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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太阳马上就要落山，肚子饿了。妈妈出现在视线的时候，已经离我很近了。如果是白天，我会更早一点看到她。她手里提着一个袋子，袋子里有一块腊肉。她拉着我的手，我拉着我妹妹。
那天晚上，我们把那块腊肉吃了。如果我爸爸在家，他也能吃到，但是他大概八八年就到广州去了，一直很少回来。
一九九*9誘年，我九周岁。我家旁边是一块很大的荒地。后来，有人要盖房子，就在上面夯出了一长棱一长棱的窄窄的土墙，锤得铁紧铁紧的。又挖了一个大坑，把挖出来的黄土倒上水，用人踩，拉牛踩，踩成粘乎乎的泥巴。由一个力气大的人，年轻的，年壮的，用一张像弓一样的东西，就叫“弓”，和一个四四方方的木框子，摔、划、空，做出砖坯来。另外一个，一般是力气小点的，小孩或女人，四个四个砖地端在木板上，整整齐齐地码在土墙上，一长溜一长溜地，一层一层往上叠。砖墙边摆放着沥青纸，也有的是稻草或塑料薄膜，平时让砖晾着、晒着，雨来了就用这些东西盖上。
不久，砖墙就很高了，比大部分小孩都要高。我们不用干活的时候，就在砖墙与砖墙之间追打。大人不让我们那样，包括我妈妈。他们说要是砖倒了，就会砸死我们中的某个人。可是砖墙从来没有倒过，从来没有人因为砖墙倒塌而被砸死。我们从无惧意，在里面穿行，你追不着我，我追不着你……多年以后我回忆起这些动作，已经完全失真；在记忆里，小孩们像风一样，他们还是在追打，但是完全不像人，倒像风，只有动作，没有形体了。
有一次，可能在玩这个，也可能在玩别的，我记不清了，但是肯定是在我家旁边那块很大的荒地里。妈妈叫我回家，我不情愿，就没有回去。妈妈叫了第二次，还威胁我“你到底回不回来”，我还是在荒地里。不一会儿妈妈把我抓住了，她跑得比我快。我蹲在地上，让她拉不动我。就算拉动了也是十分费劲的。由于那时我年小体轻，可是力气不小，妈妈就放弃了跟我斗力，反而一把将我抱了起来。我哭叫也没有用，蹬腿也没有用了。
到家后，她没有打我。她说她那天要出门，让我到奶奶家去住。我不去，她这才打起我来，最后又把我抱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在陌生床上我总是醒得更早。吃过早饭，我跑回去，看我妈妈回来没有，却只看到大门小门都锁上了。奶奶告诉我，我妈妈到广州“寻钱”去了。
我不知道“寻钱”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十分不喜欢问人。我曾经问过我妈妈许多问题，但是我似乎从来没有问过其他人问题。我问她，外国是哪个国家。她说，外国是除中国以外所有的国家，英国就是外国，对于英国来讲，中国也是外国呀。我问她，那为什么所有国家都要叫一个名字。她说……我似懂非懂。我问她，毛泽东和毛主席是不是一个人？她说是，就像力子和力宝也是一个人一样。我就知道我错了，因为我曾经和别的同学争论说那是两个人。现在我也不好问她“寻钱”是什么意思，就自己猜了起来。我暗暗想，“寻钱”大概就是在砖墙那样的地方找钱吧，大概就是低着头，看地上有钱没有，有就捡起来。这个想法伴随了我很多年，一直到上了初中，我才知道“寻钱”原来就是“打工”，就是给别人干活，收别人点钱。
从此我就跟我奶奶住在一起了。十几年来，妈妈回来过几次，爸爸也回来过几次，他们还一起回来过几次。我从此更加不愿和人交谈，但是对于妈妈的想念，却使我在公共汽车上，在厕所，在深夜，在课桌上，大声哭过几回。
这些事情我都不曾告诉妈妈，但是到前不久，我的爱人似乎离我而去的时候，我在妈妈打来的电话里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妈妈说，力子我挂了，我想她可能躲到一边暗自伤心去了。她担心我，但更怕我担心她。我真后悔没有忍住眼泪。
两个少年
池塘里青蛙的鼓噪表明这是晴夏。家里有了所谓喜事的人，无论嫁娶或上寿，都可能请来电影师傅，在操坪或宽阔的空地上放映两到三场电影。这是我们的好时光，可以看《闪电行动》，可以看《醉鬼张三》，可以看《精武门》，可以看新片子。无论是什么，都必然使整个村庄浮动在一种奇怪生动的声音里。
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来得最早，其次是漂亮姑娘和没事干的小孩。附近的小商店都把可供看电影时消遣的零星东西用谷箩装着担到坪里。最多的不是瓜子，就是甘蔗。可能有的人以为会是花生，那是扯谈，因为花生谁家里没有，没人买来吃。
