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了组织，远离了革命，就像在暗夜里行路，深一脚，浅一脚，走得十分艰难，走得磕磕绊绊。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心中有梦，他们心中始终有着一颗红星在闪耀。
在贵阳无法安身之后，两人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南下广西，经广东、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希望在这里能找到党组织。
然而，不幸的是，一到上海，他们就被罗明的堂弟——一个鸦片烟鬼出卖。两人再次入狱，被押送到南京监狱。在狱中，罗明患了重病，被同乡保释出狱后，靠着谢小梅糊信封赚取微薄的生活费，两人艰难地生活下来。罗明病好后，他们回到了罗明的家乡广东大埔。
由于坐牢、逃亡等种种原因，他们一直没能与党组织联系上。在大埔，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他们欣喜万分。然而，时过境迁，因无法证明两人离开红军后的经历，当地党组织不接纳他们回到党内，只同意他们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
这无异于一盆冰水。
满腹的委屈、辛酸和悲伤一起袭来，谢小梅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擦干眼泪，她和丈夫没有气馁。两人分别改名，一边以教书谋生，一边进行革命宣传。1947年，局势恶化，中共南方局遭到破坏，在家乡很难继续开展工作，两人经组织同意，离开大埔前往新加坡，仍以教书谋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着希望和梦想，他们回到了祖国。建国后，谢小梅随丈夫调到广州，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她当过图书管理员，当过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的工会干部。1973年退休时，她的行政级别是21级，月工资是45元5角。
在默默无闻、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中，她一天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梦想。就像鱼儿没有水不能存活，鸟儿没有翅膀就不能飞翔一样，人生不能没有梦想。没有梦想，心灵就会干枯荒芜；没有梦想，人活着就会没有希望。
在和平年代的夜里，常常有雄浑的军号和铁马冰河闯入她的梦乡。她不断地写信，向当年的领导、战友，向各级党组织申诉，绝大多数信件都像冬天飘落的树叶，化做了春泥。笔写秃了，沾着泪水的墨写干了，青丝变成了白发，岁月陈旧了颜色。直到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才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承认她是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工资待遇调整为行政17级。
拿到那盖着鲜红大印的通知书，她激动得泣不成声。是梦？非梦？她几乎难以自持。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经过几十年残酷的洗礼，她又获得了重生，她又重新站在了镰刀斧头的旗帜下，重新回到了队伍里。
她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和奋斗，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一切的苦难、折磨、伤痛和迷惘，都不会使梦想褪色，而只会使她像北斗星一样更加闪亮。夜愈黑，星愈亮。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坎坷曲折之后，这个梦想会变得更清晰、真实、完整，实现这个梦想的意志也就更加坚定，走向这个梦想的步伐也就更加踏实有力。
从在贵州离开长征的队伍算起，谢小梅个人的长征，又走了整整46年。
这一年，她已经68岁。
责任编辑 伊丽霞
女性的天空
凌云岚
1938年，被战争困在西安的聂绀弩打算前往延安，临行前的一晚，他在西北路上碰见萧红，两人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交谈。那晚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着她帽外的长发。聂绀弩发现，和萧军的最终分手显然令萧红的心情极不宁静，她话说得很多，但说话的神情却是心不在焉的，脸色更是白得跟当晚的月色一样。十年后，聂绀弩回忆起那一夜的萧红，他仍清楚地记得，萧红近似喃喃自语的话中有这么一段：“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许是因为对这番话印象深刻，启行的时候，聂绀弩在人群中对着萧红做出了飞的姿态，又用手指着天空，那一刻，他相信自己看到了萧红会心的微笑。
一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相对成熟的文化市场和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吸引了大批思想激进的文学青年。1934年，两个年轻人乘船从青岛来到上海，成为这个都市漂流族群中的一员。和其他文学青年一样，手中的作品是他们进入这所城市的唯一资本。此时，他们用来敲开城市大门的是一本合集《跋涉》和萧红刚刚完成的长篇小说《生死场》。
