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的颜色，一样的气味。他梦想着易小小会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像一切雀跃而怀春的女子一样，蒙住自己喜欢的男人的眼睛。易小小当然没去，听人说华子常去河滨路，而且迅速消瘦下去，身体像冬天的树枝，衣服穿在身上，像挂在晾衣竿上，易小小只是沉默了半天……她肯定地认为，华子之所以至今不娶，是因为还爱着她，等着她，她也完全应该从梦境中走出来，把一些并未事先设计的计划付诸实施。
与此同时，易小小的丈夫朱耳，却在学校找到了平静的精神领地。学校不仅每个月发给他七百元钱，还把五楼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腾出来，作为他给高三美术班学生授课的教室，也成了下课后他私人的画室。这个学校每年高考，美术生上线人数占了全校上线人数的四分之一，因此校方一直比较重视。以前教高三美术的，是一个有三十年工龄的老教师，朱耳一来，杨校长亲自做主，让朱耳把老教师换了下来。学校对朱耳有大恩大德，朱耳心中有数，他决心带好这个毕业班，报答学校的恩情，也帮助他的弟子成才。因此，易小小心里所发生的变化，他一无所知。就连易小小终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下午，尽她所有的力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去找了华子，他也全无知觉。
朱耳所用的那间特殊的教室里，除了一把椅子和一个写字台，没有一张桌椅，学生听讲都是站着。四周放满了学生的作品。作品倚墙而立，温暖的阳光，尖厉的野风，光灿的麦芒，宁静的菜园，和那些平凡的生活──平凡到清洁工清扫垃圾的场面──都在色块和线条之间颤颤流动。学生的风格就是朱耳的风格，永远关注现实，并在现实之中寻求简单的幸福和健康的理性。正对大门的墙面上，是朱耳为学生写的一段话：“同学们，当你们遇到麻烦时，要力图找出解决的办法，不要只是绝望地放弃。一定要摆脱无所作为的消极状态，力求克服对失败的恐惧。你们不能以种种欺骗自己的借口来动摇自己的信心，最重要的课题，是思考怎样把一团颜料摆上白色的画布。你们真正需要的是勇气！”
这天，朱耳正在美术室给学生传授绘画的基本技法，杨校长推门而入，把一封信递给朱耳，然后说：“朱老师，川西生物教研会临时决定在我校召开，你弄几幅标语。”
“什么时候要？”
“今天必须弄好。人已聚在市里，明天到我们学校来。”
杨校长离去之后，朱耳把信放在一边，继续给学生上课：“我必须提醒大家，要尽力克服在使用颜料时的吝啬。你们往往将一丁点儿颜料挤在调色板上，又立即放回自己的画箱，用句行话说这叫‘饥饿的调色板’……除非你们学会慷慨而不浪费地使用颜料，当你把一种颜色与另一种颜色调和时，你的画才会产生一种颜色的气氛……”
学生们仔细揣摩着老师的话。尽管他们还谈不上艺术的创造，但是，他们已从老师的身上得到了良好的熏陶。他们都很崇敬自己的老师。这不仅因为他在当地的名声，他严谨的风格，还因为他苦难的人生和传奇的经历。他们知道老师曾挎着画板，到大巴山、秦岭、西双版纳和青藏高原写生。他不足一米六五的个子，登上过许许多多大山之巅。他的不少作品，都是在人烟稀绝的荒野或陌生的客栈里完成。他们还知道老师的生活过得异常艰辛。在美院求学的两年中，他未接受过家里一分钱，周末和寒暑假，都混在浑身酸臭的人群里打零工，抬石头打灰浆烧砖窑什么都干过……
朱耳个人的天地是在学生下课之后。那张大写字台，他认为是杨校长有意放在那里为他提供方便的。据说杨校长年轻时侍弄过文学，懂得艺术家的穷困和艰辛。每天，朱耳总是很晚才回家。放学之后，他把美术室的门关上，整幢教学楼里，除了守门的师傅，就只有他了。墙角放着他的画布，他坐在地上盯着那块画布。画布像一只眼睛，与他对视着。他心灵的深处，沸腾着，燃烧着。当他无法承受心灵之重的时候，往往一跃而起，冲到画布前，让柳木炭条重重地在画布上流动。他感觉到炭条与画布摩擦时传递到指尖上的颤动。这是一首美妙无比的音乐！
