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馄诩洌鞑匚牧那科街飨⒙砝龌敝飨祭纯垂⒅鑫乙欢ㄒ锩ΑＮ业笔闭诒本┦形泵厥槌と紊希癫恚沧霾焕匆缴簿椭荒芤挥锌障颈阃靥骋皆号堋�2001年春节前，我送去一个花篮，上面写着：“亲爱的加央，希望你在这个正在到来的春天里康复！”很多次，加央总是看着我流泪。我知道他的心情。加央在地坛医院住了三个月，他的身体状况果然在春天里有了很大改善。出院后，由在京友人沙青和季丹安排，在北京郊区怀柔他们的住所里休养，并且在那里开始构思创作《西藏最后的驮队》。
加央似乎是必须完成这一使命的，他返藏后，通过E－mail不断地把书稿章节传过来。我意识到这将会是一部重要的作品，起初我还打算帮他作一些文字修改，后来，我觉得这种修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要将此书写出来。在这一时期，加央还忙着文联和作协的一些工作，而且他的肝病又反复了几次，但他终于还是把这本书写出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从北京市委调来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工作，我们属下的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以极大的热情编辑出版了加央的书稿，《西藏最后的驮队》于2004年初面世。
对于加央来说，这是一部生命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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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最后的驮队》一问世，便受到了文学界、藏学界和社会的关注。2004年4月23日，我将加央接到北京，参加京版集团举办的世界图书日暨《人生中国》丛书工程启动活动，另一方面给他安排医院继续治疗他的肝病。世界图书日那天，加央站在首都图书馆报告厅的演讲台上，讲述他的人生和创作的故事，让更多的媒体和朋友认识了这个老牧民和他的作品，进而认识了他的那个高原民族。我以藏族的礼节，向他敬献了哈达。
6月，加央在同仁医院接受了一个成功的手术。毛羽副院长亲自到手术台指导。术后，经过短暂的休养，在他的妻子彩云的精心照料下，加央的身体得到了很好的恢复。我们按照一年以来的构想，开始讨论他的第二部作品，就是以西藏文化和西藏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为背景，以他本人从牧民到诗人的亲身经历，写一部人生纪实，列入京版集团正在进行的《人生中国》丛书工程。
他甚至已经写出了三万余字，有的段落感觉还相当的好。
9月14日晚，加央夫妇到我家来，因为第二天他将要返回西藏。那是北京初秋一个轻风细雨的夜晚，我们在一起呆了很久。细心的加央，特地带来了照相机，要与我合一个影。我知道，加央对自己的身体带有极大的疑虑。自从他患病之后，每一次见面和分别，他都会很动感情。他在《西藏最后的驮队》后记中就说：“假如有一天我不写东西了（也许这一天的到来并不遥远），那我一定是去了另一个世界……”我心里也总是不清楚，每一次的分手，究竟是生离还是死别！
在加央生命垂危之时，我们毕竟还是见上了一面。我不能肯定，是不是会发生奇迹，但当我们见面后，奇迹的确出现过。第二天，加央非常的清醒，他从死亡的边缘，从另一个世界的边缘又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问加央昨天在他半昏迷状态我们交谈的内容，他能够断断续续地回忆出来。但我必须把那些话——有的只能是我们两个人知道的话——再重复一遍。加央很清醒，对那些重要的话，既有哲学层面的话，也有非常世俗的话，表示了肯定。
也有些事情，他不能肯定。我说：“加央，我们都不能确切地知道，是不是存在另一个世界？”
从昏迷中醒来的加央用困惑的眼神，费力地说：“我看不清。”
“如果真是存在另一个世界的话，加央，面对那个世界，你不要害怕。你想想这一生，没有伤害过别人，你自己也尽力了。”
加央点点头：“是的，我尽力了。”
“加央，如果真的存在另外一个世界的话，我想，也可能存在与这个世界交流信息的渠道，我们会找到那种交流方式的吧？”
加央迷惘地说：“也可能会有的。”
加央去了以后，至今还没有那一个世界的信息给我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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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拉萨只能呆上完整的一天。离开拉萨的那天早晨，我专程到大昭寺，像从广大藏区前来朝佛的人们一样，在金身释迦佛前，为加央叩头祈祷并发放布施。此前，我去过大昭寺很多次，但都只是参观，这一次我真的是拜佛去了，我为加央，为我所爱的人们，向大慈大悲的佛祈祷！——虽然我并不是一个信教者。
