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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8岁开始给牧主放牧，一直干到13岁。小时候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饥饿。牧主叫果娃布鲁，常常是干了一天的活。却不给一点东西吃。夏天，最好的时候是给“拉达水”。是做酸奶滤下的水。冬天，遇上牲口死了，可以吃到死肉。偶尔给一点糌粑，还是用油莱籽榨油剩下的渣滓掺上一点青稞做的。夏天还好，草原上有然巴草籽，还能挖到人参果，都可以充饥。到了冬天可就惨了。一次，果娃布鲁见我饿得站不住了，硬叫我吃大便。还有一次，我因为年纪小，放牧的时候没有把奶牛和小牛犊分开。晚上牧归以后，母牛挤不出奶，牧主把我狠狠地揍了一顿，赶出帐蓬。我一个人在山洞里住了8天。当时家里只有母亲，她也给牧主家里放牧，各放各的羊群，很少见面。我没有父亲，我的父亲是谁。我到今天还不知道。家里除了母亲。还有一个舅舅，因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小时候，经常挨打，我们那的草原上有一种植物叫“杂马洛”，拉萨地区管它叫“萨包”，上面长着又尖又硬的刺，打在身上又疼又麻，牧主不高兴了，就拿它打我的屈股，还要脱下裤子打。要不，就拿牛皮板子打耳光。那时候，生存条件是很差的，而牧主苛刻地要求我们不准死掉一头牲口，苦难折磨得我皮包着骨头。13岁那年，生活略微发生了一点变化。宗本土登——也就是县太爷吧，叫我到他家当佣人。年长了一些了，生活经验也就多一些了，但在他家还是非人的待遇。土登这个人非常挑剔，有一回，我在喂马的时候。他挑刺说我给的量不合适，就用皮板子抽我的脸，打了100多下，脸肿得老高，那年我才十五岁。
另一位名叫次仁拉姆的西藏人，过去是贵族庄园的朗生，她这样回忆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的事情还记得。父母是放牧的朗生，几乎常年住在山上。我生下来就是领主家的朗生，６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庄园里报到，便开始学做家务。６岁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每天早上醒来，身子底下总尿得湿湿的。我就睡在门背后，铺盖是妈妈给的一块旧牛毛片，夜里常常被冻醒。有时就偎在牛圈、马圈或草垛里，有一回被主人看见了，大声呵斥我：你睡在这，我们家的马要得感冒！刚开始干活的时候经常挨打，地扫不干净、碗刷不干净都要打一顿，那时我还不会数数，为这个也挨过打。主人每天给发两木勺糌耙，哪能吃得饱啊。８岁以后开始上山砍柴火，每天背个筐子。拿个小斧头。山上野果子多极了，摘下来，收起来，带回去和糌粑揉在一起吃。那时，喝不上酥油茶，有一种草叫“波布日甲”，喝这种草熬的茶。经常要想念爸爸妈妈，大一点就明白根本见不上他们，只好在没人的地方偷偷地哭几声。12岁那年领主死了，女主人德庆白珍要搬家，走之前，把爸爸妈妈转卖给当地另外一家领主。记得当时我身上只披着一块破毡片，阿妈心疼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披在我的身上。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爸爸妈妈。民主改革以后，我才打听到父母已经病死了。妹妹也在７、８岁的时候病死了。桑嘎庄园在雅鲁藏布江北岸，是个挺大的庄园，有１４个朗生，２０多户差巴（佃户），庄园主除了德庆曲珍以外．还有她的妹妹次丹吉宗和妹夫。到那就让我干成人的活儿了，放牛、挤奶、打酥油，而打酥油的最后一道——捞油却是他们自己干，怕我们偷吃。白天从天一亮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天黑。夜里要捻毛线，给我们规定细线每天要捻３索，粗线每天要捻５索。晚上捻线的时候，常常是困倦得睁不开眼睛。有一次，我不自主地打了一个瞌睡，正在一旁监工的次丹吉宗抄起捻线用的梭子，用力在我下巴上戳了一下，鲜血顿时从戳破的小洞里汨汨地流出来。这不是？留下了疤痕。她们姐妹俩和吉宗的丈夫都经常打我，用鞭子、棍子打，抽耳光，最轻是脱下鞋子打。我在桑嘎给领主干了２１年解放前我生过两个孩子……孩子出生前，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只是在快要生了，肚子疼得不行了，才能停下手里的活。洛桑索朗生在牛圈里，像他的妈妈一样。白天干活期间，领主不允许回去去喂奶，饿得孩子哭个不停。一次，孩子哭的时候；领主的亲信竟把烂鞋子塞进孩子的嘴里。……那时心里总是不平：为什么老爷不劳动却能够花天酒地？为什么奴隶拼死拼活还不如一条狗？难道这就是命？