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术动了将近三个小时,父亲被推出手术室的时候,闭着眼睛,头上缠着绷带,几根塑料管子从绷带里伸出来,连接在头边的塑料袋子上。旁边的护士手上高举吊瓶,一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对母亲焦急的询问只回答了一句还好,就什么也不说了。父亲被推进了脑科病区的重症监护室,母亲也想跟进去看看,结果被挡在了门外。几分钟后,那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医生出来了,对母亲说,手术是成功的,但因为父亲的身体状况很差,所以目前什么都还很难说,要观察一段时间再看,现在你们可以回家了,但必须留下一个人在这里,以便有什么情况好随时通知你们。
医生走后,姐姐又去找病区医生了解情况,一会儿她回来后对我和母亲说,父亲要在重症监护室里住一些天,等病情稳定了才能出来,接着我们商议了一下,决定我留下来住在医院,母亲和姐姐回家。母亲又一再嘱咐我,要我千万别乱跑,怕父亲有什么情况找不到人。
我住在父亲的病房里,睡父亲的那张病床,吃父亲的病号饭,仿佛我也成了一个病人,在医院里安顿了下来。姐姐当天给我送来了洗漱用品和几本杂志。同病房里还有一个老头,他已经动过手术了,头上缠着绷带,整天像段木桩似的躺在床上不吭不哈也不动,他的老伴在一边陪护着他。那是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腰板笔直,阔脸浓眉,神情凝重。
白天,我无事可干,看看杂志,在走廊溜达溜达,要不躺在床上养神。傍晚跟母亲通个电话,告诉她没什么情况,好让她放心。病房晚上九点钟熄灯,我不习惯这么早睡觉,就到安全通道去抽烟,从打开的窗子观赏夜景。虽然时间还早,可走廊上除了偶尔一个护士走过之外,不见一个人影,四处静悄悄的。
一会儿,一个上身穿着暗红色运动衫的,瘦瘦的小伙子推开走廊尽头的门,也到安全通道来抽烟。他留着胡子,头发很长,背靠在墙上,一脸疲惫。我看了看他,等他抽完一支烟后,我走到他旁边,又递给他一支烟。他客气了一下,就接过去抽了。我们聊了起来。我本来以为他也是病人家属,可没想到他却是病人家属雇来的护工。他护理的是一个重病人,躺在床上昏迷不醒,需要全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护理:每隔上一会儿要给病人吸痰,挂液瓶子空了要去通知护士来换。
我问他:“你说的二十四小时不间断护理是什么意思,你不睡觉吗?”
他说:“我不睡觉。”
“你怎么可能不睡觉?”
“我不能睡。”
“你不能睡?人怎么可能不睡觉呢?”
“习惯了就好了。”
“那你吃得消吗?”
“还行,抽空出来抽抽烟,有时也闭几分钟眼睛,打个盹。”
“你护理这个病人多长时间了?”
“大半个月了。”
“这样不行啊,人老是不睡觉身体要垮掉的。”
他咧开嘴笑笑。“没有办法,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停了停,我又问他:“你这么干,能挣多少钱?”
“这里的护工都是一个价,按小时算,一个小时一块钱。我是二十四小时护理,一天挣二十四块钱。”
天哪,他这么不睡觉地干,竟然一天只挣二十四块钱!我简直难以置信。“这也太少了。”
“比在家种田好多了。”
我又询问他的家庭情况,他告诉我,他是安徽人,已经结婚了,是和老婆一起从家乡出来的,家乡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他老婆在另一家医院当护工。他们为了省钱,没有租房子,他和老婆就呆在各自干活儿的医院里,平常难得见上一面。
他走后,我又在安全过道里抽了两支烟,想着这个小伙子的艰难处境,想着这些进城来打工的农民活得可真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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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7
回到病房,那个头上缠着绷带的老头发出轻微的鼾声,那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无声无息地睡在旁边的一张折叠床上。我轻手轻脚地铺好被子,就上了床。换了新地方睡觉,很不踏实,加上那个老头发出的轻微鼾声,也让我难以适应。我先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片刻工夫又醒了。忽然,借着外边走廊照进屋里的微弱光线,我看见那个身材高大的老太太正盘腿坐在折叠床上。她闭着眼,嘴唇在动着,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搞不清她在干什么,看了她很久,直到我睡着,她始终都是这副样子。
早晨,我问她:“大妈,夜里我看见你坐在床上,在干吗呢?”
“我在念经,”老太太回答,“我是信佛的。”
“为什么要夜里念呢?”
