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探险家- 第71部分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弗兰克不跟我们去北极了。”他说道。

　　我扑向他，抱住他，像爱斯基摩人一般围着他跳起舞来。

　　库克医生告诉我，从请他跟我们一起呆在伊塔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在我们达到目标或自己返回之前，要早早把鲁道夫·弗兰克送回去。

　　“我们需要他帮忙修建小屋，我们也应对他的陪伴心存感激，他从布鲁克林来，陪我们度过了北极的黑夜。这听起来很残酷，可我从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或许会让他先走的。”在太阳回来以后，库克医生告诉了弗兰克他的决定。

　　他们用德语交谈，弗兰克指着我，很明显是在说库克医生对他不公平，为什么要把整个冬天都靠人照顾的病人留下。

　　他们争论时，库克医生从没提高嗓门，只是告诉他有人得留下照看小屋和其中的物品。

　　争执延续数日，弗兰克最终屈服了。

《纽约的探险家》第35章

　　我们装了11架雪橇，有枪支弹药、肉饼、毛皮、三个烧酒精的野营炉、备用雪地鞋，还有一顶帐篷。

　　库克医生从许多爱斯基摩志愿者当中选了12位跟我们一起走。

　　库克医生告诉我，只有两个会和我们一起到北极，他没有告诉我是哪两个。

　　没跟我们一起走的爱斯基摩人给了我们一些狗。

　　出发时，我们有103条狗，有替换的狗。

　　它们可以分组拉雪橇，其他的可以在一旁奔跑。

　　我们的狗、雪橇和人们的车队要离开伊塔的时候，太阳已经可以升到半空了，而出来之前和之后都有很长一段的黎明和黄昏。

　　留在身后的人跟我们挥手道别。

　　库克医生说，爱斯基摩的语言里似乎没有“再见”这个词。

　　弗兰克早上跟我们有礼貌地告了别，他呆在小房子里。

　　我为他难过，也为在极地黑夜中我曾针对他而产生的那些想法而难过。

　　我们跟着爱斯基摩向导穿过埃尔斯米尔。

　　除了有些艰难，坐雪橇前行要比呆在单调乏味的北极黑暗中好忍受得多。

　　我有生之年第一次留起了胡子。

　　没有镜子，可以用手感觉到。

　　我的病看来更多是心理方面而不是身体上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像所担心的那么虚弱。

　　可第一周时，我很容易疲倦，时不时地得在雪橇上坐一会儿。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没用的旅客，一个雪橇狗的负担，探险队的累赘。

　　可我很快就学会跟上别人的步伐，很快学会穿着雪地鞋小跑，还有在平坦地区站在雪橇后面转弯的窍门。

　　库克从他驾驭的最大的雪橇上卸下了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架。

　　他把一些装备和给养装在上面，放心地交给我。

　　我很快便学会了驾驭的“窍门”，主要就是要信任狗，它们知道该往哪儿跑。

　　库克医生给了我一双琥珀色的护目镜，跟他的一样，以防雪盲。

　　只要一看到我和库克医生戴着护目镜的样子，爱斯基摩人便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一阵子海岸上没有大的冰块，冰面相当平坦。

　　但我们马上便碰到不同寻常的极地障碍。

　　我们得花几天时间绕路才能穿过在压力下形成的冰脊，还有没有冰冻的水面。

　　如果找不到绕过冰脊的路，我们就得用冰斧劈开一条路，要不是因为人多，我们还真办不到。

　　我们14个人就像是在一条矿脉上工作的矿工，目的不是要在冰脊上直接开出一个通过的口子来，只是要开出一条类似的路，然后可以把雪橇托过去，或是拉上去。

　　有时一天只有平坦的冰面，我们14个小时里走29英里。

　　另一天，我们根本没前进，只是在冰脊上开道，直到第二天才过去。

　　到达法吉尔角的时候，气温是华氏零下83度。

　　我们看到了麝牛，够我们去北极的给养了。

　　我们在沿途还可以隔一段藏一些，返回的时候再吃。

　　我们到达库克医生地图上标有名字的地方时，库克医生说起了它们的名字。

　　尤里卡海峡，南森海峡，斯瓦特沃格海峡，最后那个起得很贴切，那儿的岩石都是深黑色的。

　　然后是最北头的阿克塞尔·海伯格岛。

　　库克医生和我都是第一次看到极地洋面的样子。

　　在那儿，我们只带了最需要的物品，把六位爱斯基摩人送了回去。

　　等我们快看不到大地的时候，库克医生又让四位爱斯基摩人回去了。

　　库克医生选了两位爱斯基摩人伴随我们，一个叫埃图克述克，另一个叫阿瓦哈。

　　他说之所以选择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好或最强壮的向导，而是因为他们年轻，可塑性强，比较听话。

