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怕老人伤心，连忙摆手止住：“伯母，别说这个了！佩芬能够出来，慢慢把病养好了，您老就少操心了！”
歇了会儿，伯母轻声问道：“你们刚才吵嘴了？”
我摇了摇头：“也不算吵嘴，只是我们之间有些误会，说话大点儿声。”
伯母说：“别瞒我了，你们刚才吵嘴，我都听到了。实话跟你说了吧，按说，佩芬也没啥大病的，你按原则办事，一点儿错也没有，佩芬在我跟前埋怨你，被我骂过好多回。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你看，我落到这个地步，起不了床；婷婷还不到上学年龄，能放心让佩芬老关在那里面吗？我早也想，晚也盼，把心都操碎了呀！好在杨罗亭在外头人面熟，托了门路，好不容易才把佩芬弄出来。”
我不让伯母往下说：“别说了，伯母！就当我不知道有这回事。”
“不！这事让你知道了有好处。”梁伯母很固执，坚持着说下去。“佩芬人虽然出来了，却一直心神不定。她怕假期满了，或者事情露馅了，还得提溜进去再关十几年。就今天吵，明天吵，吵着求我给欧阳书记写了封信，她亲自去见了欧阳书记。欧阳书记可看重战友情谊了，亲自在上头批了几句话。你看，我这里还有他的批示的复印件。”
伯母说着，从床头柜抽屉里掏出一封复印的信。看得出来，信是杨罗亭代笔的，落款却是梁伯母。内容是说梁佩芬自幼患过肝炎，身体不好之类，要求长期保外就医。在信笺第一页的抬头空白处，欧阳书记用漂亮的行楷批了两句话：
“如果梁佩芬确实有病，请司法部门按有关条款，准许她长期保外就医。”
聪明人一眼就看得明白，这两句话批得非常艺术而灵活。第一句是欧阳书记为自己设置了安全保险，第二句话才是关键所在。下级部门一般没有人不愿做顺水人情而积极效力的。
我把信折叠好，放回伯母的床头柜，同时含含糊糊地应付着：“伯母，有了欧阳书记的批示，这就好了，这就好了！”“彬彬，你也看到了，咱这个家呀，老的老，小的小，我又活不了多少日子了，真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佩芬的事，我就拜托你了！”
伯母半倚在床上，白发苍苍的脑壳无力地枕在床头，饱含泪水被细密皱纹包裹着的一对老眼，定定地盯着我。哦，七十多岁的老人了，那微弱黯淡的目光，几乎是白昼与黑夜交接时的最后一缕捉摸不定的夕照，说灭倏然就会灭的，瞅着也叫人心酸，我哪能忍心说出有违老人心愿的话呢？
“伯母，您放心！”我自己都听见我的声音有些酸涩。“就当我没有来过这一趟，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后来，我一直后悔，作为一个晚辈，我这样安慰老人当然是人之常情；但作为一名警官，我的许诺有违我的职业道德。我将在心里自我谴责一辈子。
伯母枯瘦的双手抓住我，久久不放我走。我发现伯母仿佛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又不好启齿。当我一再看表，要起身告辞时，伯母终于还是把她最为忧心的一桩事告诉了我。她说，杨罗亭把佩芬送到娘家来养病之后，自己老待在西源市，很少很少来看佩芬，就是来了，也没有好言好语，说不上三句话就翻脸吵架。有一回，杨罗亭那小子还动手打了佩芬。伯母为女儿的委屈不知哭了多少回。伯母问佩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开初佩芬一直不肯说，伯母就愣哭愣哭，佩芬无奈，这才不得已透露：那个大流氓杨罗亭早在西源市养了个二十来岁的“小蜜”
伯母一边抹泪一边咬牙切齿骂道：“这个杨罗亭，心肝真喂了狗呀！他是个啥东西？十多年前还是个中学教师，连个教研组长都当不上，要不是沾咱老头的光，沾咱佩芬的光，他一个教书匠，能当上市经委主任？现在翅膀长硬了，就过河拆桥，就恩将仇报，他还算个人哪！”
我一边听着伯母气呼呼地数落，一边心里想：杨罗亭原来是这么只“中山狼”。但是，在梁佩芬蹲监狱的时候，他一次一次来探监，那么急切地想把妻子弄出去，显得恩恩爱爱的样子，和伯母说的完全是两个人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伯母还说了许多气话。她说，她恨自己实在老了，瘫在床上，不能去西源市找杨罗亭算账；手又颤颤抖抖的，想写封信骂他也动不了笔；挂长途电话吧，杨罗亭那狗日的接也不愿接。
对伯母这些话我深信不疑。年轻时伯母是梁老那个独立师卫生队的指导员，后来，跟着梁老下地方，在公安部门当一名不大不小的官儿。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把她锤炼成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如果她没有离休，如果她不是瘫在床上，她真有可能把杨罗亭撕成碎片。