在到上海之前，萧红和萧军就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鲁迅，不过直到一个多月后，他们才得到和鲁迅见面的机会。鲁迅曾反复声明他不赞成青年们找什么导师，不过他自己的身边还是聚集了一批以他为精神导师的年轻人，“二萧”也很快进入了这个圈子。在萧军、萧红进入上海文坛乃至上海这座城市的过程中，鲁迅的扶持是不容忽视的因素。1935年，在鲁迅的帮助下，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中的两本出版。据胡风回忆，这两本书出版之后，销售不错，他们因此成了名作家，生活状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生死场》奠定了萧红的文名，这个年轻的女作家，是以一种相当独特的风格登场的。30年代东北的沦陷，使得一批青年作者从故乡流浪到北平或上海，他们的笔总是离不开那片黑土地和那片土地上的人民。对故土的眷念和特有的粗犷文风，使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的风貌，这些青年也因此被称为东北作家群，“二萧”自然作为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被文坛接受。和这个群体中旁的作家一样，萧红的《生死场》展示的正是“九·一八”事变后黑土地上人民的死生和命运。然而在趋同的主题下，萧红那令很多人“不安”的个人风格却已经显现。《生死场》最初的读者之一胡风，受鲁迅的委托为这本书作序，他“吃惊于作家对她所写的人物的敏锐感受，用字的大胆和特殊的风格”，遂以“有着天才闪光”的字样来评价这部作品。
胡风的阅读感受“吃惊”，同时也出现在很多初读萧红的人的回忆中，他的夫人梅志在丈夫的推荐下读了《生死场》，在感动之余也忍不住对作者的写法提出质疑：“怎么这样写呀？忽然这样，一下子又那样，一点不连贯，也不完整，简直把人搞糊涂了，不像小说。‘小说作法’上一定没有这样写法。”梅志的困惑显然同样困惑着其他读者，直到萧红写出她最精彩的作品《呼兰河传》，这种质疑仍未停止。对于萧红和她的《生死场》，胡风虽不吝惜自己的赞许，在他的评价中仍没有完全回避这种质疑，他称赞《生死场》的好处在于它是本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其中充满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不过更难得的是也有“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至于该书的缺点，在他看来，首先便是题材的组织力不够，全篇看上去只是一些散漫的素描；人物描写方面的性格不突出；语法句法太过特别。
现在看来，恰是胡风所说的缺点构成了萧红写作中最具个人风格的几个方面，《生死场》的价值也多在于此。和萧红其他作品一样，《生死场》对于读者来说是个挑战，稍有文学感觉的人在读了萧红的作品之后会自然而然地感受到这个女作家的魅力，却很难用精确的言语表述。因此对于当时和后来的众多研究者评论家而言，如何在已经成型的文学价值体系中为这本书找到准确的位置，成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回避其个性化的特征，强调《生死场》抗日救亡的宏大主题和史诗性写作风格成为评论家的主导方向。
《生死场》截取了“九·一八”前后东北北部农村乡镇的生活图景，以一种拼贴画式的风格将这土地上的各种生死加以组合。同样的时代主题，萧红采用了一种个人风格明显的叙述方式。与《八月的乡村》不同，《生死场》基本没有正面描写抗日战场或激烈的民族战争，甚至可以说作者的一枝笔多少有些游移。在有意无意之间，萧红将她的大部分笔触花在乡村女性命运的叙述上，女性个体的悲剧命运和整个民族的命运就这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纠缠在一起。这种结构方式必然带来全书结构上的“散漫”化，原本突出鲜明的时代主题中插入了各个女性的人生片断，月英的瘫痪和死亡、金枝的生产和苦痛……女性在承受着乡村土地上最原始的生命轮回，与胡风和其他评论者所赞赏的描写村民的觉醒和反抗的高潮相比，这些琐碎的然而细致的人生片断总能给人更为真切的感触。
这正是萧红所擅长的。二萧的朋友锡金回忆过他们中的一次争执，萧军发了个怪论，认为文学作品中以长篇最伟大，中篇次之，短篇小说又次之。他联系当时在场的人，举例说他正在创作的史诗性长篇《第三代》最伟大；萧红的长篇《呼兰河传》也正在写，不过在他看来萧红是没有那个气魄的。虽然这只是个玩笑，不过从《生死场》来看，萧红确实不太擅长宏大叙事，至少可以说，使用这种叙事构架反而会掩盖她的特点和优势。作为女性，她的细致和敏锐，她对女性命运的独特感受，她从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带来的悲悯情怀，才是她所独有的东西。萧红的创作才能在她对文体的创作和选择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从《生死场》开始，一种不合常规的小说写法，一种散文化的、诗化的叙事风格开始显现，并最终在《呼兰河传》中达到成熟。可以说，萧红一直在寻找最适合她的个性的写作形式，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