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说是来自尼采的暗示，。鲁迅相当长的时间不与党派团体发生关系，没有自己的圈子，乃是恪守尼采式的箴言，不使自己沦入非我的精神樊篱。你看他早期的诗文，多么像尼采的独自。虽然格调不同，指向有别，但在境界上多有重叠之处。《新青年》时代，他的《随想录》里还肯定着尼采，并相信优秀的民族能够涌现出来。鲁迅的怀疑主义眼光里还迸射着进化论与“超人”的渴望，在同一篇文章里可以体味出他复杂的意识。尤其是以被压迫民族的一员所发出的吼叫，是动人心魄的。他不像后来的陈独秀始终拒绝承认自己是奴隶，而鲁迅则一直到死，认为自己还受奴隶总管的辖制，身上还有曾做过奴隶的旧迹。所以他对尼采的接受，不像书斋里的学人那么平直，内心一直滴着血。尼采的精神闪光，是切入到他的肉体里的。北京生活的末期，他和陈西滢的笔战，和章士钊的交锋，就有着尼采的印迹。诗与哲学的内蕴，一直交织其中。他在此时期写下的《野草》，在意绪上分明有了《查拉图斯特拉》的韵致，以绝望的心反抗绝望，和以自信的心拒绝绝望是不一样的。如若细想一下，陈独秀显然属于后者。他的经验里排斥了自身的苦难，或者说把凡人的忧患，凄楚驱赶到了身外。而尼采与鲁迅，却将智慧建立在对苦难的咀嚼中，他们的文本所以有人本的诱力，我想或许与此有关。陈独秀和这个传统的陌生，是自然的。虽然他承认也喜欢尼采。
在和友人的谈话里，陈独秀坦言，对中国古代哲学有些研究，但对西洋哲学却是个门外汉。显然，他尚无力对西方文明史做一个系统的浏览和整理。而这些，鲁迅与周作人在青年时候已认真做过了一些。鲁迅的一生，基本的人文思路在1907年左右已经确立。陈独秀到三十年代还在修正自己，变的东西较多。即以尼采话题为例，他就说出了自己的感情变化：
讲到尼采，陈独秀说，我以前道听途说，以为他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但现在我看了他的代表作《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才知道他是批判万恶社会的哲人。我问他，尼采不是主张超人哲学吗？世界上哪来超人呢？他说。正因为世上没有超人，所以他要把人提高到超人的地步。他认为德国社会上层人物是一群动物，蠢猪、笨驴。他骂大学教授学驴叫，新闻记者是骗子，当局是强盗，官吏是盗贼……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有力声讨，哪里有帝国主义代言人的气味呢？德国政府把他关进疯人院，岂不是自己打自己。（同上）
天底下有傲骨的人，一旦与尼采相遇，便会有知音之感。接受别人的思想，每个人的背景不同，角度有异，形成的思路或许亦有出入，但在不与流俗为伍这一点上，大概没有什么冲突，同样是欣赏尼采，鲁迅呈现了思想上的痛与肉体上的痛。而陈独秀，在肉体上的痛要略高于精神上的痛。读他们的书，觉得鲁迅的源头似乎从古希腊和古中国来，有着精神上的承沿。他的文字背后拖着历史的巨影，人间的血色溅射其间。陈独秀倒像王充、李贽一样，深刻与单纯都一览无余。加之域外一些个性主义思潮介入，已不仅仅是绿林豪气了。陈独秀大讲东西方文明差异，力推民主与科学思想，但在我眼里，绿林豪气要多于尼采之气。鲁迅曾说自己中些庄周、韩非的毒，陈独秀想必也有一些。可是深入地一想，尼采等西方斗士的遗产与庄周、韩非的遗产的相撞，大概才有了五四狂狷文人的耀眼景观。要不人们为何念念不忘于此呢？这个现象十分复杂，不好点透。倘有好奇心者认真探究，说不定会引起新的话题，那已不是笔者可以胜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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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五四那代人的狂，也有点魏晋遗风的。魏晋名士的“清谈”、“捷悟”、“任诞”乃人的意识的自觉，到了现代被重新发现，有了新的特点。嵇康之后，有此特征者大抵有相似的一面，精神哲学是一致的吧，康以后的士大夫，咏叹魏晋风骨的偶可见到，人们从前人的狂狷里，看到了人生的通脱之可贵。直到晚清，嵇康式的人物渐多，魏晋名士的话题也成了一时的风景。若有人认真梳理，那是很有意思的。
鲁迅生前有一篇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写得惊世骇俗，有人说他是魏晋名士的知己，不是过誉之论，他校勘《嵇康集》，跨度二十三年，抄校十余次，用力甚勤。刘半农就在他身上，看到了古老的幽灵，以为多少受到了嵇康的暗示。鲁迅的幽默、悲愤与峻急，是有一点古风的，说其有魏晋风骨也是对的，先生的谈阮籍诸人，多是受到了现实环境的影响，如果不是经历了国民党的清党的刺激，也许不会把目光那么深地盯到司马氏的统治网中。他也恰恰从此悟到了读书人的无奈。在看似潇洒、奇异的狂士身上，是有着大的哀凉和悖论的。鲁迅说道：
