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歌？”她在里面问。
黛安娜就是想聊聊天。她其实对放什么歌并不感兴趣。看到她心情好些了，我也很高兴。自从汉娜死后，她很少开心过。
“《逃跑》。”
“德尔·香农的歌？”
“不是，是一个男子乐队翻唱的。”
“拜托。哪一个啊？”
我很吃惊，她还在用“拜托”这个词。“我哪会知道？我也就偶尔听听拉菲儿童歌曲创作歌手，歌曲风格极为广泛，在儿童歌曲界享有盛誉。和摇摆家族澳洲四人乐队。四成员分别身穿黄红蓝紫四色服装，以演唱欢快的儿童歌曲而深受儿童和家长的喜爱。的歌罢了。”
“你很快就会开始听男子乐队，而且比你料想的要快，那时你会怀念你听拉菲的日子。跟马洛里有关吗？他放歌与马洛里有关吗？”
里头传出冲马桶的声音。黛安娜那么强的联想天赋让我心惊。“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呢？”
水流迅速流过洗脸盆排水口的声音。门终于开了。
“因为我是心理学——家，”她说，就好像这能够解释她不凡的洞察力似的。
“什么？”
“没什么。他会不会得了艾斯伯格综合征？你的病人？那个唱机先生。”
黛安娜的洞察力又让我吃了一惊。还好，我有心理准备。“单纯地从社交角度来看，有这个可能。但是他的症状正符合人格分裂症的特点。”
“你知道，这个现在正流行，诊断性艾斯伯格综合征。人格分裂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事啦。”
“是啊。”我从她旁边挤进洗手间。谈论对鲍勃的诊断时，我总感觉不自在，而且，我快憋不住了。
“要咖啡吗？”她问。
“不用，谢谢，”我在门后一边乱摸拉链，一边大叫。那时要是再想到来点其他什么液体，特别像利尿剂那种，可真是自虐。
黛安娜说：“警方还没确认汉娜为马洛里做诊疗的消息。但我觉得他们会知道的。”
“都过了那么久了，我觉得他们不会知道了。”上完洗手间，我感到浑身轻松，真是太舒服了。大声说话都好像会破坏了这种享受。
“你觉得她是自己跑掉的吗？”黛安娜问。
“是的。”
“我从汉娜那儿知道的事也应该让别人知道。”
我走到一边去洗手，没有回答。我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一会儿，我说：“如果这件事能让别人知道当然好，可是你不能说。”
“太多人自以为了解那家的情况。媒体、警察，可能还有马洛里的父亲。而事实是很多人都掌握一点点情况，但没人互相通气。也就没人了解事情的全部。”
我一边擦干手，一边考虑她的话。我得承认她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虽然我可以说，换成其他任何家庭，任何情况，这番话都是对的，但米勒家是个特例。尽管法律及媒体对他们的私生活强加干涉，但还没人知道米勒一家在圣诞夜之前究竟做了什么。
“我在想，”黛安娜说。“玛丽·布莱克会不会找我谈话？”
我打开门。“谈什么？”
黛安娜半个屁股坐在厨房的桌上。她捧着一大杯咖啡小口抿着。“米勒太太，马洛里的妈妈。”
“当然不会。为什么要谈她？”
她没理会我的问题。“那她会找你谈话吗？是你把米勒太太介绍给她的。”
“我把她介绍过去后，就再没看过她的心理健康记录。”我从黛安娜身边挤过，在我们的小冰箱里找些含有咖啡因的东西。“你想通过跟玛丽谈话了解些什么呢？”
“我不能跟她父亲谈。所以得想个办法把一切都串起来。”
“‘一切’指的是米勒家的情况？”
“对。”
她回答得那么简单就好像还没说完。我猜她藏在心里的另一半话应该是有关汉娜的死以及不断的悲伤，因为那些警察——尤其是那个令人讨厌的混蛋，贾里斯·斯洛克姆——没
有尽全力找出杀死汉娜的凶手而悲伤不已。
黛安娜依旧坚信汉娜是被人杀害的，凶手就在某个地方。
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认为现在跟我一起去找出凶手是不明智的。我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她，所以就静静地想了想这几年我处理的一些棘手的案子，希望从中可以找出“把一切串起来”的方法。
但我能想到的只是怎样不重犯以前的错误；我一个好主意都没有想出来。我说：“有时根本就没有把一切都串起来的方法，黛安娜。有时我们忙乎一阵后，才发现自己知道的东西别人早就知道了。这都很正常。”
她的回答？“这咖啡不新鲜。你什么时候泡的？”
“午饭前。”
她把咖啡倒进了下水道。“我知道会有人来找我谈话，让我填些表格。”
“谁？”我知道我又要大吃一惊了。
她在柜子里乱翻一通，拿出一卷薄荷口味的米兰诺饼干。“我还没去成拉斯韦加斯呢。”
