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站是拉斯韦加斯，就在那儿，他们带上了雷切尔。接着，他们一行三人在科罗拉多南部的一个疗养院简短地拜访了一下鲍勃的母亲。鲍勃还在那儿换了辆车——那辆卡马罗的离合器出毛病了——换了他母亲一辆1988年出产的土黄色凯迪拉克戴维利车，虽然跟鲍勃那辆20世纪60年代的高性能豪华车差不多，但没有鲍勃那辆漂亮。
真正的假多伊尔被比尔·米勒在地下室里杀死后，警方要确认假冒的假多伊尔的身份就不难了。
在艾伦斯帕克附近那个浅坟里发现的男尸最后被证实是一个名叫埃里克·布鲁斯特的流浪汉。显然多伊尔先以雇佣为名把埃里克骗来，然后把他杀死，接着又把尸体搞得血肉模糊让人无法辨认，最后扔到树林里。当初多伊尔从夏延大街找来埃里克时，多伊尔很可能不是这样向埃里克描述这份工作的。多伊尔早就准备让多伊尔·钱德勒这个身份永远消失，并且小心谨慎地挑选了跟他体型和肤色都差不多的布鲁斯特。他给了布鲁斯特几件他自己的衣服，带他进了树林，然后开枪射中他的头部。多伊尔把他自己的身份证和尸体放在了一起，有理由相信，经过一整个冬天和春天后，任何线索都会遭到破坏，除非通过DNA检验才能证实死者的身份。他也知道如果没有比较样本的话，即使DNA检验对司法执行也没有任何帮助。
多伊尔·钱德勒至少已经死了两次。
星期一，也就是拉乌尔救出黛安娜后的第二天，他专门包了一架医用飞机把黛安娜接回家。从医学角度来讲，她的身体会慢慢恢复。但心理上呢？我们不能确定，只能让时间证明一切。爱和支持，这些她需要的她已拥有。但这些足够了吗？但愿够了。黛安娜很坚强的。
斯科特·特拉斯克特估计汉娜·格兰特不幸死于一次意外，黛安娜一直靠这句话支撑着自己。不到一星期，黛安娜就回来工作了，对此我并没有感到十分惊讶。她回来头一天的第一个病人是？
是“奇多”女士，还是挺合适的。黛安娜领着她的病人从候诊室经大厅走到她的办公室时，我们俩擦肩而过。她把我当好朋友似的朝我笑了笑。
看来，我们已经尽释前嫌了。
黛安娜、鲍勃和马洛里都已安全了，我继续保守秘密。我很清楚如果拉乌尔晚半天找到黛安娜的话，我可能已经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比尔·米勒的一切都说出来了。我的朋友现在都已脱离险境，不过我知道，即使把从病人那儿得知的东西全都说出来，也不过是种自杀性的报复行为而已。
请相信我，我仔细考虑过。
我没有说出比尔、沃尔特和那个牙医的事。起初知道这些事是因为我是个心理学家，我没有一个恰当的理由把这些事说出来。守着这些秘密好受吗？不，我不好受。
内心深处，我十分赞成公正，但即便如此，这不适用于我现在的境况。
沃尔特的家人很快就报警说他失踪了，但我闭口不谈他的尸体在哪儿。拉乌尔也和我一样。要是不给比尔做诊疗的话，我就不会知道沃尔特的事，所以在我看来，这些是必须保密的。然而事实是：我所知道的可以帮助一个家庭不再徒劳地寻找他们失踪的丈夫、父亲。这是不是让我很苦恼？
是的，我很苦恼。
我还怀疑比尔是为了干掉多伊尔才把他引到自己家的，而比尔安排我去他家，只是为了让我充当他的目击证人，这些我都没有说出来。虽然这些我还不能证实，但我坚信都是真的。我觉得萨姆也是这么想的。他告诉我警方已经掌握了一些电话记录可以为这些猜测提供旁证。
但萨姆觉得他也不能证明什么。劳伦承认，在地方检察官审查证据时她也这么认为。
米勒一家又团圆了：马洛里回家了，里斯与他住在其他州的亲戚度假回来了，雷切尔搬回了家。这个家庭的幸福会继续下去吗？我有点怀疑。玛丽·布莱克依然被三胞胎折腾得精疲力竭，她把雷切尔介绍给丹佛的一位精神病专家，这位专家曾经用鸡尾酒疗法成功治愈了与雷切尔症状相同的病人。
奇迹有时还是会发生的。雷切尔就需要一次，她也应该得到一次。
比尔？
随着尘埃落定，事情慢慢平息，我打电话给他，很客气地要求给他做最后一次诊疗。
他婉言谢绝了。
我改变措辞，重申了我的要求，语气没有上次那么客气，比起邀请的口气要更为强硬些。他妥协了，我早就知道他会这样。他到办公室来见我时，我没有在诊疗的细节上花一秒钟。我告诉他我希望他的两个孩子也能接受诊疗，并且谨慎地为他俩分别挑选了两名诊疗专家。我明确表示我不是在提建议，如果不接受我的忠告，后果将不堪设想。
“是吗？”他说，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的意思是，“你能拿我怎么样？”
之前，我已经把胡桃木框的科罗拉多心理学家执照倒扣在我们中间的桌上。
“是的，”我说，没理会他的傲慢自负。
他双臂交叉摆在胸前。“我很感激你的关心，但我认为没这个必要。”