这一天，学生离开之后，朱耳竟然忘记了杨校长的吩咐，他站在墙角望着窗外。窗外梧桐树繁密的叶片间，游走着四月的风声。他心里有许多美好的设想，但他懂得，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等定货，不等买主，而是今天，明天，永远——都在劳动，并养成劳苦的习惯，惟如此，设想才能和创造力打成一片。所谓灵感，就是意志力和长期观察所得到的结果，惟有艰苦的、诚实的劳动，才能拯救一个艺术家。朱耳收回目光，挨个儿巡视了学生的作品，并在教学笔记本上以漂亮的行书飞快地记录着什么，然后走到东墙边一幅一米见方的画布前，踌躇地拿起柳木炭条，思索片刻，他就飞快地划动起来──然而这不过是虚拟的动作，画布上并没留下一根线条。他不知是多少天面对这张空白的画布了，这张空白的画布给他带来难以言说的精神的痛苦。他要表现的东西太多，他企图在这张一米见方的空间里，浓缩他的理想、抗争、追求乃至生命。然而，那些东西都与时尚远离。他的才具似乎还不足以为他确立坚持的力量和坚定的信仰，这是他痛苦的根源。然而，如果让他丢掉作品中灵魂的因素，而去着意表现一些迎合的东西，就是拔掉了他心灵中的旗帜，他的劳动除了可以卖钱，就不具备任何价值。——如果是这样，那就不仅是痛苦，简直是要了他的命！
他把门闭紧了，又坐在地板上思索。
刚刚坐下，就有人敲门了。朱耳打开一看，是总务室的小伍。小伍气忿忿地说：“朱耳，杨校长不是说你要来领纸么，现在都不来，我可就不管了！纸领不到，标语弄不出，由你自己负责！”说罢转身离去。
小伍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漂亮而狐媚，父母颇有家财，一心一意要把独生女盘出个模样儿，无奈小伍前世与书无缘，初中未毕业就不辞而别，与几个哥们姐们南下广东追求自由去了。两个月后，小伍垂头丧气回到父母身边，免不了一顿臭骂和痛打。可是，书是决不愿再读下去。学校也不敢接收说出走就出走的学生。尤其是女生。从此，小伍这个公司搞两天，那个商场混几日，在任何一家单位，都干不上一月。去年，她痛心疾首的父母调动种种关系，才为女儿在这所学校谋了个正式职工席位。父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可在小伍看来，她这种漂亮姑娘，屈尊在一个学校的总务室发放纸张墨水粉笔帚帕之类，简直是苍天瞎眼！好在她常常迟到早退，甚至一天只上两小时班，也从没有人过问她，否则，她是忍受不下去的。
这时候，朱耳突然感到疲倦。可他不能迟疑。美术室在五楼，总务室在二楼，他知道只要稍稍慢了一点，尊贵的小姐就真会把门锁上，不再理他。他快步跟了下去。他想：你为什么不可以给我送上来呢？……待他下去，小伍已经到了底楼的大厅，纸被放在总务室外面的过道上。
朱耳将纸抱上楼去，就觉得站不住了。他一屁股坐在糊满各色颜料的椅子上，望着窗外的艳阳天。一只灰色的鸟儿，在梧桐树上鸣叫。叫了许久，没有同类的应声，便跳过横贯过来的枝桠，过渡到美术室的窗台上，温柔地看了屋角的朱耳两眼，展翅远去。
弄出几幅标语，说起来不复杂，可也不是件易事。除了纸自己裁，内容自己编，写好之后，还要在大门口和教学楼底楼牵绳子，把那斗大的字挂上去。来到这所学校之后，朱耳都是这么过来的，不仅写标语，每个办公室的“教师守则”，每间教室的“学生守则”，就连楼道里的“文明用语”，甚至厕所里诸如“请将便纸放入纸篓内，以防堵塞”一类的忠告，也是他用标准的魏碑写出并贴上去的。
把标语挂好，已是夜里九点多，朱耳回美术室放东西的时候，才发现放在写字台上没有拆封的信。他拿起信封一看，竟是加拿大寄来的，抽出信纸，全是英文，他的英文不地道，明白不了其中的意思，便下楼去，敲开了一个英语教师的门。
“你的画获奖了！”英语教师激动地说，同时把信高高举起，一字一顿地念道：“对你这位富有天才想象力的艺术家，我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恭请你于×年×月×日光临多伦多德尔· 贝娄画廊参加授奖大会。”
朱耳不停地搓着手：“就这些？”
“另外是一些资料，介绍这次获奖画家的情况。对你的介绍是：‘朱耳，中国画家，代表作《母亲》。’”
朱耳的眼睛湿润了。正是这幅《母亲》，为他的流浪生活画上了句号。
见朱耳的眉宇间充满忧愁，英语教师问道：“获奖了，咋不高兴？”
朱耳说：“如果能去见识一下德尔·贝娄画廊的壮观场面，确实是我的心愿。但是，这样的奖只是个荣誉，没什么奖金，因此我是去不了的。”
英语教师理解地点了点头。朱耳把信收好，道了谢，就踏上了回家的路。四站公交车的路程，他总是步行。
一路沿锦江走去，夜色安静而慵懒地躺在河面。桥下的河水，幽深而灵动，无声无息地流向远方。朱耳想：如果用一个汽车轮胎做救生圈，我能沿着这条河游到加拿大的多伦多吗？
他在铁桥上又站了个把时辰。
“才回来？”朱耳刚进屋，坐在暗淡灯光下的母亲问。儿子朱无病躺在沙发上，病恹恹地睡着，嘴角残存着一片黄不拉叽的白菜叶。
“才回来。小小呢？”
母亲不回儿子的话，站起身，颤颤巍巍地去为儿子热饭菜。
“小小呢？”朱耳又问。
“管她呢！总是到哪里找野……”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