这一天的加央，真是非常的好。他清醒，他感到有些力量了，他能够正常地与我们交谈，甚至，我们与来照料他的前妻（妮妮的妈妈，一个心地善良但性格怪异的女人）做鬼脸时，加央也开心地笑着。我们的小兄弟次仁拉达捧着一尊佛像前来看望，加央还很乐意地与我们照了一张相。
我对加央说：“现在看上去，你挺过来了，我希望你明年春天到北京来领取鲁迅文学奖，希望你把《从牧民到诗人》这部书写出来。但是，加央，不可否认，也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我们必须正视，你要对一些事情有安排，有决定，有交代……”
于是，加央与我很冷静地商量了几件重要的事情，并作了决定。
时间那么快地接近午时，敏感的加央听到院门响声，说：
“到时间了，是加措来催你了吧，你该走了。”
这是2004午10月25日上午，加央把我抱得很紧，我们禁不住放声痛哭，我反复地喊着：“加央！加央！”
我回到北京，还接到过加央打来的电话，他说自己不仅能打电话，还上了楼，还能到院子里走动，那是他临终的前两天。我手里拿进拿出过很多本加央的著作，但是在属于我自己的这一本上，还没有请加央签字。在离开拉萨去机场的路上，我想起了这件该做的事，托付给朋友平杰。加央在临终的前一天，给我留下的那本书的扉页上签了名。加央的好转让我们在悲伤与无奈中看到一丝希望，但没人能抓住那份希望。这一次，竟不是我们曾无数次经历过的生离，而是真正的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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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央去世的消息传来，我难以表述自己的心情，我只对余梅说了一句：“作为朋友，到头了！，’我的意思是，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我们完成了作为朋友的全过程。
为了西藏文联举行的追思会，我写了一副挽联，有诸多在京朋友联名，挽联曰：从藏北草原来，淳厚牧人，步步艰辛驮运路；往岗仁波钦去，奇才作家，字字心血鲁迅奖。
是的，作为朋友，到头了；但作为出版人，我仍希望把加央的一生编辑成书：《人生中国》丛书中的一部——《从牧民到诗人》。这一点，加央临终前得到了确定。
与我交往了二十多年的朋友加央就那么走了。但正像加央自己所说的，“假如由此说我是驮运路上的一个‘逃兵’，那是不公平的，我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在走……”
天葬，是藏族一种传统的普遍的丧葬方式，神圣而纯洁。11月2日，按照加央的意愿，他被送往天葬台，进入了他在诗作《岗仁波钦》（岗仁波钦是西藏最著名的一座神山）中曾经那样生动而深刻地描写过的那种境界——
你躺在我敞开的心扉。
在宛若泪泉的冷淡与湛蓝的天空中
我隐约听见凄迷的胫骨号声，
传播爱的真谛，让生命永在
你包容了各种肤色各种信仰的人，
在你的疆域没有屠杀和血腥
你为我和我的族人
增添了许多色彩与亮丽，
故事如委婉动听的歌……
我想念加央，想念加央此时所在的岗仁波钦皑皑雪峰上的西藏蓝色的天空。
木质的京都
■ 祝 勇
一
京都依旧是川端康成描述过的那个古都，保留着几个世纪以前的样子。我并不知道几个世纪以前的京都是什么样子，但它至少是我想象里的古都。
早晨乘坐新干线从东京赶往京都。我在文章里不愿意使用“新干线”这样的词汇，这个包裹着速度和金属质感的词汇像利器一样具有伤害性，为了减少阻力，它的头部甚至被设计成尖刀的形状，但是京都消解了它的力量，京都是一座柔软的城市，梦幻一般，舒展缓慢，古旧斑斓。
所有尖硬的事物都将在这里消失，比如时间、暴力或者呼喊。有一点像死亡，安详、寂静、唯美，具有销蚀一切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京都可以被称得上一座死城，它并非被时间所毁灭，相反，是它毁灭了时间。时间的利刃在这里变得迟钝、无从下手，最后，时间变成了石头，罗列在路上，被这座城市里的人们踩踏。
这是一个旧得发黄的京都。满眼是矮矮的房子，狭窄的小巷，鲜有立交桥、混凝土、玻璃幕墙。小巷的路标一律是木制的，还有各家小屋前的木牌，简洁而内向。不经意间，会经过一座寺庙，在小巷深处，寂静无人。到处都在大兴土木，而京都却一点也不日新月异，这似乎不合逻辑。梦境是一个并不新颖的比喻，但京都却的确给人一种恍惚感，它坚守着古老的美，它的固执里带着一股邪气。
京都并没有死亡，它生活在生机勃勃的古代。它制定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时间系统，它的指针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只有在过去它才能获得自由，而我们的时间系统，却把我们一步步推向死亡。
二
我光着脚，跟在那名老僧的身后，沿着光洁的木板楼梯，登上了“三门”的顶层。“三门”是进入东福寺时见到的第一座建筑，有点像中国寺院里的“山门”，但它是一座巨大的木构建筑，面阔七间，重檐歇山。日本的木构建筑大多具有鲜明的宋式风格，从外表看去，粗犷质朴，几乎没有任何雕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