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怀念起村长们的好处是在出发后的第三个小时。那时暮色四合，三千人的队伍离开了大路，走上一辆大车宽的土路，队伍变得又长又松散。母亲们不断恳求队伍停下来，让她们哄一哄实在走不动的孩子们。总有女人对自己赖在路边的孩子说：村长来了，还不快些起来！她们想，要是村长在场，也许他能让孩子们用磨得血肉模糊的双脚从地上站起来。就在这时，路两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枪来。首先倒下的是骑在牲口上的两个老人，然后几个顺着路往回跑的女人也中了弹。孩子们挺着肚皮大哭，有个老人还算明白，叫喊道：都趴下，别动！人们趴下来，而叫喊的老人已经中弹了。他们带来的枪还没来得及压子弹，仗已经打完了。
等到队伍重整时，人们发现少了三十多个旅伴。谁也没有带刨坑的工具，死者的家属们从尸体上割下一撮头发，把尸体放在路边的沟里，盖上一件像样的衣裳。就继续赶路了。
袭击每天发生。人们都很习惯死人了，都顾不上哭，只是默默地把死去的人背上背的食物解下来。人们也习惯尊重伤号的意愿，用最快捷、俭省的方法处死他们。也有不愿意被处死的，阿纹就是一个。多鹤看见她的时候，她枕着一块土疙瘩，铺的盖的都是自己的血。从她肚子里出来的婴儿也躺在血里，已经走完了他几分钟长的一生。她挥动着满是血污的手掌。给每个路过她的人喊“加油”，她自以为在笑，事实上是不断龇牙咧嘴。她会对每一个靠近她的人说：“别杀我，我一会儿就赶上你们！我还没找到我儿子和丈夫呢！”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把自己一口袋饭团子和匕首留给了她。
老人们给年轻人省饭团子，省子弹，也给他们省事，几个人商量好，过河时往水里一扎，一声不响就没了。
人们摸索出经验，发现枪弹在夜间的命中率比较差，便改为晚间赶路白天宿营。第五天的晚上，人们起身的时候，发现靠在营地周边宿营的几家全都被刀砍死了。人们内疚地说，实在太累了，没有听见任何声响。有人说，听见了又怎样呢？
多鹤的母亲教会女人们辨认野菜和野果。路程拖长了一倍，已经断了粮食。她告诉女人们，中国人可以把每一种野草树叶变成粮食。她这一手是从中国长工们那里学的。好在是秋天，找到一片野坚果林可以采够两天的干粮。所有母亲都替刚进人青春的女儿剪掉了头发，再找来暗色的男孩衣裳给她们换上。尽管路一天比一天难走，队伍每天减员，他们还是把三百九十公里走到了身后。一个清早，他们来到一片白桦树林里，准备宿营，枪声却在白桦林深处响起。他们现在已经有经验，立刻闪到树后面趴下来，孩子们全都在一刹那间被覆盖在了母亲的身体下面。对方的枪手们很大方，子弹一排排射过来。反正停战了，弹药不必节省，打着打不着，打个热闹，打得带劲时，枪手们用俄语欢呼。几个刚学会打枪的少年们开始还击。他们吃过开枪的甜头：一次碰到袭击，他们还了几枪，袭击者就作罢了。但这次他们的还击恰恰是个错误，捅了马蜂窝，本来不很认真的苏联大兵打仗打出的惯性又上来了。
人们丢下死去的，拖着伤号往后撤。地势还算有利，他们后面是缓缓的下坡。撤了一百来米，俄语呐喊突然从另一端冒出来，一个包围圈已经合拢。现在是动也挨子弹静也挨子弹。少年们胡乱打回去，只发几枪，就把自己的方位明示给对方了。很快的，少年们一个个倒下了。
火力越来越猛，把苏联人惹起性子，就得让他们发作一阵。
一颗手榴弹在多鹤母亲旁边爆炸了，硝烟散开，多鹤已经没了母亲、弟弟和妹妹。多鹤的爸爸一年前战死在菲律宾。好在眼下的险境容不得多鹤去想她孤儿的新身份。她是一边跟着大伙儿突围一边给全家哭丧的。
突围出来，各村的人数相加，只剩了一半。从出发到现在，这次的减员占了三分之二。还有一百多个人受伤，一下子把止血药粉全用完了。
第二天傍晚，人们醒来，发现所有伤员都自尽了。他们在夜里合谋，决定绝不拖累大家，然后悄悄地相互搀扶，走到五十米以外，自尽的方式五花八门。
又过了一天，队伍几乎在山路上爬行。他们一再修改路线，选择更偏僻的道路，而这些路线全都穿行在更深的山里。一连两天没有喝到水的孩子们怎么哄也不动了，母亲背上的婴儿们不是昏睡，就是嚎哭——已经不再是嚎哭，而是发出垂死野猫那样的号叫。
一颗饭粒都不剩了。水米未进的母亲们仍是把干得起皱的乳房塞给孩子，塞给吃奶的孩子，也塞给半大的孩子，连那些没了母亲的孩子，她们也只好用自己一对乳房去关照。队伍早已无形无状，延绵了三里路长，不断地发现有孩子走失，有大人走死。唯一能让孩子脚开步的一句话是：“马上就到了，到了就可以睡觉了。” 他们现在的期待不高，只要能让他们歇下脚就很好，他们早就不信“到了就有水喝有饭吃了”。
这样一个形如枯鬼的队伍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中国东北走着。满山遍野的秋叶红得火烧火燎。
