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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富芦花的文字淳朴而轻快。在《草叶的低语》中，他讲了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大连，一个极短的故事，却曲折委婉，中间还有利刃逼颈那样的险峻时刻——妻子的不贞，富人的淫欲，男人的屈辱，都在这短小的故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作者是怎样开始这个故事的呢？没有那么多议论，也没有什么铺垫，而是这样写道：“一棵柞树果，扑哧一声落到地上，那幽微的声响尚未消失，只见一个人突然出现在廊檐下。”’
德富芦花拜访过托尔斯泰，所以他在托翁逝世后写给了夫人一封动人的长信。这封信充满了对于伟大作家的敬爱和哀悼，同时对“敬爱的夫人”也有一些不无严厉的指摘。但他还是写道：“夫人，请放心吧，凡是见过您的人，有谁不崇敬您那正直而勇敢的灵魂呢……正如先生是不朽的那样，您也是不朽的。”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祝愿您的晚年像俄罗斯夏天的傍晚那样温馨而美好。最后，我的妻子也对您所承受的种种重负，表示诚挚的同情。”
天葬诗人
■ 吴雨初
1
我放弃故有的生存方式，放弃那些粉红、光艳的肌肤放弃玫瑰的思想，把自己融化在旷野的万籁俱寂之中把情感凝固于石板沉甸甸的经文，我的梦与鹰飞翔
这是藏族诗人加央西热几年前的作品《岗仁波钦》中的诗句，却不幸在他刚刚47岁的时候就成了他自己命运的写照。2004年10月30列，加央西热走了。三天后，在西藏著名的直贡堤天葬台天葬。
11月12日，中国第三届报告文学大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我代加央接受请柬并将其放在他的获奖著作《西藏最后的驮队》中——那上面有加央在他生命最后一天给我的签字，可能就是加央这一生写下的最后几个字。这部著作同时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评委们的认可，将可望在2005年的春天正式得到那份荣誉。
2
10月22日，我得到加央病危的消息。当时，他已经进入深度肝昏迷状态，离开医院被抬回家，可能也就这一两天的时间了。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才有意义，犹豫多时后给他家打去电话，他的妻子彩云试着把听筒放到他耳边，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的加央听到我的声音，竟还能发出一两个音节来，我告诉他要挺住，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好！”还说，“想你！”
我在那一刻决定立即赶回西藏。
当我从北京辗转成都飞往拉萨走进他家里，我的确感到了死神的所在，闻到了死亡的浓重气息。加央在此之前还喃喃地念叨：“飞机还没有到吗？”但我喊着加央的名字时，加央的眼神却一片茫然，他念着“吴老师”，却似乎看不出我就在他的面前。我们仿佛隔在相距遥远的两个世界里对话。渐渐地，他好像从梦中回到现实，恢复了意识，认出了我，我们相拥着痛哭。看到加央越来越清醒，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必须抓紧时间把我们之间要说的话说出来。我对彩云说，能不能请在场的所有人离开一下，让我们俩单独谈谈。
“加央，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加央擦着泪水点点头……
3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藏北草原那曲小镇的一个夜晚。
一位穿着藏袍的青年人敲开了我的那间半屋牛粪一张床的平房的门，透过昏黄的烛光，我看到这个人黝黑、瘦削，牙齿显得特别白，一头鬈发，他不是那种高大的牧民汉子，却从小眼睛里透出一种俊秀之气。因为我曾发表过一些文学作品，有一点小名气，加央便慕名而来，他从宽大的藏袍袍襟里掏了好一阵才掏出一张薄薄的信笺纸，非常腼腆而谦恭地说：“吴老师，我写了一首诗，你给我看看。”我至今仍历历在目的是那张信笺纸上分行排列的汉字，题目是：《开往北京的列车》。那首诗基本上只是几句顺口溜罢了，后来我还是将它作了修改，并推荐给一个刊物，使加央的文字第一次变成了印刷品。
此后，我们开始交往，这场朋友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直到生命的终点。
加央当时只有二十多岁。而在那之前不远的一些年前，他还只是藏北地区班戈草原的一个小牧民。到14岁才上学，开始认识他曾在藏汉对照的《毛主席语录》见过却念不出来的汉字。一共只读了7年书，加央便留在了他就读的地区中学当教师——可以想见当时藏北的教育水平。后来，加央给我讲他的家乡，讲他儿时在草原的生活，我觉得他所说的那一切才真正是诗歌创作的题材，而不是什么当时根本没有影儿的“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文革”的结束，思想解放运动与文学复兴之风从北京吹到西藏，也吹到了藏北草原。加央所得到的文学启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把加央从地区中学调到了我所管辖的文化局，在一个有着比较浓郁的文艺氛围的小环境里，加央开始了真正的文学创作。