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志。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这一段话说得实在是好。我由此而想到鲁迅的同代人如章太炎、吴稚晖、钱玄同等，似乎也有一种悖论。虽说不上同于阮籍、嵇康，但内在的冲突，不能自我圆通，大约是一致的。
像吴稚晖这样的人，狂放与怪异是不亚于古人的。有学者写文章，就把他比成魏晋名士的再生。吴稚晖一生明暗参半，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看他的言行，有时确让人联想起《世说新语》里的片断，有的甚至是刘义庆文本的翻版。二十年代，章士钊反对白话文，提倡读经救国，吴稚晖本与他是老友，见其迂行便撰文讥之。那一篇文章题为《友丧》，笔法颇有韵致，以讣闻的形式，对章士钊在前后《甲寅》期间的变异大加反讽，像悼词一般有趣：
不友吴敬恒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敝友学士大夫府君；府君生于前甲寅，痛于后甲寅，无疾而终。不友等亲视含殓，遵古心丧，惭愧昏迷，不便多说，哀此讣闻。
“前甲寅”指章士钊民国初时办的《甲寅》杂志，颇有生气，多反清排满的豪气；“后甲寅”指二十年代章士钊所办《甲寅》周刊，调子已不复旧时之音，大有遗老之态了。吴稚晖为友人写丧文，章士钊看了不知作何感想，想必是觉得受到了奚落的。吴稚晖对友人喜以嬉戏笔法，对论敌则不免有一点恶毒，诙谐之外含有贬损。陈独秀去世，吴氏就敌意地写了一幅挽联：
思想极高明，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且累董狐寻直笔；
政治大失败，走美西若辈，留楚口如斯，终输阿Q能跳梁。
吴稚晖本来自称不做官，不做议员的，后来却成了国民党的要员、高参，真真是复杂的人物。与他同代还有另一些人，不入台阁，喜聚书斋，言行举止亦有放荡之处。看人看事有双亮眼，凡夫俗子就不在眼下了。和周氏兄弟、陈独秀关系很好的钱玄同，就向好高论，谈吐如入无人之地，连陈独秀都觉其出语颇左，过于激愤了。可大家却很接受他，并以其怪诞为美，相知甚深。周作人回忆说：
玄同善于谈天，也喜欢谈天，常说上课很困倦了，下来与朋友们闲谈，便又精神振作起来，一直谈上几个钟头，不复知疲倦。其谈话庄谐杂出，用自造新典故，说转变话，或开小玩笑，说者听者皆不禁发笑，但生疏的人往往不能索解。这种做法在尺牍中尤甚，搁置日久重复取阅，有时亦不免有费解处，因新典故与新名词暂时不用，也就不容易记起来了。
玄同的怪异在常人有时不可理喻，可在周作人眼里却是难得的人物。搞一点游戏文字，和周围的人开开玩笑，总比泛道德化的文字有趣。在枯燥的环境里，唯亵慢的人生态度有一点人性的光泽，不至于被同化于正襟危坐的形态里。周作人自己不太幽默，偏偏赏识东歪西倒的人。自章太炎至钱玄同，都有疯人气，放浪形骸又不失真人本色，仿佛《世说新语》的现代版，其间起承转合，是大含人间精义的。
读着民国文人的著作，你有时不禁发出笑声。在凄苦的生活里，文入学者每每以醉态笑看江湖，其状与魏晋风度何其相近，即使像周作人这样的平和态度写作的人，文风亦见刀影，隐含着戾气。周氏经常称引古人的一句话：“为人先须谨厚，文章且须放荡。”如果只看周氏温和的文章外表，不解其内在的隐含，那会误读这位人物的。他的晚年万念俱灰，在背着“汉奸”的罪名的日子，苦译了路吉阿诺斯的对话录，用意非同寻常。路吉阿诺斯是真正意义上的狂士。他骂名人，诋贵族，嘲笑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怀疑主义与雄辩气洋溢其间，后来德国的尼采，是沿着这条古希腊文明的道路前行的。周作人一生以雅士的面目诱世，内心却有“流氓气”，与古今中外的狂士为伍。王充、李贽、俞理初的高傲气，一直是他崇尚的，并说这三人是中国历史长夜的三盏明灯。即便是晚年潦倒，陷入苦海，内心依偎的，仍是路吉阿诺斯那种独往独来的辩士。此类遗风久被学林，而唯五四学人尤烈，遥望历史，今人是要深感惭愧的。
古人每言及“竹林七贤”，神往之色浓浓，那原因是自己的身边鲜有此类的人物吧。鲁迅那一代人可就不同了，他周围有趣的人物是那么多，留下的故事一时难以说尽。在纲纪毁坏、旧屋欲倾的时代，文人的表演每每与古人反对，所谓除旧布新、乱世出英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