东北的秋天很短，早晨他们露营时，四野白霜。他们就靠野果野菜和坚决到达目的地的信仰滋养着五脏和身心。走到第十五天时，人数下降到了一千三百。
一个早晨他们和中国民团遭遇了。他们不知不觉走得离一个集镇太近，惊动了驻扎在镇上的三百多号团丁。团丁们用的全是日本造的好枪好炮，先堵着打，再追着打。他们跑到了山梁上的松林里，身后枪声才渐渐稀拉。女人们都是身上同时背着、抱着孩子突围的。多鹤背着一个三岁的女孩，正发高烧，吐一口气就在她后脖颈上喷一小团火。女孩的母亲叫千惠子，自己怀里抱一个不足一岁的男孩。她不管子弹还会咬上他们，一屁股坐在地上，嘴角挂着白沫。另一个女人回来拉她，她两脚钩住一棵树，死命抵抗。她怀里的孩子尖厉地哭喊，她大张的两眼看上去是灵魂出窍后留下的空洞。就在这时，她朝怀里哭喊的孩子伏下身，旁边的人只看见她两个刀背似的肩胛骨奇怪地耸立了一会儿。等她直起身，那个孩子就一声不吭了。周围的女人们也一声不吭，怕她似的往后退缩，看她放下断了气的孩子，两手慢慢拄着树干把自己拖起来。
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不足一岁的小儿子之后，又朝多鹤背上背的小女儿扑过来。多鹤哭喊着：明天再杀她，再让她活一天。多鹤到底年轻力壮，杀亲骨肉的女屠夫追不上她。她的大儿子跑到她身后，用树棍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她开始还躲，还把两个手护在头上，慢慢她撒开手，任十来岁的男孩把她打成一个血人。
杀婴就是这样起的头。从这个时刻起，队伍里女人们开始把生病的和太小的婴儿们扼死。出发的时候，发现谁家少了孩子，谁也不去打听。做母亲总得有得有失，总得保全他们能够保全的孩子。女人们面孔呆滞，眼睛里都有一种静默的歇斯底里。多鹤始终不让千惠子靠近，睡觉都把病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胸前。第二天早晨，从母亲手里逃生的女孩竟然病愈了。多鹤把一颗野栗子糊糊喂进她嘴里，告诉女孩，还有一天的路程，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女孩问多鹤，她的脸怎么了？她告诉女孩，这不是她原来的脸，这是涂了河里的黑泥。为什么？因为躲在黑臭的面具后面，她的真脸蛋别人就看不见了。女孩子告诉多鹤，她叫佐藤久美，老家在日本上野省畈田县。这是母亲们督促孩子们在路途上背熟的扼要身世，一旦她们遭遇到不测，孩子们好沿着这点线索追寻自己的血缘。
那是在最终的劫难到来前，两个女孩唯一的一次交谈。
他们是在深夜启营的。久美的母亲没有醒来。人们把千惠子的一绺头发割下来，系在久美身上，便出发了。
夜色褪去，另一个白昼翻卷而来。这是秋后典型的好天，人们觉得它格外地好，因为终点站快到了。齐腰深的蒿草经了霜雪白雪白的，一望无际。人们太累了，还没躺直就已睡熟。他们睡得死亡般的深沉，上百匹狂奔而来的马都没有惊醒他们。
连枪声都没有立刻惊醒多鹤。她醒的时候，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识的村邻们，而是陌生的尸体。
第一章
台子上搁了十多个麻袋，从轮廓一点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人是兽。吆喝的人说要买就论斤两，一角钱买一斤日本婆子，大肉也没这么便宜。斤两是预先约好的，最重的一个口袋也不过七十斤。穿黑制服的县保安团派了一个班维持秩序和买卖公道。小学校操场上从一早就挤满了老乡，不少光棍都是看得起买不起。七十斤的日本婆也要七块大洋，有七块大洋的光棍，就娶得起中国媳妇了，好好地弄个女鬼子回家干什么？
清早下了第一场雪，通向安平镇的大路小道已经给踏黑了。还有人陆续赶到，若是三五成群的小伙子，仗人多势众敢把脸皮一厚，大声问：“买得不合适，保换不？”回答一律是：“不换！”“花那一大把银子，买个不适合的咋办？”人群中会有条嗓门喊：“有啥不适合啊？灯一黑，全一样！”或者：“合不合适的，狗皮袜子——反正一样！”
人们就笑。
笑声大了，也挺吓人的，最靠台子边沿的麻袋们蠕动了几下。
前天保安团跟一伙胡子接上了火，胡子给打死几个，大部分跑了，扔下十多个日本黄花闺女。被逮住的一个腿挂彩的胡子招供说，他们这回没有为非作歹，不过是打了千把个逃难的小日本，——多少年前学生们不是说“抗日不分先后”吗？胡子们的胜利果实是胡子头目兜里半兜子的金首饰，都是从小日本尸首上摘的。后来他们子弹打光了，就把剩下的八九百小日本放生了。保安团拿这些十六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