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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他作为“五子登科”的名人，总认为美中不足，完全有理由去再找一个“精神寄托”。这也为他后来找二奶生儿子提供了契机与条件。
纵观夏任凡的一生，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笔者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搞清楚。那就是他这个农村出身、成长为高级知识分子型的领导干部，是人的本性难移、想随潮流玩玩女人呢，还是面对家里的“万贯家产”，没有完全脱俗，非要儿子传宗接代继承不可呢？以至更可怕的是，还把要儿子当成“借口”，是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更倾向于后一种可能。
说心里话，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就社会整体而言，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社会政治与经济活动中，男人所承受的压力远比女人大。而在变革中的发展国家，男人这种压力更大。
其实，再成熟再坚强的男人，也有懦弱的一面。且权力越大的人越脆弱，这是相辅相成的。每当他们遭遇打击的时候，每当精神苦闷的时候，每当感到有苦无处诉的时候，一般都在潜意识中希望得到女人的慰藉，希望去找一个女人倾诉，希望把平时看上去高傲威严的头，埋在女人温柔的怀里去稍息片刻。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那些责任越重大、越道貌岸然、自我约束力越强、越是“正人君子”的男人，尤其是遭受过“重大失落”的人，越容易在失而复得后，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时光。他们会千方百计地“找个理由”轻松一下，以享受美好人生。如果平时有女人对他好感，对他崇拜，那么此刻，他就会撕去伪装、顺手摘瓜，发展关系。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女人，他们就会找个酒吧、找个歌厅去喝酒消愁、去跳舞解闷。如果这些还是排泄不出苦闷，他们也可能到足疗屋、按摩房里，去和那些特种行业的异性女人接触，致使这些女人乘虚而入。而这样的男人，一旦迈进了这个门坎，就像吸了毒上瘾一样，会一发不可收。因此，我们常常会对一些非常非常正派的人去嫖妓、层次非常非常高的人与小保姆鬼混，感到惊讶、感到不可思议。
夏任凡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不随波逐流，他知道许多官员有情人，都有时忙里偷闲地潇洒潇洒。但是，他在沈阳从来不去那些与色情沾边的场所，他倒不想表明是什么“圣人”，也不是没有什么欲望，而是有很强的自制力。再说了，在沈阳一旦沾上“腥味”，不传出去倒好，一传出去，他的那些“政敌”们岂能饶过他？岂能不用唾沫星子淹死他？岂能不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太了解中国国情了，在中国你犯什么错误，人们似乎都能原谅，惟有“淫乱”大逆不道。他岂能给别人提供口实？据说有一次，他到大连，晚上酒饱饭足之后，一位大老板为了表示亲近，请他洗桑拿，他也没有拒绝。然而，当那个浓装艳抹、又不失漂亮的小姐，锁好门款款上前，告诉他钱已经交完了，可以“做”了，便贴过来要给他宽衣解带“共享鸳鸯浴”时，他大手一挥拒绝了。小姐以为他太着急了，想直奔“主题”，便告诉他这是“第一道服务工序”。他笑了，他说，他倒不是坐怀不乱，而是“三不能做”。一不能做，因为他不是野兽，一点交流没有，上来就“做”，他“做”不来；二不能做，是他怕小姐有病沾上后，说不清道不白；三不能做，是这事不传出去还好，一旦传出去，便永远受制于人。气得小姐说他有精神病，是天下第一号大傻瓜。事后，他曾把这件事大肆渲染，一时成为他拒腐蚀的美谈。以至今年，他被全国一家很有影响杂志披露的《情变’夏宫’：不做二奶的小保姆挺起了胸膛》（写夏任凡与小保姆小春的关系）时，人们还惊讶万分，都根本不相信，况且这篇文章的许多主要情节还不是那么回事。事情是这样，1996年夏天，夏任凡家想雇一个小保姆，便托老家东陵区深井子镇亲属，帮助找个托底的。亲属来到张家说明来意。张家父母满口答应，因为张家有个女孩儿没有考上高中，正呆在家里，准备复习一年再考。那个女孩个头虽然不高，也不算太漂亮，但人倒满聪明伶俐，心气也挺高。父母一说，她就答应了。她是个很现实的姑娘，她知道即使自己考上大学了，又能怎么样？将来分配没有门子，也照样没有工作。况且夏任凡在家乡人眼中是个神仙般的人物，是个管3万人、手握大权的沈阳市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要是在他家干好了，把夏任凡伺候好了，别说她能跳出农门，就是家里人也能借上光呀！她就是抱着这样一份希望，来到了夏家。
