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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平叛还没结束，工作组就进村了。在群众大会上，我头一次听到“民族政策、废除封建农奴制、奴隶当家做主人”这些新鲜的说法。那天晚上我反复琢磨它们的意思，越想越兴奋，打定主意要跟着共产党。想到这，竟一骨碌爬起来，高兴地唱起歌来，孩子们奇怪我这半夜三更的怎么啦。紧跟着就是发动苦大仇深的奴隶申冤诉苦，分田地、分房、分牲畜，我成了积极分子。生活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有一回，我担心地问工作组的同志：你们还走不走？你们如果走了，我们靠谁呀？工作组的同志说，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农奴的靠山不仅是工作组，而且是共产党。我放心了。我想，像我这样的翻身郎生，除了跟着共产党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又有一回，我悄悄问工作组的同志：像我这样的能进共产党吗？工作组的同志给我讲了共产党的信仰和宗旨，说共产党是唯物主义者。不信佛。我说：我信了30年的佛，却一直当牛做马，共产党来了就翻身了，我信共产党。1960年，我加入了共产党。当时，我不明白什么大道理，就认一条：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土地改革的时候，我分到了6亩土地、一头犏牛、一头小牛犊、4只绵羊、2只山羊，还分到了领主的衣服和领主家6根柱子的房子。
女朗生次仁拉姆成了民主改革的积极分子。而十世班禅喇嘛的《七万言书》，却处处表现出对积极分子的厌恶。班禅对“民主改革”提出五点批评，其中就有三点与积极分子有关：
（1）不看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民改的必要和发动的重要性是否理解，只看能否出现一批各式各样的积极份子，就以为群众发动彻底；（2）不看积极份子的质量而看数量；……（4）把一部份积极份子的思想和行动看成是全体人民群众的思想和行动。
他谴责工作组和积极分子有“六爱”──“爱热闹，爱草率从事，爱奉承，爱找岔子，爱制造麻烦，爱乱打击……干部仅以设法搞出一批不顾利害真假而仅以勇于进行尖锐和恐怖斗争的积极分子，在数量方面可以向别人炫耀为主，乃对群众中有这种指望的人诱以分到较多的财务等经济利益来发动”。他对中共在所谓“贫苦喇嘛”中发展积极分子做了这样的评述：
如果对寺庙和活佛僧众不管有无根据就危言耸听地加以指责和批评，表现出一付大力反对的姿态，那么就会显著地得到干部的表扬，欢迎和照顾……只要当时接受干部指使，不看任何利弊而瞎撞蛮干者，就作为合格的积极分子，因而是喇嘛中不明事理、而以违反教律和恣意行事为乐者，以对别人财物贪婪之心企图通过斗争以取得大的经济利益者，想以完成工作队或干部的意图而取得青睐之徒，站在了民主改革斗争的前列，而其中能对和平利他、圣洁至真的佛教进行疯狼般反对之徒，被委任为主要的积极分子，使其在工作中起主要作用。
班禅强烈地告诫中共，寺庙里的贫苦喇嘛“也有一些是由于从前有贪酒好赌等坏行为而变穷的，他们是自讨苦吃，无冤可诉，也不是我们同情的对象。但是这些行为放荡的人，只善于投机取巧、甜言奉承和伪装积极，我们不应该依靠这些人。他们颠倒真假，扰乱人心，只能制造满屋子的麻烦，难以制造满屋子的好事”。他举例说，中共在寺庙选用贫苦喇嘛建立的“民主管理委员会”，其“正副主任和委员们姘嫖酗酒等恣意而行，把失戒不算一回事，并公然无忌地在寺内结恋妇女，宿发改装等等，极为不轨行为，不仅自己做了，并动员僧众们也要那样做，致使作风颠倒无伦，因此搞得提起现在的喇嘛的作风，人们就摇头发呕。”班禅喇嘛所谈肯定有很多是事实。中共内部文件对此也有间接反映。如1960年2月4日的《中共西藏工委关于土改复查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有这样的话：
必须爱护民主改革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和保护他们的积极性……民主改革中涌现出来的这批积极分子和农会干部．是我们党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桥梁。是建设新西藏的新生力量。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应进行耐心的帮助和教育，不应当因发生一点问题就采取“一脚踢开”的办法。农会干部的积极分子多占一点斗争果实。干部用了一点没收物资，应进行教育。不要轻易给戴上贪污帽子。今后对农会干部的处理。除个别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以外。一般不得随意撤职……
以中共的工作特点，凡需要发文件专门强调和纠正的情况，一定已经是比较普遍发生的了。积极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