我纳闷饼干到底藏到哪儿去了；心想早上我怎么就没找着，但很快我意识到她可能不是在开玩笑。“黛安娜，你不会吧。”
“不会？看着吧。这儿冬天那么冷，你不会没注意到吧。那边很暖和。那边的双骰子赌博游戏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不想去吗？”
她走出厨房，穿过大厅朝她的办公室走去。
我把头探出门。“你在开玩笑吧？快告诉我你在开玩笑。”
她转向候诊室去接她的下一个病人时，扭了扭屁股，以此作为回答。她回头大声说：“从记录来看，我也觉得他是人格分裂。艾斯伯格综合征，我的……”她又扭了扭屁股，以此作为结束。
20
新年前一天的下午又多加了一次诊疗，但这次鲍勃没带立体声唱机来。
我一点也不吃惊。事实上，我倒有些希望他会表现得很平常，就像根本没跟我聊过马洛里的事一样。
鲍勃把他背上那只老式的诺斯菲斯牌的皮底背包搁在地上，在我对面重重地坐下。他一年到头都穿着那种蓝色，领口处有纽扣的牛津布衬衫，外面再罩一件已经穿得很旧的、羊毛衬里的粗斜纹棉夹克衫。他懒得把外套脱掉。鲍勃有两件夹克衫。这件有羊毛衬里的是冬天穿的，另一件没衬里的则是春秋两季的。
他没跟我打招呼。从我到候诊室把他接进办公室起，他就没往我这儿扫过一眼。他看上去疲惫不堪，神情恍惚。我不由地想，为这么一个总是尽力与他人保持距离的精神病患者再进行一次诊疗是否明智。
我说：“你好啊，鲍勃。”
他的目光越过我的左肩，直愣愣地定在了我身后那堵墙上。我真想转过身，看看到底是什么那么吸引他。但我知道那儿除了油漆，什么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如果你查一下我最近一百个病人的家族史，你会发现不少人的童年比鲍勃更为不幸。我这么说不是指鲍勃小时候所承受的痛苦微不足道，我只是想从一个更为客观的角度来说明问题。
但那些病人现在的心理状况比鲍勃要好得多。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鲍勃现在的心理问题并不完全是由他不幸的童年造成的。
鲍勃的父亲脾气坏极了，后来听说他还喜欢动手打人，对此我并不吃惊。在鲍勃四岁时，他就抛弃了他们。鲍勃的哥哥与母亲住得很近，在高中曾是个足球明星，在大学里也很有名气，现在是个成功的税务律师。鲍勃心里很清楚，虽然他们两兄弟曾在同一屋檐下长大，但他们从不属于同一世界。
他的姐姐比他大五岁，鲍勃一直认为她几乎是个圣女。在他父亲抛弃他们一年后，死于白血病。那天鲍勃正好开始上幼儿园。
她是早饭前死在家里的，可母亲坚持要鲍勃在开学这天去学校。
按照鲍勃的描述，他的母亲忽冷忽热、捉摸不定。我猜，要是她走进心理诊疗室，再出来时就有可能被诊断为301。83型边缘性人格分裂症患者。
一个人在童年时碰上这些已属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我发现他总会遇上更糟糕的事。
一直如此。
如果说鲍勃怪异不定的性格并不完全由他不幸的童年造成，那他的本性、他家族世代的基因遗传会不会是成因呢？有可能。
然而最大的可能是他的遗传特性和不稳定的家庭生活这两个重要因素的相互结合，还有基因结构之间无法预知的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鲍勃现在的性格。
但对此我并不肯定。我惟一的慰藉就是对于他的一系列病症，从孤独症到人格分裂，我已经做了很多努力，从中我获益匪浅。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再遇到鲍勃这样的病人时，我就能应付自如了。
鲍勃说：“多伊尔的房子卖出去后，我就得帮我的卡马罗车另找个地方了。”
多次诊疗后，我发现鲍勃常常莫名其妙地冒出一句话，开始我们的交谈，就好像在他的脑海中，我们已经就这个话题聊了很久，和我在一起时——也许他只是漫不经心，但这样的可能性不大——他是有目的地，下定决心要把他心里所想的说出来。我只是奇怪，前后呼应、过渡、衔接这些必不可少的修辞手段为什么在他的讲话中全都不见了呢。要把鲍勃彻底治好，还有一大堆事要做，就目前来说，跟上他的思维节奏也是我的职责之一。
然而，那天最引我注意的是鲍勃并没有以马洛里为话题开始我们的谈话。
“多伊尔是……？”我问。
“租给我车库来停我那辆卡马罗车的人。”
鲍勃很不耐烦地为我把这个简单的事实又复述了一遍，好像是被迫这样做似的。虽然那星期他提过车库的事，但我能肯定此前他从没提过多伊尔这个名字。
“他要卖……？”我猜他要卖车库。
“他的房子。秋天起就已经开始出售了。等他真的卖掉了，我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