这使他的人格具有一种巨大的感召力。直到他去世之后，这种感召力不仅没有消散，而且还表现得更加强烈。
据《吕氏春秋》记载，有一次墨家一百多名弟子受某君委托守城，后来此君因受追究而逃走，墨家所接受的守城之托很难再坚持，一百多名弟子全部自杀。自杀前，墨家首领孟胜派出两位弟子离城远行去委任新的首领，两位弟子完成任务后仍然回城自杀。新被委任的首领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也没有听。按照墨家规则，这两位弟子虽然英勇，却又犯了规，因为他们没有接受新任首领的指令。
为什么集体自杀？为了一个“义”字。既被委托，就说话算话，一旦无法实行，宁肯以生命的代价保全信誉。
慷慨赴死，对墨家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这不仅在当时的社会大众中，而且在今后的漫长历史上，都开启了一种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司马迁所说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成，不爱其躯”的“任侠”精神，就从墨家渗透到中国民间。千年崇高，百代刚烈，不在朝廷兴废，更不在书生空谈，而在这里。
五
这样的墨家，理所当然地震惊四方，成为“显学”。后来连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世之显学，儒墨也。”
但是，这两大显学，却不能长久共存。
墨子熟悉儒家，但终于否定了儒家。其中最重要的，是以无差别的“兼爱”，否定了儒家有等级的“仁爱”。他认为，儒家的爱，有厚薄，有区别，有层次，集中表现在自己的家庭，家庭里又有亲疏差异，其实最后的标准是看与自己关系的远近，因此核心还是自己。这样的爱，是自私之爱。他主张“兼爱”，也就是祛除自私之心，爱他人就像爱自己。
《兼爱》篇说——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这话讲得很明白，而且已经接通了“兼爱”和“非攻”的逻辑关系。是啊，既然“天下兼相爱”，为什么还要发动战争呢？
墨子的这种观念，确实碰撞到了儒家的要害。儒家“仁爱”的前提和目的，都是礼，也就是重建周礼所铺陈的等级秩序。在儒家看来，如果社会没有等级，世界就成平的了，何来尊严，何来敬畏，何来秩序？但在墨家看来，世界本来就应该是平的，只有公平才有所有人的尊严。在平的世界中，根本不必为了秩序来敬畏什么上层贵族。要敬畏，还不如敬畏鬼神，让人们感到冥冥之中有一种督察之力，有一番报应手段，由此建立秩序。
由于碰撞到了要害，儒家急了。孟子挖苦说，兼爱，也就是把陌生人当作自己父亲一样来爱，那就是否定了父亲之为父亲，等于禽兽。这种推理，把兼爱推到了禽兽，看来也实在是气坏了。
墨家也被激怒了，说：如果像儒家一样把爱分成很多等级，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那么，总有一天，也能找到杀人的理由。因为有等级的爱最终只会着眼于等级而不是爱，一旦发生冲突，放弃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