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家埠守军被围两个多月，弹尽粮绝，已无逃出的希望。他们求援的电报，如雪片飞出。驻在蚌埠的王钧部奉命经合肥六安驰援。王钧部三个师进到苏家埠附近，红四军以全力向敌军右翼抄袭，王钧部大部分被歼灭，总指挥励世鼎被俘。守军至此完全绝望，不得不开城投降。
苏家埠战役，红四军战果辉煌，励世鼎所率援军被俘一万五千人，枪枝被缴九千余枝。苏家埠守军，投降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五百枝。苏家埠一战总共缴获枪枝约一万五千枝，等于红四军全军枪枝的两倍，不能不说是一次空前的大捷。
红四军连夺两城，震动南京，蒋介石似乎觉得，那些杂牌部队不能济事了，开始调用嫡系部队围剿红四军。
趁红四军主力尚在苏家埠一带，汤恩伯部第二师由河南许昌、信阳，向潢川集结，准备乘虚进袭鄂豫皖苏区的首都新集。
红四军迅速移师西向，两军主力在商城附近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遭遇战。
两军前哨一经接触，汤恩伯部匆忙就地散开，抢占附近的高地。红军原就擅长遭遇战，立即表演暴风骤雨式的冲击，经过短时间短兵相接的肉搏，敌军阵营已呈动摇。红军攻势再接再励，敌军就全部瓦解了。敌军兵力超出红四军两倍，部队装备也远强于红军，但作战意志却远劣于红军，一经较量，优劣立辨。敌军大部向潢川溃败，一部据守公路两旁太平天国时就留下来的水寨，担任总指挥的汤恩伯，也杂在乱军之中，退到一个水寨里去了。敌军溃败时，把那些来自外国的优良装备，沿途丢弃到水塘和水田里，以求迅速逃离火线。红四军此役俘获敌军人枪各两千，著名的汤恩伯师，就在这一战后，调离潢川整补去了。
至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鄂豫皖苏区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苏区人口达到二百多万，苏维埃银行经常存有五十万斤以上的食盐，军队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每人每月可以领到一元大洋的零用钱。红四军与新编组的第二十五军组成了红军第四方面军，有了几尊山炮，几十尊迫击炮和数以百计的机关枪。
赵新民曾与当地的老农聊天，他们都觉得，苏维埃与他们从前所见到的造反，如白莲教、白狼、红枪会等，确有显著的不同，比起一九二七年的闹农协也有进步。现在苏区一片兴旺景象，发展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但他们所担心的，是红军的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还要多少年，天下才能太平。
经历过漫长岁月和无数变乱的这些老农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一九三二半年五月，蒋介石在武汉成立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调集二十倍于红四方面军的约五十万兵力，进剿鄂豫皖苏区。
得着了以往的教训，国军这回不再冒然孤军深入，而是多个纵队齐头并进，步步为营。后续部队据守沿途山头，构筑工事，形成兵力一层多于一层的纵深阵地。红军即使突破其先头部队，仍为敌军后续部队的火力所抑制。
国军稳扎稳打的战术果然奏效，霍邱、黄安相继失守，红四军主力一路撤至七里坪东西一带的阵地，与敌军卫立煌、陈继承、刘峙三个纵队隔河相峙。红军决定在这里与敌决战，选定七里坪南面的柳林河为攻击重点。
总攻在黄昏打响，红军倾全力实行中央突破，旋即展开大规模的夜战。方圆两平方公里的地区，枪炮声彻夜不停，似乎无一处不是战场，无一处不在厮杀。战斗最激烈处，村庄和树林全部被点燃了，火光冲天如同白昼。
红军能投入战斗的力量，全部用上了，参谋人员、政工人员，以致伙夫都托枪上了火线。午夜时，红军推进了十五里，攻到卫立煌总部的前沿。但敌军组织了顽强的火力，坚守不退。直至天色将明，总指挥徐向前判定已无完全击溃敌军的可能，而且敌军仍有强大的后续部队，乃不得不下令撤回了柳林河东岸。
柳林河战役，是红四军所有将领从未参与过的规模空前的恶战，此战敌军虽损失远重于红军，但红四军也伤亡了两千以上。卫立煌在这一战中，因主张坚守，受到蒋介石的嘉许，不久攻下金家寨后，蒋介石下令改称“立煌县”。
在敌军铁桶阵的层层合围之下，红四军左冲右突，终难以击溃进犯之敌。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上，决定寻找敌军薄弱点，向西突围。一九三二年八月下旬，红四军主力大部，在敌军防务较弱的河口一带，经过激烈激战，终于冲出重围，乘夜在京汉铁路王家店附近越过铁路，从此脱离了鄂豫皖苏区，开始了西行五千里的长征。
