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征者甚多。黄侃的倔强，钱玄同的雄辩，曹聚仁的独行，都含有某些章氏形影。鲁迅身上峻急的一面，和其师也有吻合的地方。或说，老师的气节，多少感染了弟子们。那是时代的风气：康梁多狂语，章氏喜厉言。邹容以身殉道，秋瑾血溅刑场。而诸人之中，章氏的形影，让鲁迅久久不忘，印象是抹不去的。鲁迅和章门弟子相遇时，偶谈章太炎，口气颇为尊重。当然其中少不了先生的佚事。学生中喜谈老师的学问者多，自然也免不了谈那些桀骜不驯的往事。比如怎样的骂人，自称为疯子；怎样的临危不惧，置生死于脑后；怎样衣食无序，孤行已意。曹聚仁和鲁迅谈天时，大概涉及于此。看二人的通信，可以证明此点。曹聚仁1934年在《章太炎先生》一文中说到了老师的“疯”，很有意味：
太炎先生有一个外号，叫做章疯子。清光绪末年，梁启超，麦孟华，奉康为教主，在上海宣传《公羊》义法，说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为什么东西！配做少正卯、吕惠卿吗！狂言呓语，不过李卓吾那一类货色！”康氏徒党，恨之刺骨！两湖总督张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钱恂介入幕府。时梁鼎芬为西湖书院山长，一日，询章先生：“听说康祖诒（有为）欲作皇帝，真的吗？”太炎先生说：“我只听说他想做教主，没听说想做皇帝；其实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为之大骇！民国二年，袁世凯诛戮党人，絷先生于北京龙泉寺，后移札于钱粮胡同；先生每与人书，必署“侍死人章某”。前年，黎元洪死，先生挽之以联，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挽”；联云：“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倭寇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同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孙总理奉安之日，先生寄挽之联，更是骇人：“举国尽苏俄，赤化不如陈独秀；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章疯子这外号，就这样更流传更证实了。
鲁迅和曹聚仁毕竟有些区别，他谈章太炎，非文史小品的心态，倒是有一点形而上的倾向，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鲁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
一九0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章太炎的影响力，在民国初已达到别的学人难以企及的程度。他的弟子有许多执掌北大教席，对现代语言文字学的普及，推力很大。到了三十年代，章氏以讲学为生，门徒甚众，学生每每以沾到老师之光为耀，遂变成了一种学术偶像。平心而言，章太炎的学问阔大而幽深，后来得其真谛者不多。鲁迅向来不喜欢以弟子自居自夸自誉，对学界蛀虫常常嗤之以鼻。他的赞赏章氏，有另样的眼光，就与周作人、钱玄同大大不同了。鲁迅以为，师徒之间不必以旧礼相处。师若荒谬，不妨叛之。所以看鲁夫子的言和行，倒仿佛真的得到了老师的某些遗风。比如傲世独立，依自不依它，等等。章门弟子中与老师最近者，反而愈远，精神相通的寥寥。鲁迅与章太炎后来的接触几乎中断，但细细打量他们的“孤”与“傲”，“独”与“狂”，却蕴着现代史的诗魂。思想者与自己周围的世界，并非相容的。
但章太炎的风骨在章门弟子之外，有另类的看法。陈独秀就不像黄侃、钱玄同那样对其恭恭敬敬。濮清泉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记述了陈氏对太炎先生的看法，文章说：
陈独秀和章太炎也时常过往，他很钦佩章的“朴学”，认为他是一个“国宝”，而章对陈的“小学”也十分赏识，认他为“畏友”。他说章太炎为人非常小气，朋友向他借钱，偿还时付息。他竟受之而无愧色，是一个嗜钱如命的人，是一个文人无行的典型。
章太炎本已够放荡不羁，陈独秀比他还要过之，已经是出言不逊了。这一篇回忆录的真伪已难考订，但至少说明陈独秀看人的目光，犀利尖刻，是狂人中的狂人。章太炎在学术上大气磅礴，非他人可比。生活中亦未闻有上述的陋习。是否是道听途说，亦未可知。不过，谈到鲁迅，陈独秀就要客气得很，濮清泉又写道：