　　他们听从他的命令，不会违抗他。

　　每天我们都精疲力竭，说不想睡都不可能。

　　我睡得好像我这一生都没睡过觉一样，整整一夜动也不动，也不做梦，早上起来时跟我晚上爬进睡袋时是一个姿势。

　　我把头放下，下一刻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库克医生的手在我的肩膀上，他跟我说“早上好”。

　　他总是听上去好像是从外面走进来叫醒我一样。

　　他好像从不睡觉。

　　他说是狗看到太阳后便会把他吵起来，可狗再怎么叫，也没法吵醒我。

　　有时候我醒来会看到他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好像他整夜都是这样子。

　　狗跑上半个小时就不叫了，奔跑的节奏已经让它们叫不出。

　　不用催它们向前，我们也不用互相说话。

　　走到半途的时候，库克医生会拿出指南针看看方向，所有的雪橇都只是跟着他。

　　只有当用到六分仪的时候，我们才会停下，可就是这样也不会互相说话。

　　库克医生看他的仪器时唯一的声音是人和狗的喘气声。

　　我意识到我们总是这样呼吸的，但被脚踩在地上的声音盖过了，被狗拉雪橇的声音盖住了，也被雪橇在冰上划过的尖厉声盖住了。

　　我们有时会停下点燃酒精炉，在茶壶里烤化冰块，盯着小小的火焰奇迹般地跳动。

　　我们会围成一个圈，防止火被风吹灭。

　　看上去在组成世界的元素里，火的部分只剩下这点蓝色了。

　　我们最有乐趣的事情是喝茶和睡觉。

　　我们吃肉饼的时候没有一点胃口，那味道跟燃料差不多，又跟太妃糖一样易碎。

　　很快，我们就到了爱斯基摩人也从没到过的地方。

　　对于怎么用指南针和六分仪，他们还都不如我。

　　我们看不见大地，看不到什么标志性的地方。

　　我们没有参照物，库克医生也找不到一个他可以指着的目标，然后告诉我们得用多长时间到达那儿。

　　我们的前面，后方，周围的一切都在动，以觉察不到的方式在动。

　　如果我们按照原路线返回，从航海角度看，我们再也碰不到曾经熟悉的东西了。

　　我们将找不到曾睡觉的小屋。

　　我们要是能在身后撒下一路的油漆，就算不曾下雪，回来时也不会找到了。

　　我们一路走过时的冰会融化，位置和形状也在不断变化。

　　有时候我们感觉最好不要在某些地方扎营，因为给我们的感觉不仅仅是在移动，而是我们在被移动。

　　看起来固定而坚实的表面上，我们感到自己是在无助并且无目的地漂流。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看着身后，跟昨晚的样子不一样了，我们找不到自己从哪儿来的。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昨夜停下时看到的前方，也和现在的不一样了。

　　我们唯一的向导就是库克医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们在哪儿，他在地图上标出我们的位置。

　　他会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听他说我们在哪儿，尽管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算出来我们的位置的。

　　他用工具持续度量天气和冰的状况，计算海流，记着日志，每天不同的时间记下我们影子的高度。

　　我嫉妒他会用这些仪器，可以把数据收集起来用到地图上，可以在白色的海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爱斯基摩人也是第一次到看不到大地的地方来，他们吓坏了。

　　他们不习惯让别人领航。

　　他们没法理解地图上竟然没有大地，他们也许在担心我们已经迷路了，担心库克医生带错了路，我们估计都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们两个没有对库克医生表现出任何敌意，可有一天赶完路时，他们之间小声说了些什么，又难过地摇着头，好像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时不时库克医生会照几张像，他想在帐篷里面冲洗，可是我们没法让帐篷里变得够暗，所以相片上只有几个微弱的光点。

　　风暴过后的天气里，冰上会形成的一个人宽的裂缝，在气温骤降时会碎裂。

　　有天晚上，我们睡觉时，下面便裂开了。

　　等醒来时，帐篷已经被分到两边去了。

　　我们刚刚有时间爬出来，没有直接掉到下面的海水中去，或是掉在裂缝里，等它再次冻住时被挤碎在里面。

　　库克医生说，极地的海和南美洲与南极之间的海不一样。

　　冰虽然在不停移动，但却更久远、更厚、更硬，也更致密，压缩得更厉害。

　　南极因为在大陆中心，会穿过更多的大地而非海洋。

　　知道脚底下是土地也比知道脚底下是海水要踏实些。

　　你在极地海面行走的时候，不会感觉脚下的冰在动。

　　我有时会觉得底下并没有水，下面一直是冰，就像100万年前一样，冰就像是从地球中心喷出的白色岩浆。

　　我们也会偶遇冒着水雾的一条水带，如同幻象一般。

　　冰才刚刚分开，水已经开始结冻了。

　　在零下50、60、70度的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