“夜里安静。”
哦,这是个有信仰的老太太,我对她产生了几分好奇。她的举止缓慢,加上身材高大,给人一种庄严感。她大多数时间就是坐在她老伴旁边的一把椅子上,什么也不干,目光平静地看着她的老伴,看着我在病房里进进出出。她出去打开水的时候,总会把我的水瓶带上。对我的感谢,她只是轻轻地摇摇手,报以微笑。她不爱说话,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查房的医生(当医生对她说她老伴的病情的时候,她就神情凝重地点点头),仿佛对这个世界她已经没有多少兴趣,也不想再说什么了。
到第四天,开始允许探视父亲了,时间是上午的九点到九点半。母亲和姐姐从家里带来了鸡汤,我们一起进到重症监护室里看父亲。父亲挂着水,头上缠着绷带,从绷带里伸出四根塑料管子,管子连接的塑料袋里有不少血水。旁边的桌上还放着一台仪器。父亲的气色还好,神智也清楚了,对我和姐姐说,噢,你们也来了。姐姐把鸡汤倒在碗里,用吸管喂父亲喝,母亲让我打来一盆热水,她给父亲擦了擦身子。
探视结束,母亲和姐姐找医生了解了一下父亲的情况,就离开了。下午,我正躺在病床上发呆,听见外边传来了吵闹声,我赶紧跑出去看。走廊中间的护士站那里有不少人,几个神情激动的男女正和医生护士大声说着什么。我过去问旁边看热闹的人是怎么回事,别人告诉我,一个小伙子死了,现在家属说是医院的责任,不让拖尸。那边,靠着重症监护室的一扇房门打开了,一男一女搀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出来,那中年男人到了走廊上就挣脱开了搀扶他的人,不顾一切地躺到地下哭喊了起来,还用拳头砸着地。看热闹的人一起拥了过去,我也夹在其中,趁着周围乱哄哄的,我挤进了刚才打开的那扇门。里面有很多人,有穿白大褂的,有不穿白大褂的,有人在说话,有人在哭,我看到在里面的一张推车上,一个身上盖着白被单的小伙子躺在上面,他的脸上暗淡无光,毫无血色,苍白得像一张纸,这就是那个死人了。我想再走近去看看,被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给赶了出来。
“听说这小伙子还是大学生呢,”一个看热闹的人说,“可惜了。”
“他是怎么死的?”另一个人问。
“脑癌。”第一个人回答,“从手术室出来就不行了。”
母亲和姐姐再来探视父亲时,我告诉她们今天这里死了一个人,是个小伙子,母亲叹了口气,眼睛有点红了,大概是联想到了父亲。姐姐赶紧岔开话题,问我住在医院里感不感到无聊,要不要她来替换我。我当然非常无聊,巴不得有人来替换我,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做。我说住得还行,不用替换了。
傍晚,我在医院的院子里散步,看到医院的门口有一家小超市,就走进去转转。在货架上我看到了有我平时常喝的通化红葡萄酒,我想了想,就买了一瓶,又买了一小袋牛肉干。回病房的时候,我把葡萄酒揣在怀里,以防别人看见。我考虑在病房喝酒影响肯定不好,再说我父亲还躺在重症监护室里呢,这时候做儿子的却喝起酒来,确实不太像话。
我打开床头柜的门,蹲下身去,偷偷从怀里拿出酒,倒进床头柜里的一个大搪瓷茶杯中,然后我靠在床头,一边吃牛肉干,一边就着搪瓷茶杯喝酒,这样别人就会以为我是在喝茶呢。一瓶酒喝完,进入了微醺状态,感觉恰到好处,脱衣服睡觉,一个无聊的晚上就这样被打发掉了。而且酒后也睡得踏实,一觉醒来就是早晨了。
我觉得这办法真是不错,到了傍晚我又去买酒。现在,至少是晚上,我不再感到无聊了。
大约是父亲住在重症监护室的第十天,夜里,我酒后睡得正香(这天晚上我喝了一瓶半葡萄酒),突然被床头上方的小扩音器吵醒了,扩音器里反复说着,十八床的家属到重症监护室来,十八床的家属到重症监护室来……我睁着眼,懵懵懂懂地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边坐在折叠床上念经的老太太对我说:“叫你呢,快去啊。”我这才有点清醒过来,飞快地下了床,穿上衣服就往外边跑。
重症监护室里灯光通明,一个医生一个护士还有一个女护工站在父亲的床边,父亲的两手两脚被用绷带绑在床上,他正一边挣扎一边大喊大叫。这场面让我十分吃惊,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医生对我说:“你父亲要拔掉自己头上的管子,怎么劝都不行,我们只好把他绑上了,但他这样挣扎对他极为不利,他的血压很高,要是挣扎下去,脑血管再破裂了就麻烦了。你劝劝他吧,也许他会听你的。”
听医生这么一说,我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赶紧对父亲说:“爸,爸,你千万别动了,你再这样动下去很危险的,爸,爸,别动了。”
父亲喊着:“你叫他们把我放开,我也不是反革命,他们凭什么绑我?我革命这么多年了都没被绑过,他们这是犯法,我要告他们,叫院长来,叫他们领导来,‘文革’早就结束了,他们还搞‘文革’那一套,无法无天……”
我说:“爸