从改革闯将到死刑犯第二章（5）
当时夏家住在沈阳市和平区的一栋建筑面积1150平方米、楼高五层的豪宅里（这栋楼名义上挂着海城某公司的招牌，实际上是夏任凡私人的豪宅），那种由大小两间高级会客厅、七间卧室、花房、书房、餐厅、卫生间、厨房、佣人卧室（对了，在一楼暗门内，还装有一部直通五楼的电梯）组成的夏家，令她感到什么是侯门似海，羡慕赞叹不已。这时夏家已经有一个女厨师，30多岁，高高的个儿，据说是沈阳一个区机关的炊事员，因饭菜做得好，被夏家挖来的。而农村来的她没有什么技术，自然在夏家收拾卫生。但她很有眼力，手脚也勤快，很得夏任凡信任。尤其是她母亲脑溢血住院钱不够了，夏任凡知道后，立即给她拿了一万元，使她感激不尽。那年6月的一天晚上，夏任凡在一个四星级宾馆给她打电话，她去了，尤其听到夏任凡倾诉没有儿子的烦恼，她心里非常同情，并愿意献身去完成这个“神圣任务”。在这样一种水到渠成的气氛里，夏任凡也不是“圣贤”，欲望终于湮没了他的理智，使他终于没有守住最后那道防线，他堕落了。
像他这样的人，轻易不会张口，一旦张了口，那就是贪婪的血盆大口，胃口大得惊人，最终把自己也吞下去。果然不久，夏任凡为了达到目的，便以她在夏家呆的时间太长为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安排到集团公司工作。这样她名义上有了工作，拿着工资，离开了夏家。实际上，夏任凡是怕妻子知道，在华阳大厦又买了一套160平方米的房子（实际上是200多平方米），“暗渡陈仓”地把她包起来，养金丝鸟般地关进了大房子里。她也怀着有一天做总经理夫人的憧憬，不负重托，1998年12月，为夏任凡完成了传宗接代的这个神圣的任务，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她哪里知道在半年后，夏任凡的妻子也生了一个胖小子。那一年夏任凡可谓好事成双，在前后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得了两个儿子，使“夏家江山”后继有人，这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呀！如果一般贪官遇到这种情况，这绝对是敛财的最好机会，是万万不能放过的。但是他不知出于什么考虑，是怕摆不平呀还是怕漏了信息，反正低调处理，他没有办（至于那篇文章说大奶与二奶争夺儿子，二奶为了恢复尊严，挺起胸膛，光明做人，写了上告信，这些都是杜撰。因为夏任凡东窗事发后，小保姆为了保住夏任凡的孩子，已经跑了），只请了全家40多口人吃了一顿便饭。再往后来，他劳苦一生的母亲去世了，他是大孝子，按理也应该好好孝敬孝敬。在弟弟与妹妹的一片哀求声中，他还是坚持不办，忍受了。这也许正是他高明、不平凡之处。这样一来，他的内心还感觉到自己是一丝不流世俗、保持着一份高傲的一个人。但是，这样手握大权的领导人，一旦放任自己，一旦尝到了“甜头”，就会按捺不住，一发而不可收，自然权力越大，造成的危害越大。那真是蚁穴虽小，但可溃堤千里。 看破红尘，夏大胆贿赂黑市长。
说心里话，刚开始，他还苦心经营着单位和家庭两个“小天地”，看到与他肩膀头齐为弟兄的厅局级干部们，打着“人情往来”的幌子，有风行风、有雨行雨，变戏法般地升上去。他当初心里并没有着急，反而有些骄傲，耻于与他们为伍，甚至于有点瞧不起他们。而这时社会生活习俗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异。尤其是江山易主，沈阳市长换成了慕绥新后，每逢年节、大事小情，以各种名义给领导送礼的，已经变成了可以理解的不正常政治生活的补充。
毫无疑问，这背后隐藏着严重的“钱权交易”，他的想法骤然就越来越大了。
当时，这种不正常政治生活的“补充”，在沈阳市选拔任用干部上，就更离谱了，往往是主要领导说了算。致使那些跑官的人，只要抓住一两个领导，敢下大赌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如愿以偿、官运亨通。而领导们敢于接受这种“投资”，不仅万无一失，还有三个好处：一、这都是“一对一”的活动，两头保险，十分安全可靠；二、两头害怕，送钱的怕不收，收钱的不敢轻易不收，因为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官僚阶层，许多人都想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化解矛盾；三、一箭三雕，几头都好。首先是名义好，过年过节，大事小情来看领导。其次是两厢情愿，改善关系，加深了解。再往下来，送、收双方过手的大多是公款，皆大欢喜。于是，在这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观念影响下，沈阳市给领导送礼风越刮越烈。老慕曾在忏悔书中这样估计：每年沈阳干部这种“人情往来”资金大约在一亿元以上。
在这种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