我曾经想逃跑，也和其他朗生提起这个念头，可听说走到哪儿都是这样，被抓回来还要加倍地惩罚，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今天在西藏旅行，每到一座稍有历史的县城，肯定可以看见一处矗立在山顶已成废墟的建筑群。那就是当年的宗政府。尽管山顶风大寒冷，并不是最舒服的地方，但那是西藏传统中的一部分──地位高的人必定要居于高的位置，所以西藏的官府和大多数重要的寺庙，都必定选择居高临下的地势。这样一种建筑思想使西藏产生了诸如布达拉宫那样伟大辉煌的建筑，成为西藏人文景观一种极有审美价值的特色（即使今天变成了废墟也动人心魄），然而仅为此一象征性的威严，世世代代的西藏老百姓要付出无数艰苦的劳役。山顶所需要的一切都需要从山下往上背。位于西藏西部边境的普兰县，仅为山顶的宗政府和贤柏林寺背水一项，当年就需要五十多人，长年累月，天天不停。西藏缺氧，爬山是很累的，更不要说背着满满的水桶。普兰的“宗山”（宗政府所在的山）特别高。一个当地藏人跟我说，他的姐姐过去服差役，为贤柏林寺背了七年水，每天八趟，一趟至少一个多小时，头发都被背带磨光了（普兰一带的妇女背东西时把背带顶在额头），背也磨烂了。背水的女人都这样。如果不是共产党在1959年搞了民主改革，他姐姐还得一直背下去，那里的人已经背了世世代代。旧西藏的差役对藏人百姓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一份调查材料统计了当时的差役种类共1892项，还声明是不完全统计 。那时的税种也是五花八门，不可思议，在野外生火烧茶要收“烧地税”，在家里烧火要收“冒烟税”；民国赴藏专使黄慕松在他写的《使藏纪程》中亦记载了一个奇特税种：“西藏前因购办军械，有所谓‘耳朵税’，凡有耳之动物，如人，如马，月征两藏卡，倘不交纳，则割耳示罚，诚苛杂者中之奇特者矣” ；一年到头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和大小寺庙举行的法会，都要每户按人头摊派钱、粮、酥油、茶叶和烧柴。在普兰县霍尔区，我问招待所的藏族女服务员她在旧西藏的生活怎么样。她的回答直截了当：“要是旧社会我早就没了，连骨头都没了。”那天夜里她在牛粪火炉旁给我讲了很多。她说那时只有一件破烂的藏袍，没有裤子穿，冬天她的小腿总是冻烂的，天冷时从来都是跪着睡觉。她边说边学那姿势，两腿和双臂缩在胸前，把身子蜷成一团──那种姿势可以把散热面积减到最小，烂了的藏袍也能把身上都盖严些。“我那时身上黑黑的，脏东西厚厚的，就跟这个一样！”她说着用手指牛粪炉上烧着的水壶。“头发上的虱子蛋白白的，袍子里面的虱子一抓就一把。”那时我正带着一本黄慕松的使藏日记路上读，当晚看的一段有记述那时西藏迎接贵宾的旅舍，完全是另一番情形：
康藏风俗为贵显设备旅舍，备极辉煌，四壁皆用黄缎帐幔，屋顶悬宝盖，或为黄缎绣龙，或各色花绸，大炕上铺虎豹皮，正中置蓝边黄绸靠垫，或绣龙凤，则为至贵。地板以及门前下舆下马之处，均铺地毯，如此方足以表示尊贵。虽为十足之东方色彩，惟不能脱封建之意义耳。
3、“翻身”
中共最终明白，由于没有阶级斗争，传统西藏社会是凝聚为一个整体，统一在宗教和民族旗帜下的。那两面旗帜都举在西藏上层社会手中，外来的汉人是无论如何抢不到手的。因此要想分化西藏社会，争取底层藏人，中共必须另外树起一面举在自己手中的旗帜。那就是在藏民族中发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共产党的专长。如果变成以阶级划分世界，西藏的民族与宗教的一体性就被打破。哪个民族都有穷人和富人，都有压迫和剥削。而不分民族，天下穷人应该是一家，富人都是一般黑的乌鸦，宗教则是富人用来麻醉穷苦人民的精神鸦片。一旦打起阶级斗争的旗帜，中共就不再仅仅是汉族人的政党，而成为普天下穷人的领导者和代言人，从而就有了从民族与宗教旗帜下把西藏穷苦百姓争取到自己一边的可能，领导他们去打倒西藏上层社会──同时那也就砍倒了西藏上层所把持的民族与宗教之旗，只剩自己的独树一帜。所以，中共在藏人中间首先要做的，就是将原本保持和谐状态的西藏阶级关系，挑拨为具有仇恨和斗争的关系，打破西藏底层人民对统治者的传统效忠，让他们把原来的主人视为“阶级敌人”，才能将效忠转移到让他们获得了“翻身”的中国主人身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派出的工作队最先着手的就是引导西藏老百姓开展“诉苦”，然后是“挖苦根”，帮他们算帐，到底是“谁养活谁？”，引导他们讨论“为什么农民子子孙孙受苦受穷，而农奴主吃好的，穿好的，生下来就享福”、“藏政府是保护谁的，是为谁服务的”、“受苦是不是命中注定的”等问题 。进行这种“洗脑”的目的，就是要让藏人接受阶级压迫是不合理的观念。通过“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感情培养和阶级观念的灌输，中共工作队首先在最穷的藏人中发展了一批他们所称的“积极分子”，再通过积极分子帮助工作队开展工作和动员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