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共产党。我就不信找不到真共产党。”
我边听边看，凭多年接待来访的经验，总算初步听懂了事情的大体脉络。
他念过小学，粗通文字。高级社时任副业队会计。“四清”前揭发大队会计有贪污问题，工作组里有大队会计的亲戚，大队会计反说他有贪污，最后以286元定案，强行退赔，被撤了副业队会计职务。他不服就上告，“四清”中以有“翻案行为”，戴上了贪污分子帽子大队会计当上了党支部书记。他戴上帽子还不服，还告状，“文革”中又贴了揭发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自然是“阶级敌人捣乱，扭转运动大方向”。怎么批他、斗他都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了。“文革”后期，机关刚刚恢复工作，他又告上了。这个人还真有他的，人家说他“告共产党的状”。他就说：“我不是告共产党的状，是找共产党告状。找真共产党告假共产党。”上级机关有人说：“你的问题得找下边解决，不要找上边。”他就说：“下边能解决，要你们上边干啥？”他要见领导，接待干部说：“领导忙大事，你这点小事也麻烦领导？”他说：“这事在我就是天大的事，领导为百姓办事，连百姓天大的事都不管，那他办啥事？”这个上访者，真叫接待人员头疼，就说他“无理纠缠”，他则非要人家说他怎么“无理”，“纠缠”还不解决，不“纠缠”还有人找我给解决？接待人员撵他不走，哄他不回，只有打电话让县信访局派人去接。接的时候什么愿都许，说回去一定解决。回来了又说他“无理取闹”，让村里监督劳动，把他管住。于是上水库劳动有他，外出修公路有他。“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稍为不慎，就被定为“有意捣乱”，批斗之后，还得扣罚工分。赚的没有罚的多。按工分分粮分不上，倒贴里肉。拿不出来就抄家，见啥拿啥，看你还敢不敢再告状。
第一次抄家，缸里瓮里扫了个底儿朝天。吓得老婆大病一场，央告他死也不要再告了。第二次抄家，把早年准备修房子的木料全拉走了，老婆哭得寻死觅活。第三次抄家再没什么可拿的了，要封他的门。他不让，被拉到了学习班。老婆吓得不吃饭光拉稀，没几天就死了。
学习班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便偷偷跑到县里告状。县里批评公社连个戴帽子的分子也管不了。公社说打也打了，罚也罚了，家也抄了，学习班住得没有人了，公社的手段使完了。
县里只得交给专政机关实行专政。公安局要抓他没理由，集体讨论，伤了半天脑筋，想出了
妙计：学大寨白天黑夜连轴转，他进城告状就是反大寨，反大寨就是反革命，抓他“流窜”天经地义。把他在看守所押了73天，只要答应不告状就放他。他咋也不答应，人家要放他，他咋也不出来，最后还是说：“这回连你们也告。”
“刘书记，我这事太麻烦，我把材料放下，你抽空看看，也不要听我一个人说，调查调
查就清楚了。”他见我一直在听他讲述，脸上的怒气消了许多。“一次也没有处理过？”
“处理过，这不是纪委文件？你看看，原来定了286块钱，
这回定成了725块，我保存了几十年的账，他们说丢了，我说他们是毁了。你说这是解决问题哩，还是继续治我哩？”已消失的怒气又上来了。
“这文件上说给你开门、分地执行了吗？”我看了文件问他。“门是开了，窑里什么也没了，拿走的粮食呢？拉走的木料呢？都得有个说法吧？地只给分了自留地，口粮田、责任田至今没给，没口粮田我吃啥？”
我从他的材料中拣出了几份：“这几份先留下，其余的你拿着，需要时再向你要。”按照我的惯例，只要留下材料，这个案子就算接受了。
“还有一份材料，你看看最好不要留。”说着他从布兜里又取出一份递给我。这份材料上全是人名，按照上边的记载，是历次工作组调查组成员的名单，办学习班人员名单，还有临时处理过他这事的领导和承办人员名单。我数了数共169人。好家伙，这么多干部与他的案子有关，怪不得他只让看不让留。这要是在“阶级斗争”时候，还不说是一本“变天账”！我刚看完，他便伸手去接，我递给他，装作若无其事。
“别看我这个草木之人，你看动了多少像样的人。”他先把这一份材料收起来放到布兜里，然后才收拾别的。
“你这事看来一时半时解决不了，你先回去该干啥干啥，过几天再来。”
“我还能干啥呢？”说着他脱掉鞋，挽起裤子，“你看这腿肿成甚了，男怕穿鞋女怕戴帽，还不知道能活几天哩。跑路也跑不动了，你看我拄的这棍子。咱山里狗多，狗咬败家，拄着它除了能顶条腿，还作打狗用。”他把材料小心翼翼地收进布兜里，把布兜挂在脖子上，深深鞠了一躬：“这些年了，还没有人听我说过这长时间，很对不起，你说我啥时候再来？”
“20天左右吧。”我把时间说得长点，一来怕一时调查不清，二来不愿让他跑冤枉腿。“那我到时候再来。”说着他从门后边摸过木棍走了。