显而易见，实际上他并不感激我。我伸出手，把执照的正面翻了过来。生怕他不认识这份羊皮纸文件，我又说，“这是我的心理医生执照。”
他低头看了一眼。“那又怎样？”
“即使失去执照我也心甘情愿。”
他十分怀疑地看着我。我想他是不相信我的决定。
我又问道：“那你又会放弃些什么呢，比尔？”
“你不会这样做的。”
我递给他一封信，这封信其实前一天就寄出去了。“读读看。这封信只缺个名字。事实上只缺你的名字。”
他花了几分钟读了读。
“要是你这样把我的名字泄露出去，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了吧。”
“可能吧。我那些州职业道德委员会的同事们总是太宽容，甚至对待错误也是如此。不管怎样，我愿意冒险。即使最后执照被吊销，我想我还能找到份工作，不过有些事告诉我结果可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也不希望陪审团调查你在整件事中扮演的角色，你知道，陪审团里都是些顶着博士头衔，而且总是持怀疑态度的陌生人。”
我在勒索他吗？
是的。
对于勒索，比尔知道得很多。他既勒索过别人，也被别人勒索过。
最终，比尔还是别无选择，接受了我对两个孩子的诊疗意见。我怎么知道他照做了呢？因为两位诊疗专家之后都打来电话，感谢我把那两个孩子介绍给他们。想到里斯和马洛里正在接受最好的诊疗，我感到了些许安慰。可这样就能拯救他们了吗？
说真的，可能不会。我甚至都不知道怎样才算拯救他们。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75
我与比尔见面前寄出去的那封信？
科罗拉多心理学协会职业道德委员会的主席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
心理学家一般不会告发自己违反了职业道德规范。
可我却这样做了；我以多次违反美国心理学协会的职业道德规范为名举报了自己。
有一种被称作“无为”精神分析中通常指一种强迫性神经机能病症状。的心理现象，有时也被称作“执行无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自我防卫。厚颜无耻的丈夫与女秘书调情后会送花给妻子。女儿仅仅因为没盖好牙膏盖，而被母亲骂得狗血淋头，之后母亲又会为她准备特别的小点心。这是潜意识里一种错误的心理指引——用一些自我认为可以接受的行为来取代那些无法接受的。在心理防卫的世界里，这是一块巨大的黑板擦。
而举报自己的不道德行为是我自己对“执行无为”的曲解。
我详尽地准备了一份关于我在对比尔·米勒和鲍勃·布兰特的诊疗过程中多次违反职业规范的报告，并把它提交给职业道德委员会。虽然我不得不保留很多细节——包括我病人的名字——我还是写进了足够的事实来证明我的判断失误，以便让同事们能看清我无数次的道德堕落。
我也请求鲍勃和比尔做出书面允许，同意我把他们的名字告诉道德规范调查员们，但他们都不愿透露姓名，并拒绝接受调查，这并不意外。他们也不想延长对他们行为的公开的详细审查。但是如果没有相关病人的合作，只有我对自身职业行为的自我谴责，委员会是无法开展工作的。
委员会主席打了个电话给我，问我本人想要他们如何处置我，似乎略微有点愤怒。
我提了个处罚建议：接下来的一年里，由一位资深的高级心理学家来监督我行医。
委员会马上就同意了，他们很高兴不用再为这件事而操心。
我感觉稍微好了些，但也没好多少。众所周知，作为一帖自我止痛膏药，“执行无为”的作用只是缓解疼痛，治标却不治本。而且当你知道自己在这样做时——并且在无动机地去做时——就像我，这就是在不诚心地承认错误。
76
鲍勃？
他和马洛里在科罗拉多大学杜安物理楼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的接待处被警察撞了个正着。洛城特警队的警官们冲进去时，马洛里正看着鲍勃摘去圣诞秋海棠枯萎的花朵，他俩被吓得魂都没有了。此时离我们每星期二下午4：15的预约差不多有两天。
和往常一样，他低着头走进我的办公室，扑通一下把背包扔在地板上，没打招呼就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我们一直这样，毫不夸张地说，已经有上百次了。
鲍勃在警方的拘禁下忍受了一晚上的煎熬，与此同时，库兹·梅特林正设法使警方相信他的当事人不过是不小心触犯了法规，并没有犯什么大罪。马洛里也再三强调鲍勃没有强迫她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