临近开场的时候，师傅把几百瓦的电灯开燃，霎时整个坪上亮如白昼。灯光里跳动着无数焦急期待欢乱的眼神。人早就满了。路上还不断有人赶过来，提着矮登、长凳，或者椅子。也有的怕麻烦，或者只想来玩玩，就悠闲地空着手，用优越的眼光扫扫身边急匆匆的行人。远远地，无论谁都能看见有一块地方一片雪亮，让心急的以为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一边加快了脚步，一边一个劲地催促同伴“快点，行快点”。那后一个若是熟知电影放映的习惯，就反而走得更慢，故意表现出一种从容，并且用略带了点揶揄的口气说：“急什么，又不是狗抢屎。”要把同伴气死。
灯光无论亮多久，都不意味着“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一切取决于放映员，也就是“电影师傅”。以前等公车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但是现在有制度，走一趟用多长时间掐得很死，情况就大大改观了。只有到乡村去，乘坐货车改装的青蛙形状的“小四轮”和响得比拖拉机还厉害的三轮车，或者高级一点的只留七八个座位以空出地方来装人以尽量多拉客的小中巴，才由司机说了算。乘客在车上热啊冷啊挤啊臭啊被性骚扰啊，司机都管不了，司机只能管什么时候开车。什么时候乘客满了，车自然就开了，不然再嚷嚷也没用。
“乡村”就是这样，“负责人”说了算，“主人”的话有点用但是用处不大。在放电影之前，师傅总是不停地对幕布。不停地对。有时把光柱打到了天上，照得头顶的树叶反出白光，夜鸟扑扑扑惊飞，顺便拉下一泡白色的鸟屎。有时跑到了红砖墙壁上，突如其来的光亮往往吓走了壁虎。壁虎尿是有剧毒的，要是撒进人民大食堂的大饭锅……麻烦就大了。人们眼光跟随那块四方光块晃动，师傅也故意把镜头晃来晃去，大部分人都哈哈大笑起来。相比而言，这种笑声是乱哄哄的，而听完领导“幽他一默”之后的笑声，是齐崭崭的。
混杂着这种笑声，坪上的骚动，吵吵闹闹，起伏的喧嚣，远远听去像是集市正旺的声音。
这种壮阔的波澜，当然是无数声响流动的集合。
卖零星东西的吆喝还算是平和的，因为他不用叫也能卖出去，叫反而耽误他算账。但是土狗对生人吠叫就有好处，只要不冲上去咬人，它至少增添了部分热闹气氛，而主人图的就是热闹。为了强调这种热闹（后来变成了风俗），本家人特意在空地上放了几千响炮仗，硝烟和碎纸屑漫天飞舞，吸引了诸多耳朵；碰上舍得的，放上几只烟花，则众人的眼睛也有福了。还有孩子找爸爸，爸爸找孩子，孩子喊妈妈，妈妈喊孩子……两个人为争抢一块摆凳的档，你骂我一句娘，我又骂你一句娘，你再骂我一句娘——终于推推搡搡动起手来，又有好多人跟着起哄。那时就不再是瀑布飞流波涛汹涌了，我们将置身地下摇滚演唱会现场，感受到那无与伦比的疯癫与热烈，愤怒与狂欢。打的人脸红脖子粗，类乎何勇表演《我们生活的世界好像一个垃圾场》，鼓足了劲往前挣，上身虽然被人抱住了，脚还对着看不清的目标大致所在的方向拼命踢踏，嘴里一连串威胁加辱骂的字句像耍魔术一样喷涌出来，唾沫星子覆盖了方圆三米之内每一寸土地……不过只要不让任何一方抓到家伙——凳子或砖头或自家脚上的鞋，他们的拳脚想挣脱众人围抱，那是万万做不到的。而且，电影一开映，大家都转移了注意力，他们觉得再闹下去也没什么意思。所以，电影就好像开会时的领导一样，它一到来，场上就安静了，虽然吃瓜子的还是大有人在。
而我们这些小毛孩，除了一蹦一跳看幕布上光块的移动，故意在幕布前面一站留下一个人头，一个“丫”形手势，也喜欢兴奋莫名地往人群中钻，别人还以为是一条狗。等我们好不容易拱到机子边上去，那里的人已经多得密不透风。我们身小力气小，难以站稳，呼吸不畅，只好自行摧毁已经到手的地位，又钻了出来。
放映员还在对幕布，还在。我们只好呼朋唤友，像一群老鼠绕来绕去。溜到黑地，用弹弓打别人屁股。学看过的电影里的人，啊啊啊叫着，手舞足蹈，得到一种满足的娱悦。
有时这种动作就不是奇怪，而是扎实；不为娱乐自己，而为欺负别人。总是有外村单独来看电影的小孩——就算大一点也无妨，我们人多——不凑巧站在外面。他伸长脖子看幕布又看不到，还傻呵呵笑个不停。我们就走到这个悖时鬼后头，几个人影一齐罩过去，和《发条橙》打流浪汉那一段一模一样。该悖时鬼刚才还欢欢喜喜的南瓜脸马上吓成了丝瓜脸。“你个野种，我们去玩去？”我们就是这样邀请他的，话语轻松，不怀好意。那时小孩欺负人都是这样说，我基本上敢肯定不是从电影中学来的。至于后来港台黑帮片里头的老大那种酷毙了的满不在乎的对白和神气何以就和几个小毛孩那么神似，我不知道。
我们就在附近田里把他打了一顿。打人并不是没有顾虑，很可能第二天他老爸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