敌机一直跟随着红四军，敌军根据飞机侦察，紧紧尾追堵截。行进到枣阳县南面吴家集一带，红军与敌军爆发了西行途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恶战。
吴家集在枣阳县南面约九十里，西距汉水与襄阳约一百里，敌军选择在这个地区，从东南北三面合围红军，企图压迫红军退到汉水边，在那里加以歼灭。
红四军在吴家集宿营时，敌军乘夜逼近。翌日黎明，两军展开大战。当时处境，红军极为被动，战斗最激烈时，敌军向张继升、赵静安所在的十八团指挥所猛扑。指挥所前沿，十八团正面一部约三百多人伤亡惨重，连排级军官全部阵亡，剩下人员纷纷向指挥所退缩。眼看敌军蜂拥而来，张继升立领整理队伍，动员所有参谋、政工以及警卫人员约三百人，临时编组，当敌军逼近到跟前时，张继升一声号令，这几百名临时编组的队伍，猛冲了出去，手榴弹一通密集的猛掷，烽烟四起，血肉横飞，敌人就这样败了下去。
但冲在最前面的团长张继升却吸引了敌人机枪手最密集的扫射，赵新民看到他被击中的那一刻，筛糠似的一阵颤抖，他冲过去把他抱起来时，张继升身上已被打出了几十个窟窿。
十八团的这次冲锋，在敌军北线冲出了一个口子，竟使红四军化险为夷，得以乘夜向北撤离。当夜红四军循小路疾行一百多里，穿过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天明时发现向北的去路，又给敌军堵住了，河南来的刘茂恩的两个师，组成了包围红军的第三道防线，只有立即击溃刘茂恩这两个师，才算完成了突围。
幸好刘茂恩部没料到红四军如此迅速的就打到了他们跟前，部队毫无准备，战斗力异常脆弱。饥疲交加的红四军，竟没费很大气力，就把刘茂恩部打得鸟兽四散。红四军又循着北进的去路，疾行了八九十里。经过这一日一夜，总共行进了二百多里，这才总算是把自吴家集追击的敌军，彻底甩在了后头。
这场战斗，敌人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红四军也损失了两千多官兵。除张继升外，还有另外几名团级干部在突围中阵亡。快速脱离火线时，一千多伤兵也被迫就地放弃，全军上下大为悲痛。
张继升阵亡后，赵新民兼任了张继升的团长之职，但这一团人，经过三天两夜的激烈拼杀，已减员严重，编制不整，由全军的前卫改做了后卫。撤退时，赵新民站在一个山包上，睁着血红的双眼，看着担架队将伤兵集中放置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伤兵自知绝无可能再随军前进，只有留在这里了，但对于即将面临随后而来的敌人，深感恐惧。
星光黯淡的夜色下，若大一片开阔的草地，黑压压一千多名躺倒在地的伤兵，为呻吟和啜泣所深深笼罩。担架队员和所有马上要离去的红军官兵，无不为之大恸。
最后离去的赵新民和几名骑兵翻身上马，向伤兵们行最后一个军礼，然后策马向大部队远去的方向追去。在他的身后，清楚的传来了草地上几声清脆的枪响，那是伤兵中有人用私藏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经过八十多个昼夜的曲折行程，红四军穿越鄂、豫、陕、川四省，行程五千里，沿途激战数十次，翻越巴山天险，终于由两河口进入了川北。
和所有的战士一样，赵新民当时穿着从沿途补充来的五颜六色而且污秽破烂的服装，脚上鞋袜全无，只用破布裹脚，早晚都披着破旧的军毡御寒。手脚冻得裂痕累累，满身征尘，面目黧黑，而且三个月没有梳洗，满面胡须，头发长乱，浑身都是跳蚤。但这支看似叫花子的队伍，却似从天而降的天兵一样，迅速打下了防务空虚的通江、巴中等川北县城。
通江县城不大，可城里却修有几条水泥小马路和一座精致的中山公园，显示着当地的富庶。富绅们大多匆忙逃走了，留下一座座空荡荡的高墙大院，其中一座成为了赵新民的临时团部。
战士和参谋人员忙着清理院子，赵新民一间间屋子慢慢看过去，在其中一间看到了一架钢琴。赵新民在琴键上弹了几下，感觉音还挺准。他在钢琴前坐下来，随手弹起了一首莫扎特的降B调奏鸣曲，当年，他经常为杨子玲弹这支曲子。当莫扎特弹到一半时，另一首旋律在他脑海里漂浮了起来。赵新民闭上眼，任由这首旋律牵引着他的十指，在琴键上上下来回的跳动。
曲子的前半部分写于一九一九年，是为了献给当时他深爱着的杨子玲的，但他从未弹给她听过，因为他一直没能把这支曲子完成。而此时此刻，突然之间，杨子玲俏丽的笑影，北京湛蓝的天空，“五四”街头激昂的人群，赵天宝在上海码头向他挥舞的手臂，巴黎塞纳河畔明媚的春光，莫斯科深冬漫天的大雪，倒在血泊中的丁久的圆头布鞋，贺芝华眼中的泪水和哀求，还有张继升被机枪击中时颤抖的身影，夜色下遍野伤兵的啜泣……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了激越的音符，在赵新民的指间滚滚的流淌。
当最后一个音符在耳际缓缓隐去，赵新民睁开眼，发现院子里的人都静静的伫立着，望着他。
“团长，您弹得真好听。这叫啥曲子？”一个小战士问。
“回忆。”
凭借巴山的天险和红军的顽强，以及四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