送到门外，望着他的背影，他一瘸一拐地走着，木棍礅着楼板，发出“嗒嗒”的响声。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可怕，也没难缠的感觉。除了具有山里老百姓共有的特征外，在他褴褛的衣服里，浮肿的皮肉里，包着一副少有的“傲骨”。
“县委书记应该抓大事”，党的路线方针的贯彻，各项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全县发展的思路规划和实施，基层组织建设，干部安排使用，群众积极性的调动，这些无疑都是大事。同这些大事比起来，一个人的事往往被认为是“小事”。比如眼前这个陈培基，他说他的事“比天还大”，也不无道理。他一个普通百姓，从他的角度看还有比这更大的事吗？就从我们的角度看，他的问题关系到党的政策，关系到法律，关系到党的威望和形象，关系到干部作风，关系到群众情绪和积极性，这能算是小事吗？而且这种事，除了县委书记去抓，谁又能抓得起来，谁又能解决得了呢？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3）
从信访局调来案卷，厚厚几包都是陈培基的告状材料，多数是上边批回来的。从纪委调来案卷，只有最后一次的调查情况和处理结论。调查情况是查账的材料，而账本却说是在学习班里丢失了。原定贪污286元的依据早没有了。新定贪污725元的根据也没有了，简直是个“无头案”。
这时我又想到了陈培基记录的那个名单。虽然我对整个干部情况还不太熟悉，但有不少现在就在县委部级政府局级岗位上，还有的是企事业单位的领导。且不说二分之一，就算三分之一的人是中层领导干部，这是多大的面呢？要处理陈培基的案件，理所当然要牵动这些人，特别是对他有过过火行为的人。这些人会怎么想呢？他们又会怎么做呢？老陈呀，老陈！怪不得你这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为了你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谁愿意去得罪这么多环节干部呢？不冤你冤谁！此后，在同干部接触和谈话中，我便留了点心，在适当的时候，顺便提一下陈培基的事，吹吹风，摸摸他们的看法和态度。多数人说他“是个坏人，就爱告状，爱闹事。就这号人，得了告状闹事的病。死不改悔，整得还轻。”部分人说他自讨苦吃，本来问题不大，硬是越闹越大。“小胳膊偏要拧大腿”，“蝎子光往鸡窝里爬”，不是自找倒霉？这号人秉性难移。只有个别人说他确实冤枉，但他也确实闹得过分。自古以来，谁家坟里没有屈死鬼，天下事哪能都那么顶真。到头来家破人亡鬼吹灯，叫你哭娘老子都找不到坟头。
一次，去加楼公社下乡，谈完了公事，我顺便问起了纪检书记。“陈培基的问题你经手过？”
“经手不只一次，县委总算解决了，还专门发了文件。”“文件上定了的都落实了？”
“一部分落实了，一部分大队支部还有意见。”“县委决定是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吗？”
“支部书记是个老同志，老模范，县上也挂了号，现在又在公社工作，他一时想不通，慢慢来吧。”“陈培基接受吗？”
“他哪能接受。接受不接受都是那了。”“他不是还在告吗？”
“再告也没用，文件各级都有了，谁还会理他。”“原来286元，这回咋成了725元啦？”“那是从他账上查下去的。”“账呢？”“丢了。”
“怎么能丢了？”
“同其他材料一块放着，最后别的材料都在，账本咋也找不见。”这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7年之后，是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宣告结束3年之后。说是给他落实政策，其实纯粹是为了应付上边，证明他确实有问题，告状属无理取闹。该增加的增加了，该纠正的文件上纠正了，这就叫“实事求是”？落实政策也不能搞“一风吹”嘛。这就是后来在《天网》官司中，原告称陈培基的问题早就解决，根本不是我解决的，仿佛我是无事找事，或贪别人之功为有。
我们的原则是：对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而陈培基偏偏做不到“宜忘不宜记”。条条桩桩、字字句句记得那样清楚、真切。对照政策条款、法律条文合辙合缝。你认为他是“变天”也好，“认真”也好，反正是白纸黑字，俨然给你摆下了一道“难题”。我把这事提到常委会上，县委决定了的事情，3年过去了还没有落实，大家虽对问题各有说法，但一致认为已经定了的口粮田、责任田该分。他因没分口粮田现在生活困难，我建议从大队提留粮里给上200斤，让他吃饭。
万没想到给一个农民分了口粮地、责任田，竟然触动了最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