那一年，《西藏文学》的编辑马丽华到藏北草原来组稿，加央拿出了他的组诗《童年》。实际上，我更愿意将这一组诗称为加央的处女作。加央对于草原生活诗意的理解，他的内向而灵秀的气质，他的大胆跳跃和他的细腻，尤其是他夹杂着藏语思维的汉文使用方式所带来的奇特感觉，在这组诗里得到了最初的表现。尽管有那么多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但我们感到了真正的诗，这使我们十分欣喜。
加央西热的名字，可译作“智慧文殊”。或许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种命运的主宰，加央就是被安排到藏北草原来从事文学创作的？从那之后，加央用他十几岁才学习的汉文，写出一组又一组令我们这些来自内地的汉族作家诗人惊讶的诗篇，包括《盐湖》、《草原》、《岗仁波钦》等等。我们自愧弗如。
4
在那个年代里，藏北草原的艰苦生活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比今天更为寒冷的气候，常年很难吃得上蔬菜，物质供应困难，交通不畅，信息闭塞。但在我们那个小环境里，一种浪漫精神像每一家都离不开的牛粪火一般，旺盛地燃烧。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很难理解我们在那么严酷的环境中何以如此欢乐。加央在我们这群朋友中，更内向一些，他生来语气轻弱，话语不多，一双小眼睛总是露着好奇，但在许多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的位置和分量。在我们新盖起的文化局院落里，我的左邻右舍分别住着加央和加措，还有我们的小兄弟次仁拉达，有汉族作家李双焰、画家李发斌，年长一些的民间文艺家土敦，在艺术团里有舞蹈家多吉才旦、向阳花和作曲家黄绵谨，小蒙古琪琪格最早是在这里当编辑，在这个小镇上，还有诗人黄涌、孔祥富等一群文学青年，使得这个藏北群体在西藏文学艺术界很有些影响。
加央在那时组织了家庭，我主持了他的婚礼。一年后，他的女儿出生，我给她取名“妮妮”——既非藏名，也非汉名，而是一个好听的昵称。直到我去看望生命垂危的加央，我才又看到已经长大成人的妮妮。我还曾与马丽华一起到过加央出生长大的故乡班戈草原，我笑称那里是“古老的班戈部落”，他的慈祥的父母热情而亲切。加央作为我们培养的民族干部正在成长，先是担当文化科长、文化局副局长，这期间，我还安排他到我的老家江西的大学去进修，他也曾作为我的兄弟与我的老父老母及全家吃过团圆午夜饭。为让他对汉族地区的底层生活有更深的了解，我还带加央到鄱阳湖畔的农村参加过传统婚礼，吃过农家宴，他后来反讽那是“你们古老的江西部落”。1988年，我调到自治区党委工作，加央被地委调任中共索县县委副书记。他到拉萨来开会时，常来看我。加央在党政领导岗位上虽然干得很不错，但从心灵深处却并不很适应那套行政思维和语言系统，他仍然痴情于文学。
我在西藏工作15年后于上世纪90年代初调到北京。加央则向组织要求调离了党政工作，来到西藏自治区文联作家协会，实现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愿，成为了职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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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北京赶往拉萨前夕，我向参与鲁迅文学奖评奖工作的周明同志打过电话，说明加央现在生命垂危的特殊情况，问他能不能把评奖的消息告诉加央？周明同志说，这对于他是一个安慰，评委们对《西藏最后的驮队》给予了高度评价。所以，我告诉加央：“你实际上已经是中国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了。”
加央满意地笑了，露出他一口洁白的牙齿。我也笑了：“一个‘老牧民’的名字跟鲁迅的名字怎么联系起来的呢？”“老牧民”是我对加央经常用的戏称。
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首诗《驮运路》，第一次把藏北牧民最艰苦的古老的劳作方式——驮运，写进了文学作品。加央读了以后非常感动，也由此受到了启发，但他说我侵犯了他的“专利”，因为他曾亲身参加驮运。后来他写过组诗《盐湖》，但仍卸不去他的“驮运情结”。写一本关于驮运的书，成了他的一个梦。
2000年冬，有一段时间没有加央的消息，而从其他渠道得知他生病了。我通过长途电话辗转反复才找到加央，他正在成都东奔西走地求医问药。我让加央把检查结果传真给我，那是一堆非常含混的检查单，我和我的妻子余梅认为，那样不正规的求医只能耽误治疗，便让他赶紧到北京来。到北京后住进地坛医院检查，他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肝硬化实际已经是中晚期了，我们不敢把这一情况告诉他本人。这期间，西藏文联的强平主席、马丽华副主席都来看过他，并嘱我一定要帮忙。我当时正在北京市委副秘书长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