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明之夜，那九个土匪坐在张继升等九个共产党员的对面，土匪的头目说：“你们共产党都是傻瓜，脑袋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分田地’‘苏维埃’，我们要的是‘吃喝玩乐’，再也不能跟着你们共产党做傻瓜了。把你们的枪支子弹和钱财都交出来，好好分手，否则就分个高低。”原任这一队的队长看形势不对，和颜悦色的对土匪们说：“请给我们一点时间，让我们商量一下。”
他们九人得到土匪的同意，进行密商。结果认为如果火拚的枪声响起，四周民团必乘机围捕，只会同归于尽。即使民团不来，他们与这些枪法高明的土匪过招，也是凶多吉少。他们处于劣势，不得不退让。那个队长只得向土匪说了些好话，要求不要火拚，答应将所有财物交出，但枪支子弹留下，以便对付白军。几经讨价还价，结果将全部财物连同一半的子弹给了土匪。
他们九人与土匪分家后，更是垂头丧气。每人子弹只有十几颗了，又无法补充，形单势孤，前途茫茫。张继升当时是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也埋怨队长无能，没有好好驾驭住土匪。幸好，当时有一个叫符定一的队员给大家带来了希望。符定一是广东籍的老农民干部，他劝同志们不要悲观，认为打游击是有前途的，那些土匪迟早要离开队伍，现在能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他说自己在广东办农协时，就有些打游击的经验，这里的情形，经过近一年的经历，也已相当熟悉，可以帮助同志们解决许多游击中的困难。而且他善于夜间识别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窍门，可以到汉口去购买枪枝弹药。
去汉口购买枪枝弹药需要钱，这样，他们又过了一段时间的土匪生涯。有一次，队长派张继升和另一队员去抢劫，这两个知识份子想了半天，觉得无处下手。最后张继升想起他自己的家乡，那里有一个地主家庭，主人是他的远房叔父，他小时候常去他家，一切路径都很熟悉。他们两人躲在那家屋后的树林里，等到天黑，他们蒙着面从后门溜进去。掏出手枪，禁止事主声张。不料这家的老太太认出了这两个蒙面客中的张继升，竟教叫出了他的小名，这使他羞愧得无地自容。这老太太是张继升的叔祖母，知道他们的来意后，似减少了畏惧，转头和她的儿子商量，认为这个侄孙子大概是急得没了办法才来的，如果让清乡团知道了，又要弄出许多是非，不如赶紧给他们需要的，让他们快点离开。于是老太太拿出密藏的一筒袁大头和一包金银首饰，要他们拿走。张继升不忍再拿老太太的首饰，只拿了那筒现大洋，便和他的同伴，急从后门溜走了。
符定一带着他们几次劫来的金钱，前往汉口，购买武器。这是一件极危险的任务，尤其是由说广东话的人来担任，更是令人担心。可是符定一很有信心，约定十天准能完成任务回来。谁知到了第十天，仍无消息，多数人在担心他的安全，也有人怀疑他是骗钱跑了。直到第十一天晚上，符定一背着两支驳壳枪和几百发子弹回来，全队才为之振奋。
原来符定一在来回武汉的途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间认定方向，通过没有路的地带，逢山过山，遇水涉水。他昼伏夜出的弯弯曲曲的行进，躲过了所有盘查，甚至没遇见过行人。饿了，就偷吃些田野间的瓜果，忍饥挨饿，受尽艰苦。他在汉口时，用江湖窍门，找到了广东同乡，介绍他与日本军火商接洽，买到了枪支和子弹。
由于能买到军火，队员们将这个好消息传播出去，要那些躲藏起来的同志，把掩埋的枪支和金钱拿出来，重新参加队伍。同志们知道所缺乏的子弹，可以得到补充，也能够买到新的枪支。这样大家都乐于参加，队伍的人数陆续增加起来。
符定一从此专门担任这项“跑汉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两趟，有时还带上一个助手，这样持续了约半年，使他们增加了三十多条枪和各种子弹。其他如指南针、望远镜、手表以及急救药品，也获得了供应。而且还恢复了于与白区地下党的联系，建立了交通线。从此，他们可以获得中共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一的计划还没能全部实现，就在最后一次赴汉口的任务中，再没能回来。
一九二九年二月间，武汉一带爆发了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的战争，黄安县七里坪镇和麻城北部的张店镇的驻军撤走了。于是，他们的队伍，开始到处向民团进攻。他们虽还缺乏游击的经验，军事行动不一定都能得手，但已迫使民团集中到较大的市镇，不敢分散行动。他们得以占领了大片乡村，组织苏维埃政府，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张继升所在的这支游击队伍扩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共中央派去了徐向前担任他们的大队长。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黄埔一期生，参加过广州暴动和海陆丰农民暴动。徐向前教给了他们许多军事知识，并发挥他那卓越的军事天才，指导他们打游击。从此，他们的军事行动节节胜利，人数迅速增加，由几百发展到一千到两千……苏区也跟着扩大，其他各地的同志也聚集到他们这里来。到赵新民到来时，张继升所率的这个由一个游击中队发展起来的团，已拥有官兵一千一百多人，步枪八百余枝，重机关枪四挺，是红四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团。