但是，疾病把这个心高气傲的老太太完全挫败了。最后，她的双手握住我的手，把满腔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她说：“彬彬哪，你在西源市工作，能常常见到杨罗亭，你去找他说说，问问他杨家哪一窟祖坟冒过烟？要不是咱梁家一手提携，他凭啥能当上个七品芝麻官？是人么，总得讲点良心吧！”
伯母发现自己太激动，强忍怒火，万分无奈地把话说得委婉些：“当然，彬彬哪，你还是以劝说为主，不要像我这样大动肝火。哎，有啥法子哟，家里的桶儿散了还是家里箍呀，哪怕是一只臭烘烘的粪桶，咱也希望它不要散，何况咱佩芬是这样个情况，咱外孙女婷婷还小！”
我明明知道自己才几斤几两，是绝对不堪重任的。但是，为了给老人一点慰藉，我还是不住点头：“好的，好的，伯母！我一定会找杨罗亭谈一谈。”
当天，我回家之后，崔一峰笑哈哈问道：“怎么样？给梁佩芬狠狠数落一场吧？”我应付道：“还好，还好！”梁佩芬和梁伯母给我说的那些话，我只字未提。
到梁府走了这一趟，我心里有好长好长时间不得安宁。有时，我想起梁佩芬那一张红扑扑的臭脸和那一番像刀子一样伤人的话，想起我头顶闪光的国徽赋予我的天职，我真想立即给有关部门写一封检举信。可是，在女监中，第一个给梁佩芬大开方便之门的是谁？任思嘉？王莹？董雪？林红？她们就是有这个胆量也没这个权力。洪月娥？她可是有名的“铁拳头”，我与她共事二十多年，还从未发现她有徇私舞弊的。我能举报谁呢？慢慢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又想到从省委欧阳副书记，到现任司法厅长、监管局长、女监监狱长，一直到洪月娥和我，都是梁建成老厅长的老部下，梁老的人生结局是那样凄惨，谁不愿为减轻对他女儿的惩罚而略尽绵薄之力？监狱虽然是筑起高墙拉起铁网坚如磐石的专政机器，但是，金钱和人情这两种有如水银泻地一样可怕的怪物，绝对能够无孔不入地软化、腐蚀这个国家机器的某些环节和部件。我区区一个二级警督无名之辈，难道有回天之力吗？再说，为了不有负于病病怏怏、垂暮之年的梁伯母的嘱托，我也得信守诺言，守口如瓶啊。
我经常带着愧疚的心情告诫自己：保持缄默，就让这个绝对的“秘密”带到棺材中去吧！
当然，从省城回清水潭女监后，我也没有去找杨罗亭。我从各种渠道，听说杨罗亭那家伙果然养了一个“川妹子”红歌星，经常去“坐”她的“台”，明目张胆地挽着她雪白如玉的膀子出入于酒楼歌厅。我明白，梁佩芬和杨罗亭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我去找他还有什么意义？
更何况，我讨厌而且痛恨这种衣冠禽兽！
任思嘉——
在章彬彬去省城开会这些天，大队长洪月娥生产、管教工作两手抓。她常常在出早操和晚点名时作队前训话，一会儿剋这个，一会儿批那个。她表扬我三中队时也没啥好话，她说：“三中队注意啦，现如今流动红旗挂在你们大门口，这是我给你们脸，监狱长给你们脸，你们不要给脸不要脸！”她警告个别不守监规的女犯，就说：“你们可不要乱说乱动，你们屁股一撅，我就知道你们要屙什么屎。你是孙猴子，我是如来佛，孙猴子一个筋斗一万八千里，也翻不出我的手掌心。”她总是满脸杀气，咄咄逼人，一开口就是阶级斗争年代那些老得没牙的词儿。
更令人诧异的，是我们洪队居然重视起对外宣传工作。一天，她叫她的“老情人”余科长（不仅是她生产上的伙伴，而且是她生活上的伙伴，这已成为全女监公开的秘密）开车拉来个记者，在五大队号房、生产车间转了一圈，然后是个别采访，然后是开会采访，把关飞鸾、吕金妹、谢芳等都找了去，再然后由余科长陪同上馆子。我和王莹在私下里悄悄说，看来洪队这回要把我们三中队好好宣传宣传了。
过了两天，《西源晚报》上刊出一篇题为《“铁拳头”重显神威》的报道。我们中队几个干部都顾不上说话，只管闷头看这篇莫名其妙的报道。可笑可笑，实在可笑！报道把我们大队、中队的成绩都归功于洪月娥了，说洪月娥是十多年的老模范，如何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把罪犯管得伏伏帖帖，把生产管得井井有条。有了她这个“铁拳头”，多流气多顽固的女犯，如关飞鸾、吕金妹等，都不敢乱说乱动，五大队就成为先进大队。云云。
看完这篇报道，我把报纸往桌上一扔，说：“好呵，我们洪队也知道包装自己了。”
王莹用酸酸的口气说：“这是时代的进步。人说，三分货七分装。吃的要包装，穿的要包装，连卫生巾也要包装，有的假药包装得比真药更讲究！”
王莹和我一样，这一年多在女监待下来，对洪队许多作风是愈来愈看不惯了。她是个直性子的姑娘，有时发起牢骚来比我还厉害。
董雪却一声不吭。明哲保身、安分守己就是她的信条。她对大队长不敢说个“不”字。
我故意问董雪：“喂，小董，你看呢？这篇报道怎么样？”
董雪支支吾吾的：“你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