“我问陈独秀，是不是因为鲁迅骂你是焦大，因此你就贬低他呢？（陈入狱后，鲁迅曾以何干之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上，骂陈是《红楼梦》中的焦大，焦大因骂了主子王熙凤，落得吃马屎）他说，我决不是这样小气的人，他若骂得对，那是应该的，若骂得不对，只好任他去骂，我一生换人骂者多矣，我从没有计较过。我决不会反骂他是妙玉，鲁迅自己也说，漫骂决不是战斗，我很钦佩他这句话，毁誉一个人，不是当代就能作出定论的，要看天下后世评论如何，还要看大众的看法如何。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传世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这个期待不会落空。”
濮清泉的叙述是有误的，鲁迅并未在文章里骂过陈独秀，那焦大的说法，是安在新月派的头上的，与陈独秀并不相关。不过这一段文字也透出了一个信息，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他对同代人的印象和心绪。晚清的名人多多，行迹怪异者亦不可胜数。陈独秀一生骂的人物甚多，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都不在其眼里。唯独鲁迅，让其心里折服，当看出其磊落胸襟。鲁夫子的峻
急、飘逸并非轻易可以吹捧出来，其入其文旷世罕有，有惊天动地之概。陈独秀在内心中尊敬旧友，也可看出他的率真与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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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细细说来，鲁迅与陈独秀的狂态，并不在一个精神层面。他们身上有六朝人的某些遗绪，这是一看即知的。还有一点晚明士大夫的“孤愤绝人”的气色，大概也不算妄断。不过鲁迅内心也有洋人的某些影子，且内化于其中。这使他变得复杂起来。我们看陈独秀，无论从远从近，好像大致可以看明，没有什么隐曲的地方。但鲁迅不行，无论你如何打量，好似近而又远，远而弥近，难以理出头绪。鲁迅曾说自己有安德烈夫式的阴冷，大概是不错的。但又有一些尼采的精神，心绪里汹涌着非理性的暗流。陈独秀虽说也自称喜欢尼采，可他到底能读懂多少，很难说清。而鲁迅对这位德国哲人，却曾有过认真的研究。因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翻译，鲁迅对域外的反抗哲学颇为了解。而陈氏用于革命的时间过多，精神哲学驻足的也只是几年，思维由复杂趋于简单。所以同样是一名斗士，呈现的意象不同，给后人的感受，自然是有别的。
若说对尼采的理解，陈氏可说只得其形影，鲁迅却解其精髓，且又杂以新意。留学日本的时候，鲁迅便接触了尼采的著作，对这位“超人”的哲学颇有兴趣。他早期的文章，多次提及尼采（那时译为尼伻），并用其思想解释文化上的难题。后来他还译过一点尼采的文章，发表在《新青年》上，对其精神的深，有持续的热情。日本的伊藤虎丸先生曾描述过尼采对鲁迅的影响，其看法很值一思，有参照的作用。伊藤认为：“鲁迅发现尼采所谓‘积极的人’，是能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具有主体性、能动性、政治性的人。‘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破恶声论》）。基于这个认识，鲁迅把最后的希望寄寓于少数人物的‘心声’‘内曜’之上，这就是他的‘个人主义’”。鲁迅的喜欢尼采，在后来的创作里渐渐呈现出来。比如常用诘问句，行文是诗化的；蔑称强权，出言有冲荡气韵。《文化编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都有尼采的影子。我以为尼采给鲁迅的深切影响是，发现了人可以超越本我，有着独立的精神。新人总将代替旧人，将旧俗远远地甩在后面。《文化编至论》深切地透出了个人的思想：
若夫尼特，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无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
鲁迅的藏书中关于尼采的著作存有多册。我有时看两个人的照片，不知怎么，觉得气质上有一点相近。都留着胡子，目光灼灼，忧郁，却又坚毅，目光后是深的海洋。鲁迅年轻时关注这位德国人，大概缘于“尊个性，张精神”的启发吧？天底下平庸之人，大多因了个性的消亡而沦为奴隶。所以根本的出路在于“立入”，“人立而后凡事举”。这个核心的思想，可以说是来自尼采的暗示，。鲁迅相当长的时间不与党派团体发生关系，没有自己的圈子，乃是恪守尼采式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