赵新民从未在农村生活过，无论在理想主义的北大课堂，群情激昂的“五四”街头，还是在莫斯科现实的生存训练，血腥的上海地下活动，赵新民都从未仔细想过，他所投身其中的这场革命，会与农民和农民战争有着怎样的联系。苏区的一切就像苏区的空气一样，让他倍感新鲜。
红军官兵都是一样的服装，分不清哪一个是长官，哪一个是士兵。军官和士兵起居饮食都在一起，待遇也完全平等，彼此互称同志，对于长官则在“同志”之前加上一个官衔。
苏区各乡村都有农民自卫军的组织，自卫军的士兵就是各乡村的壮丁，平时务农，遇到情况就集合行动。各区乡的自卫军夺取了敌人的枪支，便由自卫军中的精干分子装备起来，形成这个区的独立连。各独立连的优秀分子又经常补充到更正规的红四军中去。
红军与苏区百姓的关系也形同鱼水，红军队伍在沿途村庄休息时，农民们总是兴高采烈的准备好茶水，送给战士们解渴，村里的男女老少也都围拢过来，拉着红军战士问长问短亲如家人。
红军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真正的穷苦农民，而且多不识字。“什么是共产党？”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与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所提到的“劫富济贫”“均贫富等贵贱”并没有多少区别，也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原有界定。赵新民这个新来的政委，最初还想引经据典的纠正一下，但愈解释，士兵和民众愈感糊涂。最后也只好沿用这样的解释，反到动员起部队和民众来更行之有效。军队和苏维埃政府的政治工作，一切都紧随战事的发展而发展，与众多来自城市知识阶层的中共党员一样，赵新民也是在战争中体验着战争，在不断的牺牲中学习着如何生存。
鄂豫皖苏区由鄂豫及豫皖交界县份的两个小苏区组成，一个以黄安县北部的七里坪为中心，包括黄安、麻城、光山、罗山四个县的一些乡区，另一块则以金家寨为中心，包括六安、霍山、商城三个豫皖交界县份的周边乡间。
为打通鄂豫和豫皖两块苏区的通道，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红四军对驻守黄安、苏家埠等重要县城的国民党守军发起了主动的进攻。赵新民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十八年的戎马生涯。
驻守黄安县城的有一个师的兵力，师长梁冠英。红四军按计划扫荡了城外敌军的前哨据点，敌军全部退守城内。红军围守黄安四周，等待城内粮食耗尽，敌军离城退却时，在野外予以歼灭。
红军数量比梁冠英多出一倍，常可以分出半数的兵力，压迫黄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带的敌军，使他们不敢前来救援。黄安城里的敌军曾数次出城抢粮，但红军已在城外坚壁清野，而如果敌军一旦离城稍远，就有被消灭的危险。
红军并不禁止百姓进城出城，捉到的敌军官兵，仍然放回城去。红军用各种方法告诉敌人，外援已绝，粮食将尽，只有缴械投降。而投降官兵将受到红军优待，不愿从军者，还可给路费遣送还乡。
这样包围黄安一个月，敌军果然粮食耗尽，乘夜向西南突围。红军早获情报，追击迅速，梁冠英师几乎全部被红军俘虏。张继升和赵新民所率的第十八团，奉命在离黄安约四十里的地区，抄袭败窜之敌，最大多数的敌军都为十八团所俘虏，只有师长梁冠英只身逃脱。
此次战役，红军占领了黄安县城，俘获敌军五千人，缴获枪枝三千余枝，整个苏区为之振奋。
一九三二年初，红四军再接再厉，渡过淠河，围攻苏家埠。与黄安如出一辙，敌军放弃野外，退守苏家埠、六安、霍山等重要城镇。苏家埠驻有陈调元部的两个旅，红军仍旧围住苏家埠一点，断绝敌军粮食供应，并消灭从合肥、六安一带来救援的援军。
此次战役敌军出动了飞机，经常有几架飞机从武汉飞来轰炸红军的阵地。但红军在苏家埠四周修筑了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和工事，飞机轰炸并没有防碍红军的行动。敌机也常向苏家埠空投食品，但为数很少，而红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空投的物品经常落到了红军的这边。
苏家埠守军被围两个多月，弹尽粮绝，已无逃出的希望。他们求援的电报，如雪片飞出。驻在蚌埠的王钧部奉命